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袁隆平（照片由袁隆平先生提供）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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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蕾 2008年09月03日】


华国锋对社会的贡献真的不小，人们该好好记住他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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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0日，曾在湖南工作22年的华国锋同志去世了。

华国锋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南下到湖南工作的，从1949年2月开始，他先后担任湖南省湘阴县、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等职务。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以后，中央调张平化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湖南是个鱼米之乡，华国锋在湖南的多年工作中，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对湖南农业生产的情况非常熟悉，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他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谈起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科研与推广工作的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十分激动，对华老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事情还要回到42年前。1966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夕，当时在湖南安江农校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袁隆平经过几年的科学试验和理论探索，总结出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在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4期）上，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发现，并及时报送局长赵石英阅示。赵石英对此事非常认真，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委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在“文革”中，这个便函起到了保护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项目研究的双重作用，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对袁隆平的研究给予了肯定，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在十年动乱中仍然能艰难进行。

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干扰，在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水稻雄性不孕性选育计划”研究与试验同时进行。在此期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科研徘徊的局面。于是，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以求创造新的不育材料，达到突破徘徊局面的目的。到了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省常德市召开了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当时主持会议的就是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点名袁隆平参加这次会议，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科研的情况。

接到参加会议并发言的通知，袁隆平心里很不安，因为当时的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在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些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

当时华国锋同志听完袁隆平发言后，对袁隆平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作出像样的成绩就得到这样的重视，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当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1年，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省农科院。

1973 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 ”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了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当时华国锋同志已调国务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到试验田里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4000多亩，这个时候，杂交稻种的供求矛盾已经显现出来，因为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有杂交稻种做保证。

1975年10月，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当时湖南省农科院主持杂交水稻工作的是副院长陈洪新同志。陈洪新同志是河北省唐县人，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1960年 3月毛泽东主席到湖南视察工作时，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15位湖南省委、地委书记中，他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任湖南省郴州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冲击，降职担任当时的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他后来成为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陈洪新认为，应该有根有据地大胆推广这种高产水稻，认为核心问题是尽快培育出足够的不育系种子，才能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他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陈洪新把这个大胆的构想向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支持。省农科院领导决定派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向农业部汇报，但因有关领导无暇听取汇报失望而归。

此时的陈洪新心急如焚，因为1975年湖南杂交水稻种子的4次“扩繁”就是为了争取能在 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长决定，进京找有关领导汇报。1975年12月17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国家农业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农业部办公厅从18日开始连续三天通知他们：部领导太忙，请等候汇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陈洪新于12月20日（那天正是周六）在招待所的房间内给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汇报信，并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洪新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通知陈洪新：下午3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到时会派车来接，不要外出。当天下午3点前，陈洪新等二人被接到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同志和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都来了，汇报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华国锋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有了国务院强力支持，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的力度，组织育种大军赴海南岛制种，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2008 年初，华国锋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复，还是“革委会”时期）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

从此，一个长期从事水稻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担任过湖南省、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底，袁隆平院士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同志在家中看了电视后，还叫秘书给袁隆平院士打电话，请他注意身体。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出差之际，听说华国锋同志身体欠佳，就特意抽出时间去家中看望他。袁院士告诉我们，当时华老很激动。两位老朋友讲话时，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半个小时都没有松开。临走时，华老还特地写下“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赠与他。

袁隆平院士对我们说：这几个字，弥足珍贵。真心感谢华老！

在袁隆平院士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华老的题词被平整地嵌在玻璃相框里，摆在办公桌上。


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京开会期间，去华国锋同志家中探望，两人手拉手，亲切交谈（照片由袁隆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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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韩凯 韩永(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但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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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
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
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
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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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
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
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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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出身贫农。1932年参加红军，历任排长、干事、特派员、指导员、教导员、第2野战医院政委、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

1947年，汪东兴担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从此警卫毛泽东30年。

1947 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前，问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东兴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汪东兴只带了一个加强排，在王家湾和敌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是毛泽东浪漫气质使然，但也体现了汪东兴还是有胆量的。几天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现从小河镇向延安方向撤走了。我想再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尾追敌人，深入敌后，再打一仗怎么样？” 汪东兴表示：主席你下命令，我什么样的仗都敢打！毛泽东说：“我看你很勇敢，能打仗。王家湾一仗是阻击战，你敢于面对敌人以小量部队阻住了大量的敌军，仗打得漂亮。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后去，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让敌军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进一步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 汪东兴又带了一个加强排，在敌后呆了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

1949年，汪东兴负责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

汪东兴和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和汪东兴有过很多谈话，例如评论《水浒》、中苏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井冈山斗争、与张国焘的斗争等，在开国将帅中，汪东兴与毛泽东的接触最密切。

建国后，汪东兴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实际上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55年获少将衔，是少将中唯一没有军内职务的人。1958年，汪东兴曾出任江西省副省长。

