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国会允许联邦医保进行竞标试点项目,这一过程创造了40%的结余。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试点项目只覆盖了老人通用医疗产品的大约3%。将这个项目推广到全国,将节省所有150亿美元的40%,并意味着每年为纳税人节省60亿美元。
如何纾困
“一两年前,我曾经开车经过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参与联邦医保的布卢姆说,“似乎我看到的所有广告牌都登着有闪亮大建筑的医院广告,或者展示一些在建医院的一部分。所以当你告诉我,医院声称正在联邦医保上亏钱,并将成本从联邦医保病人转移到其他病人,我的反应是,佛罗里达中部充斥着各种参加联邦医保的病人,那里所有医院都在扩张,招揽联邦医保的患者。所以你不能说那些医院在亏钱……当医院为联邦医保病人服务时,他们并不会亏钱。
既然如此,我问,为什么不将这项计划拓展到所有人,并且向65岁以下的人收取他们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费用?“我可不敢说。”布卢姆回答。
在控制联邦医保成本的争论中,两党政客们不断建议国会将最低参保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这样做的话,他们辩称,每年将为政府节省数百亿美元。所以关于我们之前调查过的珍妮丝的案例,已不需要其他的细节了。如果她觉得胸痛然后一个月后去斯坦福医院的急诊室,她将已经参保了,因为她刚刚过65岁生日。
如果珍妮丝参保的话,她那2.1万美元的账单将大打折扣,而且按照标准,医保还会在打折的基础上再承担80%。最好的情况是,珍妮丝可能不用为她因心脏病而承担的20%费用支付500到600美元。她只需支付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可能是100美元——如果像大多数联邦医保受益人一样,她已经买了补充保险来支付剩下20%的大部分。
事实上,这些数字表明,应降低而不是提高最低参保年龄——不仅从珍妮丝的角度,而且从纳税人公平的角度。这不是为了保护权利而不顾巨额赤字的自由辩论,只是冷静地计算而已。
照现在的情况,奥巴马医改将要求类似珍妮丝这样的人去购买私人保险,并给那些付不起钱的人补贴。但是私人保险的成本——以及那些补贴——将远远高于这群人早几年参加联邦医保的费用,这是因为联邦医保以比保险公司高得多的折扣购买卫生保健服务。所以既降低赤字又帮助像珍妮丝这样的人省钱的最好方法,可能是在他们65岁之前让他们参与联邦医保系统。他们会被要求根据收入支付保险费,穷人支付低保险费,而有钱的可以按照私人保险公司的收费标准支付保险费。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可能也会被要求支付更高比例的账单费——即,25%或者30%——而不是现在被要求的门诊费用的20%。
同时,加入像珍妮丝这样的较年轻的群体将降低每个受益人的平均医疗成本,并且还能削减赤字,因为相对老人来说,年轻人更可能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
从珍妮丝的角度来说,不管她为这个64岁参加的联邦医保支付多少费用,都将比她根据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案(COBRA plan)规定的金额少。她希望能够保留这个法案,但在她失去工作之后,自己与该法案的联系就被中断了。
唯一的不利情况是, 64岁的人开始使用他们不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可能被引诱去这么做,因为正如我们和艾伦看到的那样,联邦医保的保护范围过于宽泛,补充私人保险的成本很低,以至于它几乎消除了病人支付20%门诊医疗费用的义务,这部分费用联邦医保是不承担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添加一项条款,即要求联邦医保的64岁人群不得购买让他们从5%或10%以上的账单责任中脱离出来的私人保险——具体比例依照他们的个人财富而定。这是一个相似的但却更严格的条款,削减那些过度使用福利的人的成本。
如果这种逻辑适用于64岁的人,那么它或许更容易适用于更健康的40岁人或18岁人。这是一种深受自由主义者喜爱并且被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纳的单一支付方式。
而且,如果所有病人都以接近联邦医保的低折扣支付医药费,不管有多少医院生存或挣扎,医生的收入不会受到影响(这将巩固未来的医生的从业信心)。
