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英]杰弗里·罗伯逊

自亚西亚的狼

查理一世发起内战，使得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战争中丧生。1649年的议会却找不到一个有才华和勇气的律师来起诉自称高于法律的国王。约翰·库克最后临危受命，以清教徒的虔诚和对公民自由的热爱挑战“君权神授”，把国王送上法庭和断头台，英国从而告别了推翻君主制。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却是在查理一世被砍头的11年后，被查理二世五马分尸弃于市。

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作者主张，国王因为有罪而被审判，对他的处决是建立议会主权的必要，而对弑君者的审判却是被当权者一手操纵，那些牺牲者应被视为国家的英雄。

约翰·库克牺牲了生命，从而使“暴政”成为一项罪名。他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开了审判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的国家元首的先河，是对皮诺切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侯赛因进行审判的先例。这部大作是当下全球许多重大问题的启示录。

自亚西亚的狼

第一部分



以德政取天下，却以暴政治天下的商汤


中文版自序(1)
这本书能通过翻译与中国的读者们见面，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分享和欣赏人权历史上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带来的激动 所有欧洲人对社会阶层地位及 君权神授 的假设都被一个概念粉碎，那便是： 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的代表去行使（而不是由一个封建国王）。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和行刑对英国、欧洲以及北美殖民地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王公贵族来说，这是一场不亚于9·11的恐怖主义暴行 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这样看。但，它越来越被认为是人权历史上的淬火时刻：那是一场转折的开始，一个社会终于由那些凭能力取得权力的人来管理，而不是交给世袭得来地位或财富的人。现在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法律不屈从于任何人; 不管你有多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

正因为此，对查理一世的审判理应在世界历史和法律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英国的内战，虽然是因宗教争端而起，却是那些对抗专制国王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赢得的一场胜利。因为查理一世并不打算妥协，他们不得不比开始时预想的走得更远些。最终，他们在争论中一步步废除了国王及其星室法庭，清除了由世袭贵族把持的上议院，引进独立的司法，允许新闻自由以及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平等派 ，甚至温斯坦利的 掘地派 运动中基本的乡村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都从这些争论中得到了鼓励。这些改革，即便没使英国的社会阶层天翻地覆，也已经使它严重左倾。然而这些改革仍不牢固，直到那个发誓要扭转乾坤的国王被审判而后处死。虽然对国王的行刑在后来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国王本人也被塑造成 神圣的烈士 ，这对那些感性而仍残留奴性的英国人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效果，促使他们迎回了他的儿子。但是行刑显示了在这片土地上，即使是最强权的人也必须向法律低头。共和政体在克伦威尔死后失去了方向，然而它在政治思想和摧毁专制上的进步却从没有完全失去。那些因为正确的理由而站在历史 错误 一边的人们可以感到欣慰，正如约翰·李尔本所说：

我们的事业和信条有其天赋的真理之光，在人们的共识中更会大放光芒。虽然我们失败了，真理仍将成功，而我们的后代会收获到我们努力的成果。

这是第一部讲述约翰·库克生平的书，这个格外勇敢和聪明的清教徒后来成了奥利弗·克伦威尔重用的律师。本书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当内战的政治成果经受着危险，英格兰被保皇党的入侵所威胁，库克找到一个审判国王的办法。这个办法在近代被重新用于审判像皮诺切特、卡拉季奇和查尔斯·泰勒这些现代暴君。库克以暴政罪起诉国王，因为他下令滥杀无辜，对他的人民发动战争，同时还主导了对战争囚犯的酷刑折磨。这些罪行现在被称为战争罪及 反人类罪 ，没有一个国家应容忍这些罪恶，它们的严重程度超越了数百年来国内外法律对国家元首惯例的宽赦的范围。相比于在纽伦堡以及海牙对施行暴政者实施审判，库克是遥遥在前的先行者。而库克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360年后，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审判与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出奇的相似。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17世纪40年代也有血流成河的历史：满洲征服中牺牲的人数从比例上说大致与英国内战时期相当（每十个成年人中有一人死亡）。中国人口稠密，已经通过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建立起政府的用人架构。但这也造成了因循守旧、保守主义以及对激进思想的不提倡。满洲人对他们在1644年入侵的汉族社会还心存欣赏，所以中国社会没有被颠覆只是微微倾斜了。共和主义在英国失势后，查理二世带着君主政体卷土重来了。在17世纪的末期，其声威不仅可以与法国的路易十四匹敌，还可与康熙皇帝相媲美。像查理二世在大火之后重建了伦敦一样，康熙皇帝也重建了北京城，他推崇

