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我的少年班学生生涯——揠苗助长的经历

jan_ai Zhang

（ 作者：老开 ）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 ... 10&postID=31614

那时候看到新闻报道北京有个什么神童幼儿园，后来又出了多版本的哈佛女孩。于是想起了自己曾经被揠苗助长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对我于自己子女（现在儿子还小）的学前教育的直接影响便是矫枉过正般的放任自流。我也知道这样不太好，只希望他们能尽可能的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学前

我出生于1970年的冬天。尚未满月就寄养到姑母家里，每个周末家父接我回家，周日晚上再送过去。具体什么时候家父开始实施他对我的学前教育大计已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识字是从‘打倒邓小平’开始的，而算术则启蒙于数电线杆。

76 年初，家从虹口搬到了卢湾，复兴公园附近。离姑母家远了，自然就结束了寄养生活，进了片内的一所幼儿园。和家父相处的时间多了，唐诗三百首和加减乘除也就躲不过了。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教育亦然。因为上海决定要把春季班（就是放完寒假为一学年之始）换成秋季班，就在幼儿园里又多呆了半年，就有了我们这批比大班还要大的幼儿园大大班学生。

1978年秋天，该上小学了。按片划分我应该去一所一般小学，可父亲还是想办法把我送进了离家也不远的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区重点。那年一中心总共收了六个班的新生。做为教育试点，每个班各有侧重，一班体操班，二、三班是什么忘了，四班语文班，五班数学班，六班游泳班。我起先被分在了四班，因为会念两首唐诗，又比别的新生多会两个字。

那时候合肥科大办了少年班，远近闻名。首届少年班中的一个上海学生的父亲向卢湾区教育局提出给他一个班新生，他保证让这批小家伙五年考上科大少年班。他儿子没上过一天学（那时候可能也没学上），全是他在家教出来的。教育局觉得可以试下，就设立了一个教育试点项目，拿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一年级全年级入学新生让他挑。在不到三百个学生里，他挑了三十六个。

我就是其中之一。


1978年秋至1979年夏 第一学年

虽然当时不觉得，回顾一下，第一学年实在是整个读书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

那个时期的终极口号是‘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化自然用不了之乎者也，也没风花雪月的事，具体落实到教育领域，那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做为理工类的基础的基础，便是我们这个试点班的重头戏。

从一个片面的角度来看，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代，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批，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文革的受惠者。父辈们的无所事事，让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儿女的学前教育上。个人认为，这种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比起现在送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金钱上的投入更容易让孩童接受，毫无疑问也是更有效。

我这么说是因为就从这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挑出的三十六个人，别说九九表，大部分人都会简单的四则运算了。这或许就是张老师，这个试点班的创建人，挑选学生的标准之一。所以我们一（五）班，原来规划中的数学班，在大致温习了一下四则运算后，跳过应用题，开始学解析几何和因式分解，在当时是初中的课程。小学一年纪的学生学习初中的数学，想不轰动也很难。于是乎试点班被人称之为神童班，班里个个都被邻里朋友称为神童。虽然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蛮可笑的，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即便不是神童，也一定是超常儿童。

这样的光景怎么会是黑暗的呢？因为那是没有游戏的一年。张老师如果不是题海战术的发明人，也绝对是坚决贯彻者之一。在神童光环的背后，我们面对的是无休止的作业。据家父回忆，那时每天回家的作业起码四张八开大纸，天天他陪我做功课要做到晚上九、十点钟。到了周末，作业量更是超过平时一倍。

就这样，我渡过了白天小神童，夜晚功课虫，没有童年的一年。

jan_ai Zhang

1979年秋至1980年夏 第二学年  

把奇迹进行到底

神童班一炮打响，示范课接踵而来。我们也习惯了被一圈大人们围着上课。只不过不是每个同学都能跟上这样的进度，也不是每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苦到没有童年。记得家父后来跟我提起过，在开家长会上有些家长就对这样拔苗助长和填鸭式教育的做法提出异议。但大多数家长依然是望儿女成才心切，站在了张老师这一边。

