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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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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1 1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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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illymouse 于 2013-8-21 11:20 编辑
之所以不成熟,邱震海先生将之归结于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中华民族缺乏思想启蒙的洗礼。他最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那就是中华民族需要实现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的现代化。
“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与思想启蒙”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如果你提出“中国人不成熟”,持不同意见的人肯定不少。您所说的“不成熟”具体是指什么?
邱震海:所谓的成熟与否,我们无法量化,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本身也是希望引起大家争议,争议的同时引起更多的人来思考,其实这就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进程。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人还不那么成熟,主要有两个特征:
第一,我们的民族缺乏理性精神。首先是看问题往往停留于表面,思维缺乏穿透力;其次是做事论道大都比较情绪化,缺乏理性和超越精神。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强调理性精神,结束中世纪一千年对宗教的盲从迷信。然后,西方又经历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的洗礼,理性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西方知识界和民间的基本准则之一。
今天中国的问题,相当一部分都源于缺乏深层的理论研究。这与最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所谓“务实”与“不争论”的风格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缺乏抽象与思辨的传统。中国哲学缺乏思辨与抽象的特点,就鲜明反映了我们民族思维特征的一个重大缺陷。
第二是我们历史上缺乏思想启蒙运动。所谓思想启蒙,就是以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深入展开一场洗涤,洗涤之后的中国虽然还是那个中国,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则与之前将有很大不同,保守将变得开明,阴暗将变得光明,激进将变得理性,继续进取但将不具威胁,依然雄心勃勃但不再咄咄逼人。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好比将价值观里最保守的、最极端的都放到锅里煮一煮,煮透了以后出来的,是可以吃的,是有营养的。我们有句老话叫“玉不琢不成器”,只有经过了琢这个过程,才能成为大器。思想启蒙就是这个琢的过程。
我们到底有没有“战略”
Q:您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逻辑的全部特点或者秘诀就在于没有逻辑。怎么理解这句话?
A:书中,我是从中国外交上的一些困惑开始谈起的,比如,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战略?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有战略似乎又没有战略;还有从内部社会问题上的一些茫然说起,比如“小悦悦事件”、大陆富豪移民等等,再慢慢讲到如何界定目前中国取得的成就。
针对上述各种问题,当前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对所取得的成就无限自豪,一种是把当前出现的问题无限放大。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左右之争,不管是所谓的右派还是左派,他们都是在谈同一个问题,但在到底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左右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反而偏离了问题的本质,给人的印象反而是大家不再谈问题的本质,不再谈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是变得情绪化,变成了似是而非的主义之争。就比如一个商品,大家不再关注商品本身,而为商品的外包装吵得不可开交。
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打还是不打?外交与军事如何配合使用?在处理跟西方关系上,西方对我们来说到底是老师还是强盗?我们都陷入了一种似是而非、偏离问题本质的争论。
“勿骚动、勿悲情、要冷静”
Q:您在书中多处提到了知识分子,您认为,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成熟与否有什么关系?
A:在中国近代衰败期,我们的知识精英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很焦虑,第二是很茫然,第三则是骚动。一骚动问题就来了,骚动之后就变成革命。比如,辛亥革命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讨论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我们要看到,清末当时其实已经在改革了,但由于当时知识精英的焦虑茫然且走向骚动,推倒重来。推倒重来建立民国以后又怎么样?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后来日本人又来了。跌跌撞撞,一路走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末追求现代化的原点。
Q:也就是说,如果您处在清末那个年代,您比较赞成康有为的改良思路?
A:书中,我写到对于现代改革的看法,并且给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中华民族似乎是一个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民族。中国的历次改朝换代无不以革命为前提,而革命的代价则是生灵涂炭,每一次革命之后的改朝换代,几乎又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和逻辑,这几乎成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铁律。与此同时,改良在中国却从未有过成功的记录,这一切直到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
现在很难说去套用哪一种模式,但是我觉得知识阶层在一个民族大的变局当中,最需要的是冷静,不能骚动,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情绪。观点可以不同,但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对骂,变得情绪化。比如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这其实是错过了一个启蒙的契机,现在来看,当中有很多荒唐的东西,把传统文化全部推倒,以为问题的根源全部在于文化,这显然是偏激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茫然以及骚动,导致了后来几乎整个20世纪的动荡。
现在,我们的国力正在往上走,我们会有自豪感,但一不小心就傲慢了,这与当年的那种茫然焦虑骚动背后的逻辑很相似,就是说,被人打得趴在地下时悲愤焦虑,一站起来时就趾高气扬、盲目自大,这都是我所说的不成熟的体现。
Q:留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现代中国的历程》中认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早熟,令中国后来错失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等历史机会。您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早熟,它跟现在的不成熟有何关联?
