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

共产党

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曹长青）2013-07-04




图片:埃及民众庆祝穆巴拉克下台（网络图片）Photo: RFA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共产党

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何清涟 发表 于 七月 4, 2013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万人联署要求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实，埃及2011-2013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4月底开始的反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尔西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35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3.2%。失业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80余年历史、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的青年反对派。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90年代的繁荣景象）。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2011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GDP约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埃及2013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扳大轮

回复 2# 酒中仙

醉公鸡，麻烦你把欧洲几个烂国逼停玻利维亚总统专机，然后又耍赖不承认的消息也搬运一下，谢谢。

满 江 红

错在没有枪杆子，民主了白搭。

vvsp

这些美狗们总能泻出滔滔不绝的馬屁文章来为主子开脱。恶心之极。

- 此帖来自无忧论坛手机版

SUPERFAN

埃及人喜欢强奸或被强奸，电视里没了强奸，他们无法忍受。

满 江 红

人民的军队现在正在屠杀人民。

SUPERFAN

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美国的伪军。埃及真正应该推翻的是军队。

人民的军队现在正在屠杀人民。
满 江 红 发表于 2013-7-5 11:11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