一些跟不上的同学和那些家长有不同看法的同学退出了，这并没有影响到张老师创造奇迹的信心，他又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教小神童们微积分。

微积分！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微积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相信张老师也根本没想过要我们这些小孩说清楚闹明白，他要的就是如何把公式定理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熟练的运用，去求解，或求证。道理，等以后再讲。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方式可以用三个字概括，数八股。

和数学的高歌猛进相比，语文方面的步伐就要慢了许多。虽然记忆中第一年把小学一、二年纪的语文给啃了，理论上照这样的进度五年应该可以读完十年（那时候还是十年制中小学）的课本，可惜语文不是Y＝2X。第二学年的语文进度就没能按计划完成全部三、四年纪的大纲。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数学拔尖，语文嘛，识字就行。

重理轻文，也是那个时代的教育特征之一。


1980年秋至1981年夏 第三学年

乱并快乐着

张老师走了。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时我们还小。若干年后，有的同学从家长那里听了些道听途说的缘由。张老师向卢湾区教育局提出了评职称分房子的要求，教育局没答应，他就甩手不干了。

树倒猢狲散，眼看着演出就要结束。而一中心也不愿意也没能力再向这个不属于它的试点班提供教室教师等配套设施。

或许是为了证明没张老师区教育局照样有能力继续创造奇迹，或许是考虑到我们这些接受非正常教育的学生分散到同龄人中带来不良影响，不想让一锅夹生饭坏了一桌酒菜，区教育局全面接管试点班，我们也开始了流浪生涯。

我们被安排到了建庆中学，就在复兴公园的后门（雁荡路那个门）。由于几乎所有同学都住在复兴公园正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建国西路）一带，忘了是班上统发，还是家长出钱，反正每人每个月拿张公园月票（五角钱），每天早上在正门集合，穿过公园去上学。

我们的新任班主任是王老师。不同于一、二年纪在一中心的班主任丁老师（她是个典型的小学班主任，班上几乎没有人没被她揪过耳朵）和张老师（对待先进同学和后进同学的态度截然不同），王老师和蔼可亲，没架子，有机会还和我们玩成一片。他教我们平面几何，我的最爱，也是我唯一能想起来的在第三学年学过的东西。

大约在下半学年，王老师得了场大病，在家修养，我们也成了一群没人管的野孩子。那时候临时带班的老师也不知道该教我们些什么，没事就带我们到复兴公园，一放了之。

那个春天，不用上课，没有作业，在复兴公园里我们找回失去了两年的童年。

jan_ai Zhang

1981年秋至1982年夏 第四学年
组织找到了我们

具体背景不清楚，猜想是经过小半年的半旷课状态卢湾区教育局也吃不消了。不知道哪个好心人，把情况知会了当时市教委的杨主任爷爷和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的陈院长奶奶，我们这个班成了市教委的重点项目，更名为上海市早期教育实验班，由师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全面接手。我们也从小神童还原成了小白鼠。

继续流浪。这次我们搬到了徐汇区中国中学，在永嘉路上，斜对面就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每天也从穿公园变成了跨区长征。虽然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窝，师资配备却相当完善了。我们这个项目组的组长是恽老师，好像也是教科所的领导，不在班里常驻。执行副组长是许老师，班主任兼政治课。王老师（不是建庆中学的王老师）教数学，乐老师教物理，周老师教语文，张老师教英语。除了教英语的张老师留学只教到我们六年级，其他几个老师一直带到了我们毕业。

五年送科大少年班已经不太现实了，记得当时目标好像修正成了七年，课程也开始按大纲的进度安排。当然除了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实验，对教育的实验，对早期教育的实验。每个老师等于是接受了一个或多个课题，而我们也成了不折不扣的小白鼠。

