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国侨胞 于 2013-11-27 16:15 编辑
否定罪错＝虚无历史＝导致“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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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传于网络的“党内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李慎明担纲“总策划”），副标题是“俄罗斯人在诉说”，似乎很“客观”很“雄辩”；该片借一些“俄罗斯人”之口加上“解说”，将苏共失去执政党地位的事件基本归结于如下原因：①错误地否定和批判斯大林,搞了历史虚无主义；②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倡导“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涣散了意识形态，是苏共的叛徒，是苏共“亡党”的罪魁祸首；③美国的颠覆性“渗透”，颜色革命。 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笔者存疑。片中的“俄罗斯人”是俄罗斯大多数民众及各阶层的代表还是某种政治派别的代表？待考。好在作为当代人，考察研判二三十年前我们曾经历过的那段历史还并不是很困难；而每个基于事实的独立思考者又并非社科院李慎明先生等能人为“一元化”的，这似乎很“讨厌”。 一、前苏共早已蜕化变质，它的垮掉和被抛弃是历史规律使然，无须为之捶胸顿足 还在戈尔巴乔夫30多岁刚涉地方政坛而名不见经传时，毛泽东就曾在韶山的“滴水洞”别墅里如是说（1966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毛说的“一百多个党”是否包括苏共？答案是肯定的。这从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批示和中共官方文件中皆可证实，且中苏反目多年已成敌国，被中共论定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沙皇”，是对中国和全世界挥舞核武器大棒的“北极熊”。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苏共的蜕化变质乃至所谓“亡党”（失去执政地位），其渊源由来已久且可考——历史事实既然如此，把戈尔巴乔夫说成苏共“亡党”的罪魁祸首似乎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因为毛做出上述论断的24年后戈尔巴乔夫才上台——苏共变质垮台之根源岂在戈氏“改革”？苏共意识形态出问题难道不是很早就已凸显无疑？尽管中共《九评》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稳定、保留“斯大林这把刀子”（毛泽东语）的角度出发弱化斯大林的罪错而强化斯大林“功大于过”，但我们不可否认毛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后的反应却首先是“喜”，毛坦言“一则以喜”——“喜”从何来？毛甚至对苏联大使尤金说“苏联党内自己能揭露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件好事”；毛还直言“对斯大林烦透了”。这些虽与《九评》官方文章中的表述并非一致，但这的确无法否认是毛“真实意思的表示”。（毛还有“一则以忧”的说法，但他明言是担心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并未指责赫鲁晓夫的揭露是造谣诽谤）。 \'![]() 面对这个已经变了质、前苏联大多数人民所唾弃的执政党、一个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热衷于领土扩张与美国争雄称霸世界的执政党，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没有继续挽救其对外称霸、对内专制之执政地位罢了——而我们，对于这个曾欲对我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霸权主义执政党之垮掉，对于使我国不得不到处大搞“深挖洞”进入全面备战的“北极熊”执政党之垮掉，对于在珍宝岛打死打伤我方军民多人的执政党之垮掉，我们不应当感到庆幸吗？对于这个曾长期成为中共和国人心头大患之执政党的垮掉，难道我们还需要为之扼腕痛惜而唱一曲悲凉同情的挽歌吗？诚如是，我们是否还要对蒋政权的败走台湾而“扼腕痛惜”呢？为何我国至今在各大中城市地下遍布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后成为地下旅社）？因为这个“新沙皇”的核讹诈中国为此花了多少冤枉钱？即便邓公后来说过中苏反目之意识形态论战“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但对于前苏共领导下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中国大搞核威胁的历史可以“虚无”吗？李慎明先生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对历史怎么这么容易遗忘？ ![]() 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毛说，苏联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对此，李慎明先生是否打算“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论断？如果不打算“全盘否认”的话，那么，一个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执政党，一个已蜕变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共同敌人”的执政党，一个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扎扎实实核威胁的执政党，一个对内大搞法西斯专制的执政党，一个执政六七十年除了版图扩张却并没有使人民生活获得改善甚至每下愈况的执政党，它的迟早垮掉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吗？退而言之，即便毛对前苏共的论断难避“左倾”之嫌，即便撇下这一层不论，事实也已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当年的苏共的确已蜕变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法西斯党——古巴导弹危机令世界惊悚的13天，已年过花甲的李慎明先生大约也不该忘记吧？面对这样无可辩驳的历史，李慎明策划的“党内教育片”却在阵阵悲凉的配乐声中硬要把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突出归咎于戈氏“改革”，似乎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才把一个好端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爱好世界和平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葬送了，而全然虚无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活生生威胁中国和世界和平的历史，这岂不太过荒唐？一向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李慎明先生，为何对这段历史却选择性地“虚无”得干干净净？
