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水牛年文告》:一份被误读的文件
李 含 章
流亡海外的藏独分子一惯把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1913年藏历水牛年1月8日发表的《西藏全体僧俗大众今后取舍条例》①(简称《水牛年文告》)②吹得神乎其神,把它视为西藏的独立宣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恶意的误读。
其实,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中。这是准确理解历史的最基本的前提。现在,当我们把《水牛年文告》放回87年前的辛亥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去分析,就会得出一个很平常的结论:辛亥革命期间的西藏独立,如同武昌首义后的湖北独立、随后响应的湖南独立以及新疆独立、东三省独立一样③,是脱离专制统治的一个必然过程和正常现象。
对于当时全国23个省及蒙藏地区的相继独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元月11日的就职演讲中已经讲得很明白: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同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宣告独立。对于满清,是为脱离,对于各省,是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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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洪流,难免泥沙俱下。也有极少数民族败类,趁机借独立之名,行分裂祖国之实。在沙俄操纵下,喀尔喀蒙古(外蒙古)首席大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宣称:“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不日即当御极”,公然娶妻额尔多妮,匆忙在库伦粉墨登场④。后来这场独立闹剧,终于在十月革命之后的1919年自行收场。
西藏作为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毫无例外地也要在辛亥革命中走过孙中山先生所讲的脱离与联合的历史进程。问题是由谁来带领?当时具备资格的只有四个人:最末一任钦差办理西藏事务大臣联豫;最末一任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九世班禅确吉尼玛。联豫本是清廷的忠实奴才,已在任五年,推行筹藏新政亦有五年,但受掣于驻藏的川军,而川军的总督赵尔丰在四川辛亥革命的独立浪潮中,刚刚被民军所杀,引致驻藏川军大震,不但不支持革命,反而推举联豫为元帅,要北上勤王。所以,联豫不可能去革清廷的命,宣示独立;帮办大臣温宗尧此前已被开缺(卸职)离藏;九世班禅确吉尼玛与联豫过从甚密,也不具备造反条件;唯独土登嘉措命运坎坷:1904年、1910年两次被清廷革去达赖喇嘛的名号,废为平民,此时正在印度流亡。一时间,西藏处在辛亥革命的“真空”地带,必然要滞后于全国形势,而土登嘉措已开始在境外指挥藏军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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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6月,国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先于8月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40万元,以筹集军饷,令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出兵西藏,却因英国政府多方施压(借贷军饷禁止用于入藏军务),直接插手西藏事务而未果。1912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大总统训令宣布:达赖喇嘛“从前的过错应当得到宽恕,他的封号因此应得到恢复”⑤。复职不平反,土登嘉措极不满意,但总归权力到手,于是在1913年藏历水牛年新年,发布脱离清王朝而独立的文告,带领西藏人民,迈出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显而易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没自己做皇帝,二没违背格鲁派的教规,绝不是八世哲布尊丹巴式的独立。而对于第二步,加入五族共和,文告中既未承认,又未否认,原因在于英国人拒绝让中国政府首任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取道印度赴藏上任,阻断了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所以达赖只好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恢复关系五项条件:
(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
(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500万元;
(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开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守之;
(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500名以上;
(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任之。⑥
另一方面,达赖又派代表赴打箭炉(今康定),与尹昌衡进行谈判,其条件是:(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民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仍得照常。⑦
上述史料,清晰到反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在与中央政府谈联合的条件。只是由于英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和高压政策,逼迫中藏双方与英方在西姆拉谈判,而此时已到1913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广东再次独立,数省响应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辛亥革命历史时期至此结束。
这些,就是辛亥革命期间西藏脱离清朝统治,正在试探走向五族共和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水牛年文告》的实质,这仅仅是宣布与满清皇帝断决施主缘份,而不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声明。在这一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八世哲布尊丹巴的所作所为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由于西藏境内当时的特殊情况,脱离清廷晚了一年;又由于英国插手,西藏与内地的联合也晚了若千年,但总体来讲,西藏的独立,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相继独立的浪潮中,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的一种必须有的、很正常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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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牛年文告》宣布西藏独立的含义,国际间自有公论。美国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教授认为:“在西方的术语中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这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要求自由的愿望。” ⑧分裂分子夏格巴之流把《水牛年文告》当做“藏独宣言”大肆宣染。然而,历史可以被厦格巴之流的“戏说”推倒重来吗?
注释:
① 丹增昂珠主编:《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395页。
②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第62页。
③ 印銮章:《清纲目》,第791页。
④ 妙音:《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65页。
⑤ 同注②,第61页。
⑥ ⑦ 牙含章:《历辈达赖喇嘛传》,第250页。
⑧ 同注②,第643页。
作者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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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稿1999 年发表在《西藏研究》, 系本人以笔名公开发表的有关西藏历史研究的第一篇文章。 原稿6300余字, 仅刊发三分之一,却已实属不易! 皆因时在西藏社科院的援藏干部李先生独具慧眼,力主刊登,侥幸得以发表。 2005年11月我与李先生在北京首次相会,才有了面谢的机会。当初的草稿中还有比较重要的史料,借此机会披露:
第一. 从清末民初的国内视野看西藏
在辛亥革命各省、各区域脱离清廷的独立进程中, 山东省速度最快。发表独立声明仅十几天功夫,都督孙宝琦就将省谘议局章程升级为山东的独立宪法(《清鉴纲目》P795),内阁、兵部、外交局等机构都设起来了,而且还通电了邦交各国。如果今天的山东人士依据这个史实要求“独立”,肯定会被世人视为滑天下之大稽的荒诞之举! 正常人谁都明白: 历史那一页早已掀过去,拒绝走出来是有悖常理的。所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完全是照着兄弟省的做法在跟着历史转折,是一个行政区域长官当时应做之事,否则,就真不属于中国大家庭了。你看,当时的藩属国越南、朝鲜、廓尔廓(今尼泊尔)、硫球等,都没有跟着独立,不就全明白啦?!
第二. 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视野看西藏
我在文章中还引述美国学者梅· 戈尔斯坦教授《喇嘛王国的履灭》P696 的另一段史料:当时(1950年9月8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先生,对死乞白赖求见、恳请按照《西拉姆条约》支持西藏独立的所谓西藏“外交局”官员夏格巴,曾不客气地当面训斥:“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单独条约,中国从未承认过《西拉姆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于中国人没有承认《西拉姆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关于独立的)事情时,你们确什么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锗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的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猜想夏格巴先生当时一定很尴尬,一定为“一个又一个的错误”感到很懊丧。在印度外交部25年后解禁的秘档中,人们终于知道“第三只眼晴”对西藏问题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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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尼赫鲁先生基本尊重事实,也比较明白道理。其实,西藏的土登嘉措还没有山东的孙宝琦走得远。人们有理由问:那么多年,为什么连一部独立宪法的文本都没搞出来?上世纪3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接见南京政府代表刘曼卿女士时,已反复表明自已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意思,“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研究》P601中国藏研中心2005版)。
这就是问题的终极答案,同时也是《水牛年文告》的本质所在。
我相信,1950年没有做到的事情,2000年也没能做到,2050年、2500年同样也是徒劳! 所以,埋头于蒇独的人士的选择,要么是自我陶醉在扭曲的历史中,最终在历史的扭曲中沉沦;抑或自己从早已掀过去的历史黄页中走回现实之中,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重新寻找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