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论其意愿如何,驾驭资本主义的软件的根源性错码导致了三个病变:对自然的毁坏,扩大不平等,以及对提升幸福追求的失败。让我们先分别加以审视,之后再探寻其间的联系。
对自然的毁坏
远在亚当R26;斯密看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之前很久,人类就早已开始劫掠自然资源。然而,过剩资本主义极度地扩大了劫掠的规模。
我承诺过不会使用讨厌的数字,但只有一个是必须要引用的,2005年,一个由联合国资助的研究项目报告,60%的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已被不可持续地耗费殆尽。根据千年生态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报告,照此耗费速度,可能导致突发的非线性巨变,而严重地影响到人类的福祉。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洪水、干旱、热浪、渔业崩溃,海岸线死亡带、海平面升高,以及新型疾病 。
有思想的人们会争辩,人口或科技对生态系统与物种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否更甚于资本主义。无疑,这些因素都负有其责任,但是最大的危害不是由无数穷人,而是有很少数的富人造成的。以美国为例,以其占世界人口仅5%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到了总排放量的30% ,这都是我们过度消费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穷人的微薄作用。这才是大问题之所在,而过剩资本主义正是这种过度消费的侍女。
当然,科技也放大了我们对于地球的影响,但科技自身只是知识、技术而已,对于科技的选择以及使用的规模,才会对地球造成影响。例如,有很多种发电的方式,当企业进行选择时,他们的标准可不是“对自然的伤害最低”,而是“最赚钱”
的。在进行选择的计算过程中,他们把自然代价计算为零。所以,我们大量地使用燃油,却很少地使用太阳能、风力以及潮汐能量。
在农业、伐木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中,企业的计算法则都是如此。其后果可耻而又令人胆寒: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吞噬的怪物,它吞噬掉自然资本,并称之为增长。
扩大不平等
大多数占领北美洲的欧洲人都希望使其远离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精英治理,而不是世袭贵族的统治。不幸,这并未得到实现。以一场内战而终结了奴隶制算是个例外,至于原始圈地和强盗爵士,我们一样也没少做。
将时钟快进到我这一代人的时代,如果真曾有过将所有的船都高高托起的潮汐,这就是了。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间断的增长狂潮。1950年至世纪末,去除经济膨胀因素后的人均经济产出翻了三番,股票市场则增长了将近四十倍。共同基金与保税的退休金户口将股权蔓延到了普罗大众中间。在1960年代,联邦政府发动了针对贫困的全面战争,然而到了世纪末,私有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却更远甚于1950年代。冷酷的数字显示出,顶层5%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已超过了其下95%的人群所拥有的全部。
图2.3 2007的美国财富分布
财富拥有的百分比
最贫穷 底层80% 中层 15% 顶层5% 最富有
美国人口的五个分等
源自:爱德华.梅乐夫、阿吉特.扎长赖亚斯、阿森娜.凯纳合著, Levy Institute Measure of Economic Well Being: United States,1989, 1995, 2000 (New York: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May 2004).http://www.levy.org/default.asp?view=publicationgs_view&publd=fca3a44oee and http://students.washington.edu/ehirsh/lnequality_figures.pdf.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此有很多种解释。其一是,福利使得穷人更穷 ,查尔斯R26;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1984年的著作《失地》(Losing Ground.)中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福利,鼓励单亲母亲延续其非婚状态,增加了婚外生育,并生成了一个寄生的低等阶层。也就是说,默里(与其他人)指责受害者或是特定的某种政策为长期贫困的成因,却并没怎么理会贫困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成因当然是其繁复的枝蔓,但我的假设基于一点:在我们赋予了私有财产标签的东西中,有许多是从公共权益中取得的,或是由公共权益而共同生成的。此类从公共权益中的取得远非公平。直截了当地说,富人之富有,是因为(通过企业)对于公共权益的弱肉强食的吞噬,穷人之贫困,是因为他们从公共权益中只有极少极少的所得。