A:从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当然是要大大早于西方的,可以说中国比西方要早熟。但我是想说近代以来,我想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13亿人的思维方式,可能无法改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我们首先可以学会如何公共讨论,尤其是我们的知识精英,这可以体现在每一场电视节目,每一篇文章,每一场知识分子的论坛里,以及每一位老百姓的私下谈话中。
我们中国人的情绪更多地来自于我们的悲情,过去一两百年我们遭受过西方的侵略与殖民,因此在我们现在的崛起过程中,充满着这种历史的悲情。我想,在没有脱离悲情的基础上,崛起并迅速走向军事现代化,当中可能蕴含某些风险。
Q:中国人不成熟除了跟文化特征、缺乏理性精神有关,还与其他什么因素有关吗?更具体地说,跟我们的管理方式有关吗?比如说,我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英雄,一群中国人就是狗熊。”当然当中有戏谑的成分。
A: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你就会去选择或者容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方式。糟糕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不太成熟的思维逻辑互为因果关系。通俗地说,就是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始终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以想见今后的中华民族还会步入历史后尘。
给中国转型提供一个解释
Q:我注意到,您在书中阐述中国人不成熟的时候,多是从西方视角出发的,或者是参考了西方坐标,您认为这种西方参照系是否有偏颇的一面呢?简单说,西方人就成熟吗?
A:我想,这首先跟我个人背景与履历有关吧。我曾经在德国求学数年,感受过欧洲的思维方式,熟悉欧洲的视角与逻辑,而我自己又是在内地长大的,现在又在香港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经历背景就发挥了影响。
有人说,美国、欧洲、日本成熟吗?其实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成熟的。其实在很多方面,西方也不成熟,它们只是在现代化道路上比我们早发展了一两百年。比如说,当我2009年、2010年回到德国跟德国记者对话时,我发现曾经熟悉的德国思维与逻辑找不到了,他们的话语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傲慢。因此,跳出来看,我们中国人也完全不用自卑,西方只是在某一些方面比我们早走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在变得更加成熟的道路上。
Q:中国人要变得成熟,您开的“药方”是什么?
A:三个现代化: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一个民族只有同时完成了这三个现代化,那才相对变得成熟。近代以来,洋务运动是我们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但洋务运动失败后,后来又被日本打败了。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物质现代化是成功的,当时中国为何会败于日本,那是因为日本还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制度,而我们没有,但是明治维新的日本没有实现精神现代化,这一点跟发起一战与二战的德国很像,德国人很聪明,产生了不少伟大的哲学家与科学家,但一个民族聪明不见得一个民族就成熟,智商高不等于情商高,有文化不等于有文明,因此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也给受害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中华民族很优秀,要不然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依然有很多缺点,我们的精神层面并非成熟。现在中国与日本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我们物质现代化基本实现了,制度现代化我们还在寻找过程中,精神现代化的路似乎就更远一点。
Q:您认为,这一代中国人的使命是什么?尤其对于精英阶层而言。
A:我认为,这一代精英阶层应该要提供对中国问题、对中国转型一个好的解释,能够把中国转型的逻辑给说清楚,不是在情绪上,更不是在政治立场上,而是真正沉浸在逻辑这个层面——这才是最核心的层面。立场是有党派的,情绪是有个人色彩,我们能不能超越立场、超越情绪,在逻辑层面上来把中国转型的问题给解释清楚?
我写的这本书,就是一己之力,虽然我学术能力有限,无法去整合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但我试图去解释一些东西。比如,我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四位一体——市场、政府、社会和法制四个元素缺一不可,现在我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没有理顺,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则离我们更远,太沉重了。现在政府要退出市场,怎么退出市场?市场怎么能够独立承受?政府释放权力后社会怎么去承接?这些都是专业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们需要选择好的话语体系,然后沉下心去解释,而不要浮于表面的概念之争,更不要贴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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