“如果你能想出办法来改善医生的待遇,独立投资研究……我非常清楚为什么单个买家独揽是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斯隆凯特琳的首席运营官耿德华(Gunn)说,“这当然会比像我们这样的医院有效得多。我们这儿成百上千人围坐着,为几十家保险公司填写各种不同的账单。”但是取代所有私人保险公司及其他相关体系的前景仍然暗淡。因为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伤,而他们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如医院和CT扫描设备制造商。他们将利润嵌在我们检查过的账单里,而这部分利润将被改革所革除。同样是一位64岁的病人,私人保险或者根本没有保险时医院可收的价格较高,而联邦医保支付给医院的价格则较低。
这种系统性改革不仅看起来不现实而且充满风险,包括执行时的细节小问题及赋予政府权力的大问题。
然而,尽管联邦医保整体上不能算是现实可行的改革典范,但联邦医保的成功之处却印证了整体医保市场是如何失灵的。
医保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除非你受联邦医疗保险保护。这是风险很大的事。面对既不能控制又不能预测的状况,人们反应不一。他们可能没有保险,或者有保险,但他们的保险计划由雇主选择,并且可能有支付限制或者无法覆盖他们需要的药物或治疗。他们可能达到或者没有达到联邦医保的最低年龄,又或者考虑到50个州的不同标准,他们因为太穷而不能参加联邦医补。如果他们没有享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者只是付高额费用享受私人保险公司的保护,他们几乎没有定价的能力,更别说控制价格。
在医院或服务方面,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即使在为服务买单时不知怎么地知道了价格,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账单意味着什么,那些维护定价表的人不可能解释给他们听。他们最终付了多少账单钱可能取决于医院的慷慨程度,或者他们是否恰好得到计费方的帮助。他们无法选择买什么药,做什么样的实验室测试和CT扫描,当他们真的可以选择时也不会知道该怎么办。在卖方市场里,他们是无力的买家,这个市场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卖方的利润。
事实上,唯一像市场机制一样权衡各方利益的玩家是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保必须给国会和纳税人一个交待,不能随便浪费钱。它还必须回应一小部分人,为什么要赚不该赚的钱。医院、药商和其他供应商,甚至保险公司,都没有这些担忧。
此外,在看起来效率很高的私营企业里,唯一玩家是那些——我敢说吗?——在政府监管下工作的私人承包商。他们是联邦疗保索赔处理员,就像处理艾伦的64美分这样的报销索赔。将这些及所有其他联邦医保的成本加在一起,联邦医保总的管理、行政和处理费用约为38亿美元,每年处理十多亿次索赔,高达5500亿美元。这是1%索赔数量的三分之二的总行政和管理成本,或者说每份索赔不足3.8美元。根据最新的美国证监会文件,安泰保险2012年的营业开支为69亿美元(包括索赔处理、会计、销售和行政管理)。这意味着安泰共处理了2.29亿份索赔,每份花费30美元,相当于安泰在索赔方面支付的237亿美元的29%。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有一个付款人还是多个付款人,而是不管谁付款,是否都能在公平市场中有同等的机会。国会给联邦医疗保险以权力对付医院和医生,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举措是如何压低联邦医保药价的,就像我们看到当评估并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设备时,国会如何限制联邦医疗保险。去除现在卖方在一些地区解决联邦医保及市场各方面的私人付款者巨大的影响力,这将给市场带来公平。我们没必要废弃现有的体系,也不太可能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减少过度花在美国医疗保健上的7500亿美元,部分通过承认其他国家认可的观点:因为医疗保健市场买卖的是生死攸关的产品,所以不能任其自生自灭。
总而简言之,这些账单告诉我们这不是干涉市场自由,而是面对现实,即:迄今为止我们占据经济体五分之一的最大消费产品没有在自由市场中起作用。
现在要问的是: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