换一种解释方法,财富向上流动而成为资产,恰如水向下流动汇入海洋。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就是要为现有的财富拥有者带来最大的回报。受益最大的,尤其是那些自早期即持有那些成功公司的股权的人们,随着公司成熟,他们可以得到其原始投资的成百甚至上千倍的回报。随着这些投资者的财富积累,他们可以再投资,传给后代,并对政治家施加巨大的影响从而得到更多的优势——对资本增值、分红以及遗产等的税率的持续降低,就是证据。在此基础之上,过去几十年又兴起一种所谓全球化运动的现象,其核心意义就是,使资本的拥有者能够找到全球最低的成本,从而增加其资本回报率。于是,伴随着顶层资本的汹涌流动,就是底层的停滞。
这个分析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企业很少发行新的股票。如作家马乔林R26;凯利(Marjorie Kelly)指出,大多数成熟企业的财务增长来自其保留的盈余与债务 ,(retained earnings and debt)它们在发行新股的同时也回购自己的股票,所以,旧有的财富很少会被稀释。当新钱流入股市时,其主要的影响是提升了已有的股东与其财富继承者的财富。于是,1983年至1998年之间在美国股市上总增值的一半,都流向了顶层的那1%的人群 。
发行新股的都是那些年轻的企业——像微软,苹果,和谷歌(Googles)之类的企业。除了娱乐和体育明星,几乎所有新的亿万富翁都是这类企业的早期股东。然而,即使在此情形下,增值的分配依然是倾向于那些早期股东的利益,财富的流通渠道依然在复制着同样的模式。新财富加上旧财富,还是依附在同样的核心之上。没有任何可以将财富——甚至是新的财富——更加公平地加以分配的机制。
为什么美国人仍然不幸福?
如果欲望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大多数美国人应该早就乐疯了。然而物质的累积仅仅是人类追求满足的众多手段之一,这一点似乎大家都知道,除了经济学家之外。经济学家认为,更多的物质消费天经地义地能使人更快乐,不仅是在贫穷时,而且是全天候,都是如此。这个假设不仅不符合逻辑,也与无数的调查结果相矛盾。按照在此处与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效用递减规律的逻辑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每个增加的物品所带来的边缘利益就会向零点方向减弱。调研结果也都确认了这个逻辑推断。
自1970年代初期,综合社会调查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问卷中,一直在询问美国人一个同样的问题:综合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今天——你会说你感到很幸福,还算幸福,或者,不太幸福?自从被初次问到这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不大会太费心去改变答案了。1972年,3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至2004年,有33%的人如此回答(见图2.4)。一个非经济学者可能就会做出结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幸福,那我们已经白白浪费了亿万美金。
为何经济增长不能使我们更幸福?有很多可能性,大多是彼此相加而不是排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物质需求被实现之后,幸福就是基于相对的比较,而不是基于绝对的条件。如果你邻居的房子比你的大,你的房子更小,就会削弱了你的幸福感,哪怕你的房子是符合你的需要的,也会如此。同理,如果其他人挣得更多,那么挣更多的钱也不能让你更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富足的国家可以变得更加富足,却不能使其人民变得更幸福。
第二的原因是,过剩资本主义引发焦虑。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全都凭着一份工作,若是生了一场病,还不要提其他天灾人祸,就是大祸临头了。当灾难降临时,他们所能够依托的安全网却是薄弱的。随着资本在全球追寻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在减少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剩资本主义使生活加速而产生巨大的压力。人类并不适合多重任务,不适合被困在车流堵塞之中、或是7天x24小时不停不歇地工作、购物、支付账单。我们需要休息,放松,需要亲情和创造力,所有这些,过剩资本主义都不能为我们足够的提供。还有,它的无尽无休的市场信息——若没有X品牌,你就不够好——催生出来与感恩与知足相对立的东西,而感恩与知足,正是广为认知的幸福的两个前驱因素。根据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普通美国人每天平均要遭遇大约三千个这类的信息 。不奇怪,我们会体验着嫉妒、贪婪、还有不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