至于这样一个执政党垮掉之后，他们国家的人民做何种选择，他们的“转型”出现哪些曲折，我们又何必过多操那份心？有哪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改革开放难道不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风波”？不也一直腐败猖獗？我们为何不尊重别国现在的选择而总要在一旁喋喋不休说三道四，诟病这个那个？李慎明带领的社科院专家们如果有那份闲功夫，何不尽全力踏踏实实认真研究如何治理好咱自己的国家？何不多研究如何做好自家改革开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大事？而若论“党内教育参考”，为何不给党员以历史的全貌而探究其演变历程的实质，却只掬取其某一时刻的片段大加渲染，从而误导思维得出错误结论？作为最高理论部门的研究者，对于如此重大课题，岂能以这样浅薄、片面的方法对待？ 二、否定罪错≠虚无历史≠导致自身垮台 领导们常这样教育我们：犯了错误就要承认，不要隐瞒，改了就好。而我们为人父为人母者，也大抵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中国人从国家顶层领导到小学生，许多人就曾多次写过各种“检讨”。难道一个人勇敢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对自身历史的“全盘否定”或“虚无”？如照此说来，咱们以后如果犯了错误是不是绝对不应“彻底交代，深刻检讨”而必须硬顶着或文过饰非？以免因此而导致对自身的“全盘否定”而垮台？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 而《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就是以这样荒诞的逻辑在思考——这些专家们不知因何缘故，根本忘记了前苏共曾早已蜕化为向中国和世界挥舞核武大棒的真实的“敌人”，却将苏共必然的“亡党”归咎于戈氏倡导了“公开性”、“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一叶障目，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李慎明先生要坚持“公开性”是错误的罪不容诛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斯大林和前苏共一些类似“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卡廷惨案、被冤杀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无辜，如果藏着掖着讳莫如深不“公开”出来，这是否就“正确”了？这是否就可以使早已蜕化变质的前苏共“新沙皇”再苟延残喘若干年？而如此早已腐烂蜕化的执政党如果不退出历史舞台，对他的人民、对中国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有何益处？仅就中国而言，我们是不是要挖更多的“防空洞”？哦，多么可怜的思维和欲求，多么可怜而荒谬的逻辑！这哪还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和所谓“爱国主义”？ 我们还要问问李慎明先生：文革结束后，我们“公开”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领导到普通群众遭残酷迫害的冤假错案并予以平反昭雪，这样的“公开”是不是也错了？难道只能暗地里悄悄平反而不可“公开”？难道对罪错不该否定、追究而只应“内部消化”且讳莫如深？这是什么逻辑？此外，我国近几年正在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只要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都应向公民“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民依法拥有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可按李慎明的逻辑，新一届中共领导是不是也有搞戈氏“公开性”之嫌？李慎明先生因对苏共新沙皇执政地位丧失的痛心，而如此诟病“公开性”原则，已经片面到顾此失彼的地步了，可得三思！！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罪错就得批判，就得彻底公开，彻底改正，并从根本上杜绝重犯，这有何错？（如果有人借机“造谣抹黑”，执政党是完全可以依法惩治的）。如果因为“公开”便使某执政党下台，那也只能是该党自己的劣行造成的，与“公开性”原则何干？正如有人“公开”了雷政富的“不雅视频”铁证如山，导致他下台，那么这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要怪到“公开性”的头上？本末岂可倒置！诟病“公开性”，真是匪夷所思！难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这样一种见不得阳光的“厚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倡导对执政党和领袖人物的罪错必须包裹隐匿而不可揭露更不可追究责任，也无须认真反思和彻底纠正和改革，那么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诚如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价值几何？其魅力何在？可是，马克思主义虽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光明磊落的，而不是如此猥琐不堪的“政治厚黑学”——按照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们除了老老实实勇敢直面曾经被斯大林、前“苏联老大哥”光环欺骗了的尴尬事实，从而认真寻求符合客观规律的治国理政之道，我们还该做什么呢？ 