自亚西亚的狼

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


《弑君者》中文版自序(2)

明代艺术，后宫三千佳丽，在好色上也和喜欢戏剧女明星的查理二世有得一拼。但这些相似点只是表层的。中国直到1912年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才开始接受外来的观念，英国内战时涌现出的思想后来经由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发展，被孙中山接受，并在他的早期改革中有所实践。有了本书所描述的英国共和所经受的挫折和失败教训，中国的共和政体尽管经历了开始的重重阻碍，仍然生存了下来。中国共和主义的受惠者或许要向他们的英国先驱们致意。那些先驱的努力是一种勇敢的尝试，英国是第一个拒绝国王及其附属的趋炎附势阶层那利己主义暴政的 现代国家 （除了小城邦日内瓦）。就像约翰·库克说的： 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

如果没有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的倾力相助，以及徐璇的辛勤翻译，这个中文版不可能问世。我对她们表示衷心的谢意。也感谢为此书作序的贺卫方教授，以及严搏非先生与应亚敏编辑。

杰弗里·罗伯逊QC

道迪街律师事务所

2009年2月

自亚西亚的狼

《弑君者》中文版代序二(1)




（图片：库克起草了对查理一世的起诉书并在法庭上对查理一世进行指控，王政复辟后，库克因此被判处死刑）

人类的历史写作仿佛是一种竞争：挖掘者与那种掩盖史实的力量之间的竞赛。太多的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死后迅速被忘却，或者因为事功肤浅，声名虚张，或者因为某种党派立场或集体心理，成为心照不宣的禁忌。如果说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打破禁忌、挖掘真相便是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罗伯逊先生的这本巨著正是这样的正本清源之作。对于英国历史有所涉猎的读者都会知道，发生在距今360年前的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起意义重大的事件；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慷慨赴死的一幕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大场面之一。但是，正如罗伯逊所言，人们对于这场审判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起草了起诉书并且在法庭上对查理一世进行指控的副总检察长约翰·库克却很少关注，例如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手边的是英文第15版）居然没有收入他的词条。某些历史书里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标签化甚至妖魔化。这种情况引起了作者的忧虑，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对于某个人的评价，而且关乎重大史实的真实面目以及对宪政和法治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那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篇章，也是英国近代宪政体制得以形成的关键时刻。国内各种实力风起云涌，最终导致内战烽火燃烧，不可一世的查理一世沦为胜利者的阶下囚。库克出身贫贱，不过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法律界的显要人物，各种不同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终于成就了一个法律人难以梦想的一份大事业 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次著名的审判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说法看出，据说那些法官们在判决书上签完名字后很快就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惊呆了。

当一般历史学家从政治的角度解释这场审判的起因、过程以及后果的时候，罗伯逊用他那极其细密的笔触对整个事件给出了法律角度的描述和分析。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特兰（F.W.Maitland）曾?追问何以没有人写出法律史（"WhytheHistoryofEnglishLawIsNotWritten"），他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做出分析，法学教育与历史学教育的差异使得两者思维方式出现了某种对立： 法律家所需求者乃是权威，于是最新最好；历史家需求者乃证据，于是越旧越好。 由于过分关注历史与眼下案件之间的关联，于是法律人所呈现的历史就会发生扭曲，但是历史学家由于缺乏法律的训练，所揭示的事实又失去了法律的意义。幸运的是，作为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的人权法和国际法专家，罗伯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细节化的事实，而且对于那些细节中所蕴含的法律含义做出了深入的解读。这是我们阅读其他历史书所难以获得的收益。

不妨举一些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强烈的例子。从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出，早在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发生之前，一些法律人一直在寻求对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论证，这种论证明显指向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罗伯逊追溯了 17世纪初爱德华·柯克爵士（SirEdwardCoke,1552-1634）对于法律高于王权的论证以及身体力行的抗争。不过，柯克与詹姆斯一世之争涉及到的是国王是否有足够的合法性审判案件，而库克与查理一世之争却是国王是否可以在他的王国里成为一个适格的刑事被告。审判的前前后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虽然坐在被告席上，但是，查理·斯图亚特仍然是国王，那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们也如此称呼他。国王本人在法庭上更是公然对法庭的管辖权提出质疑：

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是法定的国王。仔细想想，你们企图审判国王，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记住，上帝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审判官，我说在你们犯下更大的罪之前你们真该再仔细想想??况且，我的权力是上帝所托付的，这是古老的合法的世袭权力，我绝不会违背这项托付的。我也不会对新的非法