我们可能是上海市第一批接受智商测试的小孩子，那时候不懂，只觉得一个人面对两个老师，一个问一个记，严肃得不得了，但那些题目却有趣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测智商。

在中国中学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一是去对面的译制片厂配音。一部片子，还是国产片，需要一段不长的童声背景（可能原先的效果导演不满意）。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中学里有些小学四年纪般大的孩子，可能是找中学里初一的学生，结果碰上了。

我从一年级就是推普员，当仁不让。我们去了五六个同学，三两分钟的配音重复了好几遍，花了好长时间。后来每个给了一本当时还算漂亮的硬面抄，扉页上写着该电影剧组赠。现在老爸可能还帮我收着吧。

还有一件就是‘葛洲坝’事件。那是一个雨天，上体育课，结果老师没来。忘了是谁想出来的主意，说大家去沙坑玩沙子，继而有人提出咱们来造个葛洲坝吧。我当时是中队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忙开了。挖水库的挖水库，开渠的开渠，筑坝的筑坝。后来有同学跑来说渠壁和坝体的牢度不够，我看见不远处建筑工地上有个泥坑，那种颜色白里透黄的，觉得那东西和黄沙混在一起一定可以加固工事，就叫他们去搬些过来和一下。果不其然。最后，一个十平米不到的沙坑里沟渠交错，闸坝林立。等大水库蓄完水后，大伙一起开闸放水，蔚为壮观。大伙儿高兴坏了。

第二天中国中学的校长来找许老师，原来那白黄相杂的泥和黄沙一和就成了水泥，学生在那里跳远跳高八成要骨折。那个沙坑全废了，得把里面的沙泥捞出来，再买一车干净的黄沙。这个祸闯得不小，全班挨训，还每人罚了点钱。

原本就不是什么正规教育，但从四年级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至少开始有迹可寻。


1982年秋至1983年夏 第五学年
继续流浪

我们又换学校了。在不同的中学呆了两年之后，我们杀回了小学，襄阳小学，是所市重点小学，在中国中学附近的襄阳南路上。其实是不是什么重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管到那里，别人总不会用平常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时我就和同学说好听点我们是客人，别人对我们是敬而远之，不好听我们就像是外星怪物，就像是后娘养的。

教科所的那些老师相对来说都很年轻，为了搞好我们这些人的道德思想工作，上面安排了袁老师来班上，师大二附中（这里的师大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全国优秀教师。没多久，她就赢得了马列老太太的称号。而她和其他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很不怎么的，她的道德思想工作没怎么见效，倒不经意的给我们上了察言观色，两头讨好的第一课。

这一年学习上还算稳定，数学物理稳步前进。我们在不得知的情况下于当年度初中考高中统考后一两天内，在三四个老师的监考下，分别作了数学和物理两份卷子。结果还是令老师们满意的，其中数学我拿了一百二十分满分。而老问题也依然存在，就是语文的进度缓慢到几乎停滞不前，尤其是那些数理好的同学。

现在回头看看，语言需要的天赋绝不比数学少。同时不得不佩服当时创建人张老师在遴选学生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随便几道题目和几个问题就挑到些对数字特别敏感的小孩。而与同龄人（亦或相当于初中年龄）相似的男同学数理强，女同学文科好的特点也显现了出来。

从家到中国中学，继而襄阳小学，卢湾区和徐汇区相邻那一带原法租界里的大小弄堂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在家长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在马路上玩耍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两年的弄堂天使。

jan_ai Zhang

1983年秋至1984年夏 第六学年
住读添快乐

像游击队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已经三年了。我们觉得没啥，反正到哪里都是寄人篱下，到哪里都是祖国的花朵。老师们就有点受不了了，成年人嘛，当然有不同我们一般的见识。所以我们又挪窝了，师院附中。

