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熄灭-—从张纯如离世说开去

kuren

在网络上，有时候常常能够感受到作者通过文字所浸透出来的躁郁症状。那些因为抑郁或躁郁而选择亲手结束生命的人离世之后，人们自然希望能够在其最后日子里找到一些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生活中的失意、境遇的生存险恶、家庭中的不幸、生活方式（比如写作）和兴趣的负作用等，当然更有各种“阴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的登场。然而，这些说法总给人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在天然与习然（nature vs nurture）之间，人类似乎倾向于否认遗传的作用，也许人的神经系统也喜欢偷懒，偏向于寻求最短的捷径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
　　刚刚自杀的张纯如带来的是大量诸如上述各个方面的议论。两百年前，刘易斯受杰弗逊总统之命，与克拉克一同开拓美国西部。功成名就后的刘易斯就任路易斯安纳州长，不久却饮弹自杀，让无数人困惑不已。十几年前海子卧轨之后也是如此：人们难以解释海子的选择，便冒出各种推测，其亲密朋友西川曾总结出导致海子轻生的七个方面，包括海子诗歌中到处可见的死亡阴影和预兆，以及深爱女友的离开。
　　有一种说法，一些自杀是由于从事艺术活动（绘画、音乐、写作等）所导致。真的如此？
　　那些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人自然也找到了炮火：脱离乡土、山水和草木而选择城市生存方式的现代人类，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如果变得疯狂，不足为怪。果如此的话，是否陶然于古朴生活的人类就幸免于自杀情结的困扰？
　　18世纪移居美国东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威斯康辛等）的安曼人（Amish），属于信仰新教的一个独特团体，他们坚持清朴、紧密的族群生活方式，抵制现代工业（比如电力和机动车），偏爱人力和马车，拒绝乘车（孩子步行上学），禁止饮酒，自杀更是无法见容于社群，身亡者将葬于社区外的荒郊野外。这样的群体被一些人描绘成桃花源是很自然的事情：很少出现严重犯罪现象，没有孤独和失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模范”社团里，过去一百年的统计数据表明，26个自杀身亡者中有25个确诊为抑郁或躁郁症患者。
　　在美国，自杀在死因上排名十一（十到十九岁青少年中列第三），占1.1％，两倍于他杀的人数；每分钟就有一人试图自杀，每18分钟就有一人因自杀身亡（每天80人，每年3万人）。在经济和社会代价上，心理疾病在发达国家仅次于心血管病，位居第二。根据不太准确的新近资料，中国最近几年中每年自杀的人数也接近30万，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每分钟有四个自杀未遂的人，每两分钟就至少有一个人死于自杀。自杀是15至34岁之间中国人群的第一死因，是位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道疾病和意外事故之后的第五杀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暴力独裁下，有人选择离世（傅雷、张宗燧、储安平……），或者被迫流亡（马思聪），或者承受（巫宁坤、郑念），或者变通（绝大多数）。类似的恶劣环境下，为何有人选择自杀，有人委曲求全，有人附和甚至投机，还有的流亡他乡？虽然人生充满很多选择，但这些事涉生存方式甚至生死的关头，却更能体现、分辨甚至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由于只能基于病人自己的陈述和医生的观察，不象其它疾病有生理上的客观特征作为诊断依据，再加上大脑的极度复杂，心理疾病很难确诊归类：情绪紊乱（抑郁、躁郁）、忧郁症（幽闭）和神经分裂（总人口的1％）等。或许与情绪在24小时的周期有关，大多数自杀出现于上午7时到下午4点之间。自杀的高峰在一年中的春天末期和夏天，冬天属于低谷，但这种季节性现象更多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在光热上的充足供应可能冲淡了生命的季节性起伏。