自亚西亚的狼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俄罗斯最后一位皇后。   1918年7月17日半夜，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西方认为是列宁下令杀掉了他们。


《弑君者》中文版代序二(2)

权威作出回应，这违背了上帝对我的托付：所以你们要先告诉我你们的权力来源，否则我无可奉告。

实际上，依据下议院1649年1月6日所通过法律而设置的法庭是否有权审判国王的法理基础有着显而易见的软肋。这项立法在被上议院推迟之后，由?过清洗之后的下议院变换策略将 Ordinance 变为 Act 而绕着弯通过。此种做法当然受到了一些质疑，以至于克伦威尔及其拥护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为这样的立法程序寻找依据。代议制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揭示，那就是由于下议院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因而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议院的立法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的同意或协助。如罗伯逊所说，这一宣告乃是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构明确提出的民主原则。

在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上，库克以及布拉德肖法官在本案中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学说。例如，布拉德肖在法庭上向查理一世宣示：

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当然，先生，这一约束是相互的，你是他们忠实的君主，他们是你忠实的国民?? 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带的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先生，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

这一段论述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要义，布拉德肖法官提出这一学说比洛克和卢梭提出早好几十年。阅读到这里，我不免想起孟子好像也提出过类似的学说：

齐宣王问曰： 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 于传，有之。

曰： 臣弑其君，可乎？

曰： 贼仁者谓之 贼 ，贼义者谓之 残 。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很明显，按照孟子的说法，像桀和纣那样的暴君已?变为 残贼之人 而不再是君主，反抗甚至诛杀他们就是值得赞赏的正义行为。这么早就萌芽的社会契约论没有在我们这里茁壮成长、发扬光大，确是一件值得注意和反思的事情。也许我们需要从本书所显示的宗教的力量和已?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法律职业群体去体味其间的原因。库克在论证君主与人民之间关系时强调了普通法对于受托统治国家的君主所施加的限制。如果可以在法律上确认君主侵害了国民的权利，常设议会就成为提供救济的正当途径。不仅如此，库克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对于政体模式的选择权力。即便是在君主没有侵犯国民权利的情况下，人民也可以选择摆脱君主制，因为那样的政府既缺乏理性，也不为上帝所乐见。

除了管辖权以及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外，法庭面对着的另一个难题是，假如被告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因而在审判过程中对控诉本身不作任何有罪或无罪的有效答辩，就像查理一世在法庭中所表现的那样，法庭是否可以依照 本国众所周知的法律规则??视其为 如同承认 。在审判中，国王没有聘请律师 本来如果国王承认法庭合法并希望作无罪答辩，杰出的法学家和律师马修·黑尔（MatthewHale）是准备出庭为国王辩护的，同时国王本人也没有作出有效答辩，致使一场也许会精彩纷呈的法律论辩没有发生。最终法庭不得不直接作出了有罪判决并宣布 应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为了说服公众，库克将他原计划在法庭上发表的公诉意见以书的形式出版，当然，这个小册子也成为王政复辟后判决库克死刑的一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给查理一世确定怎样的罪名也是当年颇费周章的法律事项。我们知道，最后法庭判决所确定的是 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库克如何论证君主的独裁行为与暴政之间的关联，在国内以及国际间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杀戮行为君主是否应当承担作为指挥官的责任，是否构成 暴政 的罪名？如果对于叛国罪的定义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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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曾是奥地利公主的玛丽在14岁的时候，因一场政治婚姻，从奥地利公主变成法国的太子妃。1793年10月16日被法国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玛丽绚烂而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两句“金玉良言”：当大臣告知玛丽，法国老百姓连面包都没得吃的时候，玛丽天真甜蜜地笑道“那他们干嘛不吃蛋糕？”；


《弑君者》中文版代序二(3)

国王，那么国王本人又如何可以自己背叛自己，成为叛国罪的主体？库克旁征博引，援用上帝律法、普通法、自然法以及国际公法等进行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即便在今天还是具有重大的启迪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在这次审判以及1660年对于库克等人的审判中，还有一些富于法律意义的事项和观点值得点出。在审判查理一世之前，国王的法律宠臣布里奇曼曾?以《大宪章》中 同ù审判 的规则要求组成一个不可能有的陪审团进行审判，被库克以鲜明的态度拒绝。刑事被告的诉讼权利逐渐得到关注，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刑事程序中开始出现。审判过程中对公开原则的恪守也令人感慨，即便审判的是国王，也要公开地进行。库克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阐述，诸如律师不应以商人的方式招徕顾客，律师、医生以及神职人员不宜过分富有，律师应为因自己过错而导致客户之损失承担责任，律师要劝导委托人慎待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应当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某些受法庭宠爱的律师，律师应当给贫穷者提供法律援助，不得以律师为 坏人 辩护而将其与被告混为一谈，律师也不应为法庭的判决结果负责（这是库克在受到审判时为自己提出的重要的抗辩理由，也许是后来著名的 计程车规则 的滥觞），所有这些都在后世获得了响亮的回声。