和教科所同在师院一把大伞下，相信老师们的感觉一定好多了，再怎么说寄的也是同门的篱下。而且离教科所也就一箭之遥，省去了不少从市中心（我们曾经打游击的地方）到漕河泾（师院所在地）的颠簸。

我们也挺高兴，无他，就因为住读。当时师院的位置算是城乡接合部，西墙南墙之外都还是农田。师院附中就在师院边上，除了教职员工子弟，其他学生都住读。我们当然不可能每天坐三个小时来回的公交车上学，况且那时我们已是相当于初一的年龄，生活理论上应该能够自理，教科所向附中借了教室、办公室外，又借了男女宿舍各两间。和要好的玩伴可以从早到晚在一起，不用老是在父母面前唯唯诺诺，这样的日子怎么能不快乐。

五年下来，开始的三十六个神童只剩下了一半。开始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些同学退出是因为其家长认为这和拔苗助长没什么区别，后来陆陆续续走的大部分都是跟不上，除了极个别是搬家的缘故。即便留下的都能跟上教学进度，原先教科所接手是七年成才的计划看样子也难完成。

症结还是在文科。我们大多数同学在那个年纪读高一高二的数学物理一点困难也没有，可语文却只有初二，最多初三的水平。老师们好像也不和我们提什么目标了，教着看吧。

六年纪的时候我的‘仕途’受到小小挫折。

进小学开头戴了几天一条杠后，我就一直是中队干部，多数时间是中队长。二年纪的时候卢湾区一中心的老师还想让我做三条杠的大队副，为了学习的缘故，给家父和张老师给回了。教科所接手后，班里搞无记名投票，得票最多的做中队长，二、三名分别做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人少，不设小队长。各课课代表则毛遂自荐，半数通过。

每次选举，同学们都不给我做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的机会。群众基础当然来自于群众，那时大大小小集体闯的祸多半是我带的头。早先把中国中学的沙坑给废了，后来在襄阳小学又带头在只有低年级学生才可以玩的儿童乐园里大搞嘉年华。到了师院附中住读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去隔壁的桂林公园采桂花，纠集同学把看我们不顺眼的初二同学打了一顿，夜自习溜出学校去附近的录像厅看录像。老师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于在下半学年的班干部选举中，新的政策出台了。还是无记名投票，还是前三位出任班干部，只是何人任何职由老师决定。打这以后，我就一直做学习委员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带一书包脏衣服回家，每个星期天晚上带一书包饼干零嘴返校，渡过了自由自在的一年。


1984年秋至1985年夏 第七学年
Lucky的一年

老师们继续在摸着石子过河，我们就有一口没一口地呛着。班上几个学习差的跟得越来越累，几乎连每次小测验都亮红灯。老师们曾向家长提出让他们退回一般中学，那些家长还是坚持要孩子跟下去。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同龄人中，不是害群之马便是离群的羔羊。夹生饭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吃都不是滋味。

值得一提的是学习差的学生并不是不聪明，学习好的也不是那些最用功的。严格来说，青少年的智商结果是对本人保密的，怕知道了有不良影响。可我们还是想办法搞到了。具体途径忘了，不外乎开老师的抽屉偷看（生活委员有老师办公室门的钥匙），让特别受某个老师宠爱的学生去套，或者哪个老师一时感慨松了些口风后穷追猛打。当然也有可能是老师存心放点风，看看我们的反映，再把我们当一回小白鼠。

我们这剩下的不到二十条枪里真正从理论上说是超常儿童的，也就是智商高于130，记忆中只有两个。一个的确很聪明，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曾专门为他做过测试，结果号称十万个人里才有两个这样的脑袋。后来那个教授愿意出全资保送他去美国，可惜父母担心他年纪太小而未成行。另一个竟然是个成绩非常之差上课很少不开小差的学生。其他同学多数在100至130之间。如果以70至130为正常范围，100为中线的话，我们算是中上水平。