苏共的“亡党”以及一切政党的垮台，恰恰皆源于对自身明显的重大错误不能勇敢彻底地自我否定、不能主动地革故鼎新获得新的前进动力，不能实现自我超越和“涅磐”，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而是对重大错误历史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或者为既得利益而顽固地坚持错误思想路线一意孤行，总要以一副一贯正确的面目示人，可笑地以为这样便能维持所谓“威信”；然最终必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导致垮台。前苏共如此，蒋政权如此，利比亚卡扎菲等等莫不如此。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中还引用前苏联《真理报》主编根?尼?谢列兹尼奥夫的话说：“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是的，乍看似乎这很不合情理，很令人气愤——可是，这话恰恰说对了：当我们回望前苏联那些被冤杀的苏共忠诚的干部、将军、追随苏共的作家和人民群众时，想到他们曾经为革命而奋斗的经历，我们怎能不感到他们的命运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当我们看到毛曾赞誉为“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而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彭德怀、贺龙，坚定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真心拥戴毛领袖地位的刘少奇、曾放弃学业投奔延安的毛自己忠心耿耿的秘书田家英、抛弃蒋政权而坚决追随中共的吴晗、因爱国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文革中被逼自杀，甚至我们还可以想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每想到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下场，叫人怎么不感到他们的命运遭到了“嘲弄”？在前苏联或中国，有多少人诸如此类的命运正是这样被残酷“嘲弄”的？事实如此，有何奇怪？是有人无中生有“侮辱历史”还是历史原本就因其荒谬、因某些政党的错误决策而自取其辱？谁该对此负责？是谁对这些视而不见而搞“历史虚无主义”？面对这样的“嘲弄”我们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勇敢面对、深刻反省、寻求根本的改革之道,还是应当一味对罪错讳莫如深而大批“公开性”？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至今仍片面地借某些“俄罗斯人”之口，把斯大林大清洗滥杀无辜说成是“打击腐败”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这就显得过于低劣了。雅科夫列夫所说冤杀无辜的数字也许不准确，但前苏联国家档案的数字则应是铁证如山。欲将历史重新“漂白”，重新翻个个儿，那可不是凭一两个人口头说说就行了的，那得拿出大量事实和证据来否定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和无数亲历者的讲述和铁证。本文末参考资料中就有一些首先需要李慎明先生“证伪”的官方资料。 三、“指导思想多元化”还是“一元化”，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某些人或政党主观提出的要求，而人的思想“多元化”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便任何执政党以强势推行“一元化”，许许多多人于是唯命是从都说一样的话了，可每个人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实际上在受着怎样的思想“指导”，这其实是凭任何主观意志都无法“统一”的，“多元”是客观的必然的。 要想实现指导思想“一元化”，靠的恰恰不是成天吆喝或宣称在无形的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而是靠那种思想、理论因切合实际、符合科学规律和道德情理而使人们主动信服。人为强力实现“一元化”，只可能获得消解每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并从表面上获得“众口一词”的虚假效果。这也为历史所证明过无数次了。影片《牛虻》中的亚瑟之所以抛弃了原本虔诚信奉的天主教，那正是因为现实欺骗了他；这时，他的红衣主教大人再向他吆喝“一元化”，要他信奉天主，已经回天乏力了。 诚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做到“一元化”，那就是向我们北方的那个邻国学习——封锁互联网，限制使用手机，外国记者到那里都必须换用当地提供的手机，且无法与当地人通话，进而使它的臣民大脑被“洗白”——可遗憾的是，中国已经无法再回到那样的时代了。而那个邻国已经是荒谬可笑自外于国际社会的“另类”国度。 所以，对苏共自身早已蜕化变质为“新沙皇”的事实视而不见、有意“虚无”，对前苏共外搞扩张霸权、内搞法西斯专制的事实视而不见、有意“虚无”，却把这样一种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终结归咎于“公开性”和所谓“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本末倒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是什么？ 结语：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苏共“亡党”的教训都是深刻而重要的，其历史内涵厚重非常。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了执政党自身不断革故鼎新、自我超越，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动力，我们必须更加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何一朝“崩盘”的深刻原因——不仅仅是前苏联。任何非立体全面而仅仅是单一视角的简单分析、归因，都必然会歪曲事实和逻辑，也是对亿万国人智商的蔑视，对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皆有害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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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1-27 16: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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