通读全书，作者所体现出的公正无私的立场、字里行间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把握和专业精神都令人印象深刻。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在评价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时说： 在这个历史学家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做研究的时代，本书实为巨著。 不过，望远镜也不能取代显微镜；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把两者交替使用。罗伯逊先生显然更多地用显微镜观察历史，尤其是法律的显微镜，这使得本书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此，我们要向作者致敬，也要向年轻的译者表达谢意，这不是一部容易·译的著作。

最后，容我对书名的翻译提点看法。原书名中的 Tyrannicide ，也许是从 Regicide 衍生而来。Regicide传统上翻译为弑君或弑君者，但是当表示国王的词根变成tyranni-，指的却是杀死暴君（atyrant）的人或这种行为。麻烦的是，正像我前面引用的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所显示的那样，汉语里的 弑 字有着鲜明的情感色彩，包含着对杀人者的贬低，所以孟子明确地说武王伐纣不能算是弑君，只是诛杀纣这个独夫而已。所以，本书书名译为 诛暴君者 或许更适当些。质之徐璇君，不知以为然否？

贺卫方

200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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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肯尼迪 Jacqueline ，1963年11月22日清早，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当时肯尼迪坐在一辆敞蓬车内，妻子杰奎琳坐在后坐，他们正随着汽车列队前往目的地，突然两颗子弹穿过肯尼迪的脑部和颈部，瞬间将他置于死地。飞回华盛顿的途中，杰奎琳就坐在丈夫的灵柩边，杰奎琳的长筒袜和粉红衬衫上沾满了血迹和脑浆。无论是谁劝说她换下衣服时，杰奎琳都坚定地摇摇头，说道：“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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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君者》前言(1)

这是一名律师的故事，他创造了历史最终却籍籍无名。一颗颗被割断的头颅破坏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对伦敦城美景的欣赏，这些人在查令十字街（CharingCross）被绞死并五马分尸。另一位在现代享有盛誉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看到他们支离破碎、臭气熏天的残肢（心脏、睾丸、阴茎等）装在篮子里，喂养奥尔德斯门（Aldersgate）附近的野狗，幸灾乐祸地高呼： 啊，造物的奇观！ 这些死人中的一个就是约翰·库克（JohnCooke），一位推行司法改革、维护穷人利益，十年威望不减的法官，国家卫生服务与法律援助等我们今天已习以为常的机构的创始者。他因为审讯查理一世（CharlesI）而被判处死刑。350年后，他为之献身的这项事业 任何将战争强加于自己人民的统治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终于成为大势所趋。

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央刑事法院（theOldBailey）被非法审讯后大卸八块，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一直以来，对这一事件，律师们极尽掩盖之能事，而历史学家则闭口不谈。今天，约翰·库克只在一些书中被匆匆提及，其中他要么被当成一名狂热的清教分子，要么被当成一个奸猾的律师，时刻准备着为正在崛起的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集团献计献策。这些叙述与事实（包括他曾经发表的文章、演讲记录，以及有关他个人生活的记载）出入如此之大，以至出于公正的需要，我们也应该给予他 这个为司法之最高理想而献身的英勇无畏的律师一份迟到的辩护。

胜者王，败者寇 的历史书写使约翰·库克被冠以 弑君者 的恶名，他的事迹也被各色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阐释，用吉尔伯特（W.S.Gilbert）的话来说： （他）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保守派。 在托利党（Tory）作家看来，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与处决毫无疑问构成叛国罪与谋杀罪。而那些重建了克伦威尔声望的辉格党（Whig）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接受 审讯程序不合法 这一观点，但又借口 残酷是必要的 （克伦威尔在检查国王尸体时说的话），对此不再深究。两者除了称颂查理二世（CharlesII）有节制的报复行为（仅仅针对那些起诉其父的人）外，并没有对弑君审判案本身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左翼作家则赞扬舆论发难者 平等派 （Levellers） 平等派首先主张起诉国王，但当审讯进行到关键时刻，他们却溜得远远的，随后又与保皇党（Cavalier）同流合污。很难想象，即便是在今天，有哪一个英国作家在写作这一事件时不会带上一丝不满的情绪 毕竟砍掉的是英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重视文化的君主的脑袋。