那年冬天幸运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上海交通大学将在1985年开始招少年班，那时除了合肥科大，国家教委好像就新批了上海交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开办少年班。交大少年班的入学考试就考四门，数学，物理，语文，英语。对我们，对教科所这可都是个天大的机会。

不是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去应试，于是老师们在综合评定后（可能是要对所有同学的家长有个交代）从班上挑了五名学生（全部都是男生）开小灶，四门大课还是跟着一起上，大班上其他如生物、化学课的时候，我们开小课强化训练。我有幸成了那五分之一。虽然我平时的测验和练习很少拿第一，每次大考各科总分第一基本上是我的。开小灶后的一段时间应该是挺忙的，想不起来闯了什么祸。

忘了具体什么时候考的，我们五个人去考，最后交大录取了三个，算是不错的成绩。事后才知道幸运的门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可能是被照顾进去的。依稀记得首届少年班分两个考区，上海考区和外省考区。我们五个人参加的是上海考区，结果拿了数学的前三名和物理第五（也有可能是三人进了数学前五，一人进了物理前五，记不清了）。可能就是凭这一点，交大要了数学前两名和物理第五这三个学生（数学第三的那个同学一年后也进来了）。如果按总分的话恐怕是全军覆没，我记得自己总分在五个人中排老大，还不满 240分，也就是平均成绩不及格，刨去数学93分，物理56分，那两门文科的成绩可想而知。

上海交大首届少年班是进了。运气，也就这样被年少的我挥霍了。

jan_ai Zhang

1985年秋至1986年夏 大学一年级

首届交大少年班一共二十六名同学，二十一个男的，五个女的。其中九个上海的，八个湖北的，其他基本上分布在华东六省和辽宁。年龄大多是69和70的。记忆中除了一个女孩比我小几十天，我们一同进来的三个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几个。

按照惯例，大学一年级上的多是基础课，专业课要到二年级才开始，所以我们这些少年大学生单独开班不会对后几年学习造成脱节。可能是嫌我们级跳得还不够，我们数学开的是数学分析，数学系的基础课，而不是高等数学。物理也是一样，开了电磁学，热学。语文则还是徐中玉的那本大学语文。

说到学习，我，相信也包括和我一同进来的另外两个小学同学，开始尝到了七年集体灌输教育的后遗症，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简单来说，就是不会自己读书。而少年班其他同学大多是隔三差五一路跳级跳上来的，他们的学习自主性和竞争意识要比我们三个强多了。加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和对开放式教育的不适应，第一个学期下来，我们三个的期末总分又进了前五，倒数前五。而我这个数学高分选手竟然数学不及格。其实也难怪，那本数学分析到寒假里拿出来的时候跟新的没什么区别。收心看了两个星期书，开学补考考了九十几分，数学老师是又好气又好笑。

抛开学习这等俗事不谈，那一年真的是很开心的，几乎天天在玩。从拱猪到桥牌，从飞行棋到围棋，从乒乓球到足篮排，从在当时交大标志性建筑包图的十八楼天台横梁上玩警察捉小偷到一辆破二十八寸永久上驮着四个人在下课的人流里大呼小叫。也学会了抽烟喝酒，抽的是带嘴儿的光荣，喝的是一两一支的小茅香。

真的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能让我再过几年这样的日子，门门不及格也无所谓。


1986年秋至1987年夏 大学二年级

读少年班还有一个让人垂涎不已的好处就是专业随便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二年级开始有些专业基础课了，所以在一年级下半学年我们也开始按自己的意向报专业。

家母强烈希望我能选个相对纯点的自然科学专业，因为没有什么社科类的专业能不和政治沾边儿。少年班的班主任也觉得我们这些小孩还是去数学、物理、自控这样的专业好。可我却还是选了交大管理学院工业外贸这样一个三脚猫专业。