　　大脑图像扫描在结构和功能上也开始提供一些诊断上的特征。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相对同龄同性人小一些，目前的焦点在两个脑区：制造血清素的背侧缝核和使用血清素的前额叶皮质层。前额叶皮质层是大脑中的CEO，处理包括人际交往时的尴尬和潜在危险，还有平息自身情绪冲动的功能。因此，这部分脑区出现的紊乱，与自杀的冲动有关，尤其是当血清素供应不足时。自杀成功者在暴力倾向上三倍于其他人，顾城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证。
　　遗传学对心理疾病的特征研究上已有一些初步的结果，具体表现在：试图自杀者的后代比起从未自杀过的人的后代高出6倍，自杀者的家族中曾经出现过自杀的可能性在60-75％。目前已经在第6、8、12、13等四条染色体上找到一些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
　　或许亲朋好友的关怀是处于情绪深渊者的最好光亮，然而世界上毕竟也有光亮难以企及或温暖的暗角。相对于抗抑郁症药物效果不佳（20％的疗效）来说，目前治疗躁郁症（两极性紊乱）的情形要好得多，但最有效的仍然是宇宙中最轻的金属：锂。那些碳酸锂或柠檬酸锂胶囊，在躁郁症患者中可以减少6到15倍的自杀人数。
　　自杀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其它动物中也普通出现。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方式都是祖先在相对原始生存状态下筛选出来的相对优势特征。然而，无论如何冠以多么神圣和神秘的色彩，无数我们视为珍品的艺术表达途径（音乐、绘画等）和宗教活动或许仅仅是基本生存中获得性优势的副产品而已。如果“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金科玉律，一项特征能够存活的前提是必须对生存不会构成危害，因此，即使生物学的解释让我们失去神圣或神秘的感觉，至少还有一点值得安慰：那些附属产品即使不会是自然有意的选择，至少并不一定总是有害。
　　然而，这个并不一定却不能担保永不有害。信仰上的狂热、忧郁导致的自杀即是例子。也许自杀在基因上能够葬身是生物多样化必须交纳的先期付款？或者，自杀行为是创造性活动钢蹦儿在带来生存优势时相连的另外一面？抑郁或躁郁所体现的性格特征可能是人类早期生存于野外时富于牺牲品格、放弃自身的杰出者，所以得以传递下来？
　　统计数据表明，艺术家和作家中患有心理疾病的比起其它职业中成功人士者高出两到三倍，其中自杀的比率是18倍。诗人则位居榜首，与其他人相比，患心理疾病、进入神经病医院和自杀的比率分别是30、20和5倍数。中国诗人和作家中的长串显赫名单同样例证着与躁郁症有关的自戕：屈原、李贽、徐渭、陈天华、朱湘、王国维、陈布雷、老舍、傅雷、田家英、三毛、蝌蚪、海子、顾城、戈麦、胡河清……
　　或许在两极张力下，生命的烈火在躁动中燃烧得更加旺盛和耀眼。可以就此得出艺术促进自杀的结论？如果不算因果倒置，也顶多只能说是相关：具有先天忧郁性格的人倾向于选择艺术作为表达情感甚至舒解郁结的手段。然而，躁郁症患者一般善于联想，思维活跃，言谈举止中用词独特（是其他人的三倍），工作效率高昂，情绪的大起大落的同时也伴随着敏感、警觉、快捷、创造性。如果抑郁是通过漆黑的眼睛透视世界，躁郁则是万花筒中的宇宙：绚丽壮观却支离破碎。
　　所以，位居自杀者行列的梵·高曾说：“不可能在价值和色彩中两者兼顾，你不能同时身处极地和赤道。如同希望做到的那样，我必须选择自身的行列，那就应该是色彩。”或许撇开小心求证而大胆猜想的话，耶稣当年的举措是否也属某种典型的自杀行为？
　　在沉思那些亲手结束生命者快速迈过历程的同时，我们即使觉得自己足够坚强，或者庆幸自己有着“正常”的思辩能力和情感活动，还是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臣服于遗传和不幸或者我们尚无法理喻之故的人保持一点理解、同情甚至尊重吧。面对重量上占身体2％、能量消耗却独吞20％的大脑，科学至少在这些理解方面给我们提供着必要的深度和境界：对四平八稳和平庸的偏离和对异端行为的容忍甚至理解，是一个群体成熟的应有部分，也是社会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