在有关英国革命的文学书籍中，约翰·库克仅仅作为起诉国王的律师而被略有提及。审判查理一世一案在当时被法律记者们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下来，然而20世纪的历史叙述却置当时的记载于不顾，不惜扭曲历史来诬陷库克。 英国著名审讯案例 （NotableBritishTrials，1928年）系列丛书中《审判查理一世》（TheTrialofKingCharlesI）一书就由一位聒噪的保皇党人穆迪曼（J.G.Muddiman）担任主编。1964年，丹姆·维洛尼卡·维基伍德（DameVeronicaWedgwood）在此书的1964年版中指出了前版最为严重的几个错误。但1964年版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也存在不少欠缺，叙述同样带有偏见。维基伍德认为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于 过去的美好事业 （thegoodoldcause）而言简直是一次灾难，并指责库克这位 过分狂热 的检察官。晚近也有研究指出这一审讯案并非如此前一些恶意诽谤者断言的那样，但这并没有抹去维基伍德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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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君者》前言(2)

下的成见。1660年对库克本人的审判却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这一血腥事件从未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律师们严肃对待的课题。尽管当时大多数律师都支持议会反对国王，库克事件后几大律师公会却立刻向王室臣服，并竭力抹杀其带有共和色彩的过去，尤其是格雷律师公会（Gray'sInn），它的两名成员 库克与布拉德肖（JohnBradshawe）曾对历史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今天，他们已不再被人提及，高挂于学院之内的，是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及后来的查理三世的巨幅画像。

我对库克萌发个人兴趣纯属偶然。当时，我应邀前往格雷律师公会，参加米歇尔·科比（MichaelKirby）法官为纪念查理一世审讯案350周年撰写的一篇论文的讨论。我与米歇尔是故交，所以也乐意前往。米歇尔在文章中指出：对查理一世的审讯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这论点似乎无可厚非，直到我翻出老版的《国家审判》（StateTrials） 这是我早年傻乎乎进行的教育投资之一，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而且还一尘不染 翻阅了其中对查理一世审讯的记叙后，我的看法有了改变。根据我自己对刑法史的了解，查理一世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羞耻，恰恰相反，它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所缺少的正义与公正，在只用几小时就可以宣判叛国罪的年代，被告如果不认罪就将受到酷刑的折磨，任何人一旦冒犯了国王的星室法庭（StarChamber）的法官，就会被割掉耳鼻，相比起来它是最令人信服的一次审讯。后来，我又找到一份11年后对弑君者的审判记录，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科比与维基伍德的观点都错了。两次案件的处理大相径庭，如果说其中有哪一个可以被称为 羞耻 ，那也应该是后者：被告们一连数月被关在瘟疫肆虐的牢房，带着手铐脚链受审，忍受着来自查理二世走狗们的冷嘲热讽，国王甚至公然出现在陪审团中发号施令，操纵整个审讯过程。

作为1649年查理一世案件与1660年弑君者案件的主角，约翰·库克深深吸引了我。他因起诉国王而受到国王之子的起诉，但他仍然不卑不亢地为自己辩护：诛杀暴君，这不是什么叛国，只是自己所肩负的一项职业使命。当然，库克所经历的不过是英国内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的一部分。而我重写这段历史是因为在我看来库克的主张在今天仍有其不为历史学家们所知的价值。譬如，对查理一世的审讯，可以说开创了审判现代国家政治与军事首脑的先例，这些皮诺切特将军或米洛舍维奇之徒，由于戕杀人民受审，却妄图仿效查理一世以最高统治权为幌子逃避惩罚。库克对国王的审讯成为现代法律与专制暴政的首次对抗，它立足于人人皆享有的对破坏民主、自由的暴君实施惩罚的权利（如果布什与布莱尔以此为由非难萨达姆·侯赛因将会更加师出有名）。而与此相反，对弑君者的审讯遵循的不过是 胜利者的游戏规则 ，这场王室复仇血案使查理二世心满意足，他亲自到场参观了对库克开膛破肚的行刑（据伊夫林的记录）。