八五级的工贸是全交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个专业，那时干外贸比现在的公务员还吃香，奖金高，外快多，吃吃喝喝还能花公币境外游。虽然大人们极力反对，我遵守游戏规则，按牌理出牌，这些读过书讲民主的大人们也奈何我不得。除了另外一个女孩和我一样选了工贸，一个数学拔尖的进了数学系，其他同学基本上都进了电子电工学院和应用物理系。

虽然少年班的同学进了各自的专业，但由于本科生宿舍一向紧张，一时也不好安插，我们就还是住在刚进校时安排的研究生宿舍楼里。比同班同学大多要小上四岁，加之不在一幢宿舍楼，那一年和本专业的同学（男同学）基本上没处到一起去。少年班的兄弟们由于课时安排随各专业而不同，渐渐地也是聚少离多。

还是安不下心来读书，我又混回了原来实验班的那个圈子。他们既是我的中学同学，又是我的小学同学，有的还是一个幼儿园出来的，关系自然是没的说。在比我多读了一年后他们参加了上海市统一高考，听说成绩相当不如人意，最后估计也是暗箱操作，大部分同学被安排去了上海大学工学院。当时上大工学院坐落在中山南二路的一条弄堂里，名声一般，学生都是走读的，学风自然比交大更差。那时侯经常和那里的几个儿时玩伴儿混在一起，打打麻将敲敲弹子，有时还一起逃课去浙东或苏南自助游。

有两件事值得记一笔。一是我玩了段五、六个月的姐弟恋，二是学校那年冬天出了点小事。姐弟恋嘛，和班上一个学习挺好人挺白的杭州姐姐。那个时候没现在开放，我年纪又小，加之像交大这样的理工科大学本就闹雌荒，可以想象班上那些男生杀我于无形的目光，也可以想象我天天拎着热水瓶出入女生宿舍时的痴爽。

jan_ai Zhang

1987年秋至1988年夏 大学三年级

交大闵行二部初具规模，大部分本科专业开始搬离徐家汇。管理学院和电子电工学院则搬到距本部不远的香花桥分部，很近，自行车三、五分钟车程。我们这届少年班也退出霸占了两年的研究生宿舍，方方面面都算是转进各自所属的专业了。

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搬来调去的关系，住宿问题上挺乱，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都打乱了住。而且拥挤，几乎间间都是七、八个。获悉寒假一过就要转走一批，和班上混得不错的几个商量好，事先瞄上五楼朝南走廊尽头楼梯边上的一间，跟里面的打好招呼，他们放假走的那天我们即刻入住，然后通知一声宿管科，落个既成事实。同寝室一共五个，都是上海人，除我之外，两个青浦的，两个虹口的。其中一个和我同姓且同月同日生，整大我四岁。

我们这届的学风不是太好，可以说很差。跳舞，喝酒，麻将。读书是学期末最后两周的事情。因为我们住的这间人少地方大，只有两张上下铺和一个单人床，自然而然的成了聊天室和麻将房。519平日里几乎是24小时开放，从不锁门。那时的学生都没什么贵重物品，宿舍里每人还有个加锁的抽屉。即便有些周末室友们全都回家，寝室门多半也开着，免得个别麻痴翻房门上方的通风窗不小心摔了，或者把锁撬了还要去宿管科报修。此为其一。其二便是白天基本上肯定有人逃课，还不止一个。

课本知识不上心，课外的自我修炼还是很积极的。几个哥儿们先是承包了学校的台球房，还自己新添了些项目。弄了三个月不到，除了把落袋基本功都练得差不多，没挣多少钱，又退回给学生会。

年末，高一届的两个哥儿们自己设计印刷了一批贺年卡，批给我们，我们跑各大院校去练摊儿，价钱比外面店里能便宜一些。近的华纺（现在叫东华大学了吧）、工技大、外贸学院、华师大，远的同济、城建学院。那时交大的和复旦的经常会在舞厅里打架，我们没胆去，怕给人认出是交大的，血本无归。卖得最好的是在华师大，一夜下来（我们通常都挑在食堂开晚饭前去）每人能摊到十好几块，上分部二楼夜来香可以狠狠地搓几顿。回来一边喝小酒一边狂赞华师大的素质高，尤其是女同学们。

