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过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黄仁宇对自己的老领袖蒋介石是这样评价的: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度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而同时黄仁宇又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大历史”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除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否则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原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这样来评价与他直接对抗的一个政党与军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智慧,其实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这更需要的是一个坦荡的胸襟。
身为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后半生一直居住在国外,并且娶了白种女人,应该说政治上不会受到国内的任何言论压力,他生前明确表示出对于邓领导的改革方向的坚定乐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他对于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土改”从他的“大历史”看也是极其“合理的“。他更多从分配和经济方面看待。
黄仁宇:“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固,而西方法制与中国社会也格格不入,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所得的利益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能如日本一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底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
“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倒转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再恰当不过。”
第二次革命运动从“五四”开始,军阀混战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时段。第三次革命一定是围绕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上个世纪末的开放改革直到今天的变革一定是重点之重点,但“土改”是起点。
中国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是一种邓的政变必须,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判断。这场运动从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中国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要解除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宗法意识与结构,不用猛力无法摧毁,“文革”在这点上的文化革除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以后的现代化法制社会做好了清理工作的铺垫。可以肯定地讲,没有“文革“后面的许多事情就不好办。这就必须做文化上的革命。
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还是主动推行的?
现在文革依然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歪打正着也并非不可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社制度以至村队建设对于疏通基层的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模型,即便不够完善合理,但是与古代的保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政党概念也深入人心,较为彻底地取代了原始宗族派别。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的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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