在这个历史过渡期，经过文艺复兴的人们依旧感动于莎士比亚的诗歌，然而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们也能够容忍最惨无人道的酷刑。当时，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受到了昙花一现的冲击，这些冲击来自克伦威尔的支持者 小贵族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商人。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库克早在进入牛津大学求学时就以平民身份超越了其原属的社会阶层。尽管与17世纪中期相比，今天英国社会的职业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律师（以及妓女）这个行当却是变化最小的。1640年的伦敦，律师同今天一样数量众多，他们同样在律师公会学习、思考，在法庭以及议会里日复一日地争辩着案例与法律原理。他们的道德规范与实践操作能力也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独有的职业恶习却没有丝毫改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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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茜公主 Sissi
1898年9月10日中午，茜茜准备乘船离开日内瓦。她走出旅馆，仆人拿着行李，宫廷命妇陪伴在身边，她们缓步向码头走去。就在这时，死神向她走了过来；一个名叫卢伊吉·卢切尼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一鸣惊人”，把奥地利皇后选做靶子，卢切尼终于等来了茜茜，他猛然拔出锥子，对着她的胸部戳去，锥子又尖又细，茜茜甚至都没有什么痛感，“他想干什么，想要我的手表？”她从地上爬了起来，自己走到船上。可是，刚一上船，她就倒了下去。身边的宫廷命妇连忙解开她的衣襟，发现胸口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船长命令船掉头回岸，人们用担架把她抬回旅馆，在旅馆里，医生切开了皇后的肘窝动脉，血不再往外喷涌……茜茜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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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君者》前言(3)

一点贪财，通过老校友与政治关系寻求庇护，对有钱阶级与名门望族持有适当的尊重。我在家中写下这一切，远远望见中殿律师公会，那里现在还挂着凡·戴克（AntonyvanDyck）所画的查理一世骑在马背上的名画。1661年库克等人被处决后，查理二世曾在这里设宴，亲自款待为他效力的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有传闻称国王在宴会上喝过了头，不能与大家一起站着，举±宣誓为王室效忠，于是对律师公会众法官说： 从现在起，你们也坐着。 今天，我们依然遵循着这句话。

此前，没有人描述过库克的生平。除了1660年为躲避王室报复逃往瑞士的下院议员埃德蒙·拉德洛（EdmundLudlow）的回忆录（但是也遭到了大量删减改动），没有更多关于他的现存的记载。甚至在那些无所不包的家族谱系的网站上，对他的妻子弗朗西丝（FrancesCutler）、他的第二次婚姻、儿子的夭折以及女儿弗里纳福（FreeloveCooke）的命运都只字未提，幸而库克对国王的审讯及他在自己受审时勇敢无惧的自我辩护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乔治·汤姆森（GeorgeThomason）较为齐全地收编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小册子，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就收录了库克在1645年至1652年间所写的六篇长文。库克在绞架前所做的演讲和他写给妻子与幼女弗里纳福感人肺腑的最后的书信（ 我们离别时，请不要悲伤??上帝已经拭去了所有的眼泪 ），如今也都有案可查。这些书信读来如此催人泪下，以致查理二世当局下令任何人不得印刷这批信件，违者将被处以死刑。库克在爱尔兰做司法工作的记录在1922年当地的一次火灾中被毁，关于他这段经历的资料也十分匮乏。从未有人尝试为这位英国历史上最疾风骤雨的律师作传，将他那非凡、感人的生平及死亡写成一书。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所冒的历史风险。但是，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的案子使我深信宪法权利也应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在中央刑事法院、四大律师公会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Hall）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这一切的看法可能与历史学家们不太一样。譬如说，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包括维基伍德，都会添油加醋地讲述库克如何在审讯开始时宣读对查理一世的控诉，而事实上，这部分是由法庭书记员来完成的。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讯案，对其开场的描写竟出现如此低级的一个错误，这提醒我们，在他们的叙述中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不足。这也是我预备重写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原因，其中的主人公们尽管出于一种过时的宗教热情，却首次表达出了维护公民民主、自由的现代精神。为了方便对材料的处理，我对他们使用的语言做了些小小的改动，更新了拼写规则（偶尔对语法也做了调整），改换了一些句子结构和称谓（比如说，将thou换成you）。考虑到忠实于原作者，我对审讯记录的摘录没有进行过多的编?整理。17世纪人们对姓氏的拼写并不固定，我更倾向于沿用库克自己签名时用的Cooke，而不是Cook 词尾的e常常被省略了。

当我们在电视节目中或对孩子们说起英国历史时，我们总是对国王或王后的生平轶事津津乐道，却从未留意过律师们的生活。1641年至1660年，这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在这段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 总之，反对专制暴政。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对1649年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骄傲，这是一次精神上的飞跃。然而，生为英国人，我们却总是忽视共和、对处死国王耿耿于怀，故作姿态地将1689年所谓 光荣革命 看作自由的发端，这其实不过是1649年斯图亚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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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君者》前言(4)

