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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间谍”西方肆意诋毁中国
西方是工业间谍的滥觞,也是大本营。但是,在间谍问题上西方的价值观是错乱的。在间谍的眼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只有利益(或国家利益或一般商业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有关防范“黄色间谍”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防日益严重,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早在1996年,中央情报局就将中国、法国、以色列、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六国列为“美国境内从事非法工业间谍行为最猖獗的国家”。1999年5月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几乎就是一本“中国间谍大全”,洋洋洒洒达872页,罗列、编造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材料,把“华人刻画为都是不可信任的”。
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米勒在国会听政时作如此评述,“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成为给美国制造最大间谍威胁的国家。”美国反间谍研究中心把中国列为在美进行商业间谍活动最频繁的国家,FBI估计,有3000多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做生意为幌子”偷窃军事、商业和技术情报。200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多次听证,以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中心,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在美国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2007年10月,《时代》周刊撰文称“中国的间谍活动是美国技术面临的最大威胁”。2007年8月26日的《明镜》周刊,刊登封面文章《黄色间谍》,详细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对德国总理府、外交部、经济部和科研部电脑系统的全面攻击,等等。
其实,工业间谍缘起西方,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而日趋泛滥,如今叫嚣最厉害的德国与美国,曾经在上百年期间,一直是国际工业间谍最活跃的国家。为获得当时先进国家英国的先进技术,德国往往采取偷窃英国的工业设备、吸引甚至诱捕英国的技术工人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动。2001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派出商业间谍到通用汽车公司偷取数箱机密计划文件,被诉后不得不向对方支付1亿美元的庭外和解费。美国不断指责中国侵犯美国专利,但要知道,专利法1474年在威尼斯就已出现,而美国一直到1836年才施行,而且只保护本国专利,对于国外的专利则肆意侵犯,到20世纪60年代专利法才在西方真正广为实行。
中国:国际工业间谍纷至
安全意识薄弱,防范能力建设严重不足。在世界历史上,在西方工业文明尚未开启之前,中国在科技、文化、生产等诸多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总体上也一直是技术输出国,但是并无专利与知识产权的樊篱,火药、印刷、造纸、司南等传给了西方与世界,为西方与世界的现代文明做出贡献。直到近代,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增多,中国也逐渐从西方那里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但是,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优势产品的生产与制作工艺还是被西方窃取。
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日益沦丧,作为经济主权象征的海关由英国人掌管长达55年(1863年~1908年),列强在华设立难以数计的租界与“特区”,肆意进行各类间谍活动,日本间谍长期活跃于中国城市与乡村,如此绘就了“城市到巷、农村到村、山水沟坎无一遗漏”的中国地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改革开放,昔日夹着尾巴逃走了的“帝国主义”,又夹着皮包被请回来了。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几乎将所有的洋人(无论西洋还是东洋)都当作“国际友人”,给予热情接待。如此,我们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恢复起来的、具有民族传统优势的技术与工艺,拱手交给了“国际友人”。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案例有: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中国传统工艺、传统技术基本上被偷光了,一些传统优势产品没有被西方(包括东洋)生产(因而没有竞争对手),是因为相关产品在西方没有多大市场,如“王致和”臭豆腐、“十八街”麻花等;有的是因为产品生产受制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如茅台与五粮液,而并非是这些企业的保密措施做得如何好。
与一般失窃不同的是,情报盗窃中的失窃者所受到的损害不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直到对手携其新产品大规模地杀过来,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了。中国安徽泾县的宣纸,素有“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美誉。然而,这种独步天下的优势轻易就被日本人打破了。安徽泾县在浙江某镇扶持办起一家造纸厂,某年,造纸厂迎来了三个日本“技术人员”,中方十分殷情地接待“国际友人”,一一详细回答了有关宣纸生产技术及工艺等任何问题,临别时,还赠送加工原料以作日方研究之用。此后,日本人便骄傲地宣称:世界宣纸,中国第一,日本第二。
一些部门及其领导,以及某些资深学者不愿正视经济安全问题,甚至抵制“经济安全”概念,不断警告有关部门与学者“慎用”经济安全,强调“中国经济不安全是无稽之谈”,鼓吹“中国经济目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全时期”,“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同僚,麻痹了国人。不仅在言语上如此,实际行动上更是“以身作则”,国际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被这帮奉行“中国无事”的人“请进来”的。外国评级机构给咱们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给咱们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咱们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不仅有地方政府部门,还有中央政府部门,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西方不断强化对华情报战,形势严峻。近些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在个别领域、一些企业还超出了西方的竞争对手,因此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企业发展规划等便成为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不断开放,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跨国企业极力争夺、尽可能多地拓展份额的市场,而掌握相关市场资源、在本行业有影响力的中资企业,便成为跨国企业想极力“摆平”的对象;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不仅是行业龙头,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市场资源、政策资源、实际矿产资源),而且与中央血脉相连,有的甚至扮演职能部门的作用,因此当然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得出现阶段中国是国际工业间谍高发期,逻辑上不成问题。
看看当今间谍老大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中国形势的严峻。2006年,美国国家情报主任约翰?内格罗蓬特披露:美国情报机构由16个联邦机构组成,差不多有10万名爱国的、能干的、苦干的美国人在保密的范围内工作。但业内专业人士分析,目前美国情报部门正式雇员总数超过15万人,如果再加上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为美国政府搜集情报的“线人”,美国拥有的情报人员约20万人。尽管如此庞大,但是为对抗“来自东方的威胁”,FBI大量招募特工,他们在华人报纸上大做广告,积极劝说华裔加入该组织,提供的职位起薪有的高达9万美元。CIA高层在一次面向华人(很多是留学生)的招募会上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屈从中国压力公布中国官员与商人在美国账户,绝对不会引渡暴露的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中国人。台下华人听众掌声雷动。实际上,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密集。
境外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在中国,活跃的工业间谍不仅来自跨国公司,很多境外媒体、非政府组织也是很好的掩体。媒体中境外媒体不言自明,世界各国通过驻外通讯社、报社分社等进行间谍活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04年,西方某通讯社记者就是因为获取中国人民银行与在华十大金融机构达成的人民币掉期业务,而准确获得人民币升值情报,受到本部重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隐蔽”的境外媒体——如同我们金融市场上,很多中资基金与证券公司实际就是外资一样。如今我们境内不少报纸、杂志名义是中资的,实际也是外资的,或通过假中资隐蔽控制,或被外资广告间接控制,这些媒体一方面为西方宣传自由、民主等“普世”理念,更重要的是还为出资人搜集相关情报。
另一个进行工业间谍的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的声誉。某家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也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研究提供资助。它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总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软科学等相关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这家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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