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六评紫黄《身处海外，纪念毛泽东》

爱国侨胞

我始终不明白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给中国带来无限动荡的运动。为了权力？反帝？防修？
——紫黄：《身处海外，纪念毛泽东》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国内的文革时研究学者王年一早在１９８３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王年一上面这段话说明作者其实看出了其中的关系，甚至也婉转点出了毛泽东的意图是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然而大概是受国内的政治环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责任归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文章中说：“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份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　　　

杨小凯指出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失败同他发动文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他的失败如何导致文革的过程没有作详细的论述。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

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尽管不无认识上的错误，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 　　王若水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后下定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心。 　　

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成为了刘少奇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张戎和　Jon　Halliday　所著《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谦有着类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有同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泽东想把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想法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生产更多的钢铁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征集更多的粮食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这条路线遭到严重挫折，也使毛泽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望受到打击。同王若水和高文谦一样，该书也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的转折点，他们根据对王光美、王力等人的采访和其他材料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照毛泽东原来的用意，“七千人大会”是为了代替按党章应当召开的党的“九大”——毛担心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如果召开正式的党代会自己会被选下去。根据毛的安排，中央先预备好一份决议的草案给大会定下调子，草稿里笼统而轻描谈写地承认过去几年里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里再来一个大跃进。会议的头两个星期没有全体大会，分组对这份草稿提出意见，由于与会人员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人们对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后在全体大会上由刘少奇来宣读“集中”大家意见之后的定稿。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把自己的意图变成党的决议，又可以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为这个文件共同负责。然而，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出其不意地离开了原定的调子，用作者的话说，是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当着毛的面在七千党的干部面前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过去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成绩和缺点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在出席会议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刘少奇讲话的鼓励下，他们纷纷大胆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了。这就使毛泽东不得不延长会期，把林彪请来发言以抵消刘少奇讲话的影响。林彪以军队首领的身份，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肯定，毛主席一贯正确；这几年的困难只是交了点“学费”；“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紧跟毛主席。”林的讲话阻吓了出席会议者的对毛泽东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深入批评，使毛泽东得以过关。据王光美对该书作者说，刘少奇见到林彪出场就嘀咕：“林彪来讲这样的话，麻烦了。”不过毛泽东从七千干部在会议中表达出来的强烈情绪中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公开自我批评，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严厉的粮食征购计划。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给平时小心翼翼的刘少奇赢了一着棋，又等于被当时全国的当权派喝了倒彩。这使他认识到从上到下的整个干部体系不是他的治国路线能够依靠的对象，相反，从此时此刻开始，毛泽东内心对刘少奇和所有出席会议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滋生了满腔的怒火，国家主席和党的骨干成了他复仇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要发动文革让刘少奇和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地狱之苦。　　　

近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突破官方设置的禁区，接受和认同上述杨小凯到张戎等人观点。例如韩钢就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且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这个分歧的起点，因而也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作为这种认识的佐证，他认为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始终在他的心头，他要算这笔账。
　　

胡硕士

我始终不明白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给中国带来无限动荡的运动。为了权力？反帝？防修？
——紫黄：《身处海外，纪念毛泽东》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国内的文革时研究学者王年一早在１９８３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王年一上面这段话说明作者其实看出了其中的关系，甚至也婉转点出了毛泽东的意图是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然而大概是受国内的政治环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责任归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文章中说：“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份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　　　

杨小凯指出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失败同他发动文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他的失败如何导致文革的过程没有作详细的论述。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

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尽管不无认识上的错误，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 　　王若水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后下定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心。 　　

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成为了刘少奇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张戎和　Jon　Halliday　所著《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谦有着类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有同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泽东想把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想法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生产更多的钢铁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征集更多的粮食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这条路线遭到严重挫折，也使毛泽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望受到打击。同王若水和高文谦一样，该书也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的转折点，他们根据对王光美、王力等人的采访和其他材料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照毛泽东原来的用意，“七千人大会”是为了代替按党章应当召开的党的“九大”——毛担心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如果召开正式的党代会自己会被选下去。根据毛的安排，中央先预备好一份决议的草案给大会定下调子，草稿里笼统而轻描谈写地承认过去几年里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里再来一个大跃进。会议的头两个星期没有全体大会，分组对这份草稿提出意见，由于与会人员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人们对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后在全体大会上由刘少奇来宣读“集中”大家意见之后的定稿。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把自己的意图变成党的决议，又可以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为这个文件共同负责。然而，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出其不意地离开了原定的调子，用作者的话说，是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当着毛的面在七千党的干部面前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过去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成绩和缺点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在出席会议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刘少奇讲话的鼓励下，他们纷纷大胆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了。这就使毛泽东不得不延长会期，把林彪请来发言以抵消刘少奇讲话的影响。林彪以军队首领的身份，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肯定，毛主席一贯正确；这几年的困难只是交了点“学费”；“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紧跟毛主席。”林的讲话阻吓了出席会议者的对毛泽东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深入批评，使毛泽东得以过关。据王光美对该书作者说，刘少奇见到林彪出场就嘀咕：“林彪来讲这样的话，麻烦了。”不过毛泽东从七千干部在会议中表达出来的强烈情绪中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公开自我批评，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严厉的粮食征购计划。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给平时小心翼翼的刘少奇赢了一着棋，又等于被当时全国的当权派喝了倒彩。这使他认识到从上到下的整个干部体系不是他的治国路线能够依靠的对象，相反，从此时此刻开始，毛泽东内心对刘少奇和所有出席会议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滋生了满腔的怒火，国家主席和党的骨干成了他复仇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要发动文革让刘少奇和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地狱之苦。　　　

近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突破官方设置的禁区，接受和认同上述杨小凯到张戎等人观点。例如韩钢就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且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这个分歧的起点，因而也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作为这种认识的佐证，他认为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始终在他的心头，他要算这笔账。
　　
爱国侨胞 发表于 2013-12-28 16:46

跟这个叫高华的说法差不多；

爱国侨胞

跟这个叫高华的说法差不多；
胡硕士 发表于 2013-12-28 18:18

视频时间太长，请给出相关文字资料。谢谢！
   

爱国侨胞

我始终不明白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给中国带来无限动荡的运动。为了权力？反帝？防修？
——
1，文革有“反帝的目标和行动吗？没有。因此，发动文革显然不是为了反帝。

2，文革前期被打倒的、侥幸活下来的以邓小平为头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后期基本上都“解放”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比当年的苏修要“修”得多得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如果没有这些修正主义去修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沿着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路线走下去，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今日的中国大陆一定比北朝鲜更悲惨！修正主义好得很！

世事如棋人如水

为什么发动文革？为了保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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