朝垮台的胜利余波，既不是 革命 ，也无任何 光荣 可言。坚持不给 共和人士 （Commonwealthsmen）公正的评价，从学校的教科书中亦可见一斑：13岁的孩子们从老师那学到的 蒙上帝之恩，获得自由的第一年 其实充斥着暴力、血腥与复仇。而1660年对共和党人的处决，人们却忘得干干净净。尽管我不会向刑事案件复核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Authority）提出撤消约翰·库克的叛国罪名的要求，也不希求王室重发赦令，但我将以此书纪念这位超越其时代的伟大人物，颂扬他的正直无私与远见卓识。从罗马人的观点看，库克与其说是一名弑君者，不如说是一位诛杀暴君的勇士。[]正如休·彼得斯（HughPeters） 克伦威尔的私人牧师 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向约翰祝贺的那样，他 开创了惩治暴君的伟大事业 。

今天，这项事业在一个更大的法庭上进行着。被捕后，萨达姆·侯赛因向法官提出了与查理一世当年同样的挑衅： 你凭什么审讯我？ 米洛舍维奇在海牙最初也耍过查理一世的伎俩 拒绝辩护。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与皮诺切特还在继续叫嚣库克早已证伪的法律对国家元首的无效性。破坏法律、剥夺自由、杀戮人民、劫掠百姓、虐待战俘，库克将这种种罪行一一列出并给予暴君应有的惩罚。在剑桥大学一位教师及一名下院议员的帮助下，库克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将起诉查理一世的材料准备就绪，从此，他的生命也陷入险境。库克意识到，身为国王查理一世绝不会放弃自己君权神授的世袭君王身份，这也将使自己无路可退。作为副检察长，他必须推动英国走向理性与法治，这也是上帝的神旨所在 这是其他国家一个多世纪后才取得的成就：民主成为立国之本，并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信仰自由。

今天，约翰·库克等圆颅党人（Roundhead）的痕迹在现代英国已不多见， 激进的律师 于措辞上是自相矛盾的，曾经煽动叛乱的政治改革家们如今进入内阁办公室，在宣誓就职前亲吻国王的手背，或者在上院，妄自尊大地抚摩身上的白貂皮。君主政体仍然具有其浮华的魔力，从欧洲多如繁星的王子到封建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皇室，再到非洲斯威士兰（Swaziland）妻妾成群的国王，莫不是君权的拥趸。澳大利亚，一个原本理性的民族却在1999年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保留英国女王而不是新选一名当地人为国家元首：人们对 过去的美好事业 和共和主义追求自由的行为在英联邦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缄口不提。1660年中央刑事法院的审讯认为，此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判决是马萨诸塞州清教徒（Puritan）策划的恐怖事件的核心。这批清教徒甚至还派遣彼得斯同小亨利·文恩（HenryVaneJnr）来到英国与克伦威尔及库克密谋此事。今天，美国的街道以这些 弑君者 的名字命名，但约翰·库克的事迹提醒我们，他们真正留给后人的是使用刑法惩治暴君的壮举，库克正是在此指引下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的。如今，这项事业在国际刑事法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表面宣扬清教主张，布什政府却处心积虑地想要破坏库克提出的 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必将受到审判 的主张。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乔治·萨斯科伯（GeorgeSouthcombe）、伊安·威廉姆斯（IanWilliams）的协助研究，以及詹妮·尤格纳（JennyUglow）辛勤的编?工作。此外，我还要感谢威尔弗雷德·布莱斯特（WilfredPrest）、蒂姆·雷侬（TimLello）、西蒙斯·奥克菲（SeamusO'Keefe）、米歇尔·格林（MichaelGreen）、汉普顿档案局（HampshireRecordOffice）的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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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君者》前言(5)

纳西顿（GillRushton）、中殿律师公会的档案保管员莱斯利·怀德洛（LesleyWhitelaw）以及格雷律师公会的图书管理员特蕾莎·索姆（TheresaThom）。克里斯·皮格特（ChrisPigott） 一位热心的读者帮我查考到弗里纳福的幸福结局的资料。米歇尔·格林曾替我寻访了拉德洛及其他一些躲过王室报复的幸存者们在沃韦（Vevey）的墓地。我还要感谢曾给予我帮助的英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丽莎·匹普斯（TabithaPeebles），她在整理手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谢谢我的终身伴侣，我的妻子?茜·蕾特（KathyLette），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独自照顾着我们的孩子，我为此欠下的 债 怎么都还不清。最后，书中如有任何错误及不足，皆我个人之过，我真心期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这也正是写作历史书籍与法律文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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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王妃 Diana Spencer
1999年8月31日，戴安娜与法耶兹在结束地中海之旅后返回巴黎，并在丽斯酒店共进晚餐，随后二人一同乘车前往法耶兹在巴黎第16区的豪华住宅。为躲避记者追踪，饭店派保罗为他们开车。保罗把时速提到160公里.在阿尔马桥下隧道前面发生了意外事故。司机保罗和多迪当场毙命，戴安娜在后座，也身受重伤。记者们追踪而至，但是他们没有对伤者进行抢救而是围在汽车残骸周围，举起相机从各个角度拼命拍照。尽管戴安娜后来被火速送往医院救治，但是，终因心肺受重伤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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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库克的指控(1)