临近期末，和几个常客们打好招呼，519闭馆。那两天下午开饭前，拿副扑克出来大家博一博眼子（牌九的扑克变种），输的两个负责下楼打酒买菜，然后各自把崭新的课本拿出来，香烟呼呼，老酒掰掰，学习气氛也给熏陶得不错。到考试前一天，再博一记眼子，输的两个第二天起大早，确保抢到教室最后靠门的两排位子，把后门用课桌顶上，再在小窗上糊张报纸挡一挡，以备不时之需。

跳舞、喝酒、麻将的逸闻趣事就不提了，太多。

jan_ai Zhang

1988年秋至1989年夏 大学四年级

如果说大三是老油条，大四多多少少会收敛些。快要出塔了，总有些忐忑。不过上半学年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大四的上半学年我做了些什么？在涂完大三那段后曾试图想起点什么，却总是没法和大脑的那条勾回链上，不知道是路径已经改名还是搜索的方法不对。再仔细回忆回忆，原来都错了。那段日子已经压缩打包，事情还要从三年级下说起。

88 年春，和一位室友一起去华政跳舞。华政当时在上海高校里算不上一流，那时的公检法和现在没法比，律师也是个新兴行业。倒是其所在地的前身很有名气，圣约翰大学，大把名人的母校，林语堂、邹韬奋等等等。哥们的女朋友，华政广播台的资深播音员，特为把广播台一个大一的女孩子介绍给我。能进校广播台，当然都是文娱骨干，舞跳得不错，性格也开朗。跳完舞沿苏州河走了一段，过两天在华政前门的中山公园坐了会儿，这个朋友就算谈上了。

到了大四上半年，修的课少的可怜，毕业论文也没到时候，整个学期我几乎天天去华政陪读。白天睡个懒觉，吃过午饭骑着那辆28寸的老永久晃晃悠悠顺着定西路北上。她功课忙我就陪在边上望望野眼看看闲书，不忙就在学校周围瞎逛逛，吃吃东西劈劈情操。苏州河两边的光复西路、万航渡路，前门的中山公园，后面往东走的曹家渡，还有学校里的隐秘之处，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周围的朋友都以为又是一年半载的游戏，没想到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再后来又成了我的前妻。按下不提。

89 年春节一过，学习生涯进入尾声。论文题目是学校给的，六七个里自己挑一个，公布题目的时候先生很及时的提醒了我们一下，抄一本书叫抄，抄十本书就是归纳整理了。那时的版权意识大不如现在，论文中不必做脚注，在论文结束后列个参考书目做做样子就行。拿优当然费功夫，要PASS还是很容易的。

找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国家大外贸没点门路是很难进的，而且很多公司对待毕业生就是送单证部，打提单打发票审信用证。老想着上捞外快第一线，进业务部，就得到处找。活到十八九岁，大概就那两天犯过愁。不过也没愁几天，就考进了一家新成立的小地方外贸。此时老爸曾托人联系的中远公司也有回音，老娘坚决反对。过了近二十年才知道，当时老娘也曾找过人，只是看到我自己找到了工作，是好是坏还是让我自己闯。

毕业班关系到自己的前程，那年春夏之交就很少出去散步了。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四月份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记住老娘的话，不管什么运动，学生永远都是炮灰。’知道她是过来人，说的话有份量，我也很识趣。二是最热闹那阵，女朋友一伙去外滩散步回来还要到人民广场坐会儿，她累了要我去接。那时公交不太灵光，我骑车赶到人民大道。警察叔叔起先不让进，凶巴巴的，等我出示了学生证，马上很客气，侧身让路。很多围观的挺羡慕，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


------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