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本质是城市失业问题

克虏伯大炮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5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毛泽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足够的工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做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國大陸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有人声称，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