圣诞的十二天节期，根据传统是大吃大喝的狂欢时节，而清教徒们对大吃大喝向来深恶痛绝。因此议会选定了圣诞节这一天来听取申诉，申诉是针对议会怠于对国王及其他煽动苏格兰入侵的 幕后黑手 施行 正当和公正的审判 而提起的。节礼日（BoxingDay，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天在下议院进行的一次辩论会上，克伦威尔首次在公开场合阐明他对处置国王的意见：

如果有任何人计划废黜国王并剥夺其财产或者有任何其他类似的计划，他就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造反者和叛国贼；但既然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身上，我只能顺服他的旨意，我尚未接获天意的指示，因而也无法给你建议。

克伦威尔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至少在公共场合他表现得这样：一方面，他承认他的首席律师们告诉他的（即废黜国王属于叛国谋反行为）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仍固执地以神意论为基点，看似勉强地选择了宿命论来说明废黜国王的正当性。他的计划已经很明确，只是 我尚未接获天意的指示，因而也无法给你建议 ，因为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律师来给他提供实现这个计划的意见。议会的辩护律师亨利·埃尔辛接到要求他参加12月23日商议国王命运的委员会的通知后谎称得了急症，于是具有一定威望和经验的梅德斯通市（Maidstone）市长安德鲁·布鲁顿取代了他的职务。

与此同时，查理在温莎大庆圣诞。他期望着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进城，于是在伦敦的裁缝那定制了礼服、长袍、斗篷一整套昂贵的行头。听闻查理的奢侈举动，下院议员们群情激昂，于12月27日一齐投票反对王室如此浪费公共财产，下议院决定停止在温莎进行任何宫廷仪式，将动用国家财政为国王雇用的侍从数量减至6个。此外这些侍从也无需再对国王 屈膝哈腰 ，而是以一种更有尊严、更为自在的方式来为他服务。

就在同一天，负责商议国王命运的委员会向上议院建议可以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国王，组成法庭的法官代表国家利益，管辖权持续时间为一个月 这是针对该问题采取的紧急措施。委员会的主席由亨利·马顿和市议员托马斯·司各特共同担任，马顿是共和党元老，司各特则是位清教徒。为了显示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克伦威尔本人也当选为成员。委员会在第二天提交了草拟的控诉书，控诉书的措词过于直白，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这个委员会缺乏专业的法律指导：

查理·斯图亚特违背国民的信任与托付，召集军队发动讨伐议会的战争，未带来全民福利，反而带来流血和苦难。他雇佣爱尔兰叛军挑起第二次内战，他的所作所为违犯了国民的自由，破坏了本王国的基本法和自由。

这份控诉书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议会对国王的指责。如果查理被证实确曾犯下控诉书中所提的罪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份控诉书真的可以成为一份罪行清单。但问题是他的罪行性质还不明确。最基础的宪法解释是国王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而行使权力，当发现他损害公共利益时可以责问他。这种论证在酒馆里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在刑事法庭上就站不住脚。

辩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到了12月30日，上议院指示委员会任命一些法官并 作出一些特别规定以防国王拒绝针对指控进行辩护 。早在这时就可以预料到国王的对策，而无法作出 特别规定 将使议会付上惨重代价。毫无疑问国王已与其在纽波特的律师团商议过应对策略，其中马修·黑尔可以说是当时最优秀的刑事律师，一旦查理决定承认该法庭而准备进行 无罪 辩护，他随时待命。

新年伊始下议院开始汇编 法案 （Act） 或至少也可称作 条例 （Ordinance），因为过去六年中议会通过了许多不经国王同意就予以施行的法律。它 宣告 ： 如果英格兰国王为征税而对议会和英格兰王国发动战争，即可判定为叛国罪。 这当然不是一个共和举措，因为其前提是假设未来仍有国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