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的沉沦：“陈伯达现象”再思考

jan_ai Zhang

来源：
http://digest.creaders.net/artic ... 81216&id=287318

“文革”作为一场大灾难已经过去，然而“文革”留给人们的反思是无穷尽的。“陈伯达现象”便是值得探索的反思课题之一。

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我在写《陈伯达传》时，曾查阅他数百篇文章及十几种单行本。陈伯达是诸多重要历史文献的执笔者之一（有的是他主稿），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一场自由与民主的运动，在当时颇有影响，陈伯达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他把自己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文编成一本文集，取名《真理的追求》，由新知书店于1937年3月出版。陈伯达早年的这些论文写得洒脱，思想无拘无束，他的意识是独立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1937年9月，陈伯达来到延安。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毛泽东调到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解放后毛泽东威望倍增。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写了许多阐释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家。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基本上是对上级观点的转述、解释。

“陈伯达现象”的种种表现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政治投机商。“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 “头功”，可谓 “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 “胜如神”。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 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 “左” 转为 “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 “行情”。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 “论证” 的 “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一味“紧跟”，文章充满八股味，就连毛泽东也发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陈伯达在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文字修润工作时，请求毛泽东删去这段话。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

jan_ai Zhang

来源：
http://digest.creaders.net/artic ... 81219&id=287321

（1）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

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笔者1951年随父亲陈伯达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之久。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

　　中 宣 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 宣 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

　　还有一些领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未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几们，包括林彪、刘伯承在内，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

jan_ai Zhang

（2）

　　中南海的娱乐生活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

　　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20世纪30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两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明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楼餐厅存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2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3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在20世纪50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jan_ai Zhang

（3）

　　困难时期的伙食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入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jan_ai Zhang

（4）

　　寂寞感不可名状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 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

　　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维克多

为政治裹挟文人古今皆有，陈伯达仅其中代表之一。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为范仲淹之所属；大秀才早年独立特行，而后御用文人，此乃陈伯达之所归。

究其所以，颇为有趣。魏晋年间，有文人雅士退隐山野，竹林七贤传世；当今中国，多学者教授弃学经商，未见成大气候。何也？政权独大，官商霸道。学者踽踽独行于商途，往往难成大事。

士大夫学问为本，待以身进士，便处权力夹缝之中，利益纠葛之所。有所秉持者，宁折不弯，或遭贬谪，或遭放逐，或挂冠而去。无所操守者，曲意逢迎，加官进阶，鸡犬升天，所谓文人无行。亦见外圆内方者，苟且存身于乱世，念念寄望于来日，时来运转则兼济天下，生不逢时则独善其身，郁郁而终者不可胜数。

科举文官制度起源中土大地，文人雅士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西方诸国政党政治方兴未艾，知识分子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较其中异同，殊为有趣而有益也哉

jan_ai Zhang

为政治裹挟文人古今皆有，陈伯达仅其中代表之一。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为范仲淹之所属；大秀才早年独立特行，而后御用文人，此乃陈伯达之所归。

究其所以，颇为有趣。魏晋年间，有文人雅士退隐山野，竹林七贤传世；当今中国，多学者教授弃学经商，未见成大气候。何也？政权独大，官商霸道。学者踽踽独行于商途，往往难成大事。

士大夫学问为本，待以身进士，便处权力夹缝之中，利益纠葛之所。有所秉持者，宁折不弯，或遭贬谪，或遭放逐，或挂冠而去。无所操守者，曲意逢迎，加官进阶，鸡犬升天，所谓文人无行。亦见外圆内方者，苟且存身于乱世，念念寄望于来日，时来运转则兼济天下，生不逢时则独善其身，郁郁而终者不可胜数。

科举文官制度起源中土大地，文人雅士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西方诸国政党政治方兴未艾，知识分子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较其中异同，殊为有趣而有益也哉


真诚感谢 【维克多】先生 （女士） ！！！

您的帖子 真是 文意俱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