杨尚昆被批判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文革开始后，他的形象一直是“正确路线”人物。1966年底，汪东兴组织了一份材料给毛泽东，题目为《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涉及到刘少奇、朱德、邓子恢、谭震林、黄克诚、叶飞、刘震、饶漱石、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周扬、夏衍、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罗瑞卿、高岗、陈云、安子文、陆定一等人。毛泽东看后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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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泽东叫汪东兴去找刘少奇，毛泽东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好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汪东兴和戚本禹带着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刘少奇家，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汪东兴对刘少奇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你挨批挨斗吗？

1969年3月，准备召开中共九大，林彪特意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参加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央领导人之一。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都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会后，陈伯达拉着汪东兴的手说：“你的发言很好，字字句句讲到了要害处。”汪东兴的讲话登在全会第6号简报上。江青对此很不满意：“你汪东兴什么时候也学会讲演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武汉曾找汪东兴谈话，明确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并由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的意见。毛泽东曾要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为此，毛泽东找汪东兴：“看到6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回答看到了。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6号简报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让我当国家主席呢？”汪东兴做了辩解，毛泽东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汪东兴为此写了检查报告，文内有“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之语。汪东兴的检讨，印发给了全会。之后，在庐山上，林彪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在会上说：“ 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这样的会还开过一次，但林彪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在华北组会议上，汪东兴做了检讨，他按毛泽东的指示请了假，把毛泽东转移到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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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点名要汪东兴陪同，江青建议不要带汪东兴去，怕他走露消息，毛泽东说：“我看不会，这个人听话。正因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我才更要使用他。我就是喜欢那些不干不净的人，干净的人倒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先后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汪东兴每次都在场。之后，汪东兴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

9月12日晚，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林彪可能要出走，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党的十大，汪东兴当选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忠心辅助华国锋。华国锋和汪东兴开始了紧张而绝密的准备工作，制定先发制人，整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计划和部署。汪东兴将这个计划告诉了李先念，汪东兴说：中央警卫部队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从外面调动任何部队，问题是采取了动作以后军队的工作，要有准备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内讧，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在军队里还是有市场的。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华国锋和汪东兴借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有一段著名的话：“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有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的本事！” 叶剑英并不卖汪东兴的帐，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1977年1月，北京出现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汪东兴批示对这类反革命案件要坚决打击，为首的要坚决杀掉。邓小平曾经让汪东兴的老上级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汪东兴劝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

邓小平复出之前，华国锋让汪东兴去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 邓小平对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达了不同意见。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汪东兴发言介绍了毛泽东历次对邓小平的评价，讲了邓小平工作前后的情况。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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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在十一大上，汪东兴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很重要的功劳。可以说，没有汪东兴同志的部署和安排，我们是不会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的。” 邓小平也说：作为一个过渡，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我也赞成他担任党的副主席。在开国将帅的少将中，只有李德生和汪东兴担任过这个职务。

汪东兴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和副校长胡耀邦意见分歧，在理论修养上，汪东兴自然不是胡耀邦的对手。

在对待《中国青年》复刊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上，汪东兴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 “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中，汪东兴被点名批评。1978年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兴十五、六个兼职，尤其是汪东兴失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召开生活会，邓小平说：“汪东兴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 胡耀邦说：“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 汪东兴在会上发言说：我的观点和思想和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  1980年,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党的领导职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汪东兴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汪东兴排在最后一位。1985年，汪东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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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华国锋是毛泽东去世后能以其标准像的形式与毛泽东像并排悬挂或张贴的惟一中共领导人。今天的中老年人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传媒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近30年过去了，笔者阅读有关史料，知道毛、华标准像的并排是特殊时期的特定政治符号，也了解了台前幕后的不少史事，其中就有叶剑英和华国锋从由远及近到渐行渐远的政治交往过程。

　　                       一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忘年交。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生于1921年。此时的叶剑英已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两年，正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参加北伐准备工作，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壮军官和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华国锋是冒着抗战的炮火走上革命道路的。1938年，当家乡遭到日寇铁蹄践踏的时候，满腔热血的华国锋参加牺盟会，扛起土枪上山打游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叶剑英已是党内功勋卓著的高级领导人。可以想见，华国锋这样一个17岁的热血青年，听见叶剑英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崇敬心情。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叶剑英奉命从北平南下打回老家并开始主政华南。山西交城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随军南下，来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历任湘阴县委、湘潭县委书记。

　　在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进步很快。1954年华国锋升任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夏天，毛泽东在作了轰动全国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很快就读到华国锋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颇为亲切的读后感式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因此，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华国锋。这样，湘潭成为湖南的标兵，外电也称华国锋为中国的农业专家。不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夸奖他是个“老实人”。事实上，华国锋被毛泽东看重是得益于他在湘潭的工作。当他还是湘潭地委书记的时候，就着力保护和完善毛泽东故居的设施。他这样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

　　1959年盛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湘潭的家乡之行。由于视察湘潭家乡比较满意，自然还有其他原因，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3月25日，华国锋因为要陪同叶剑英访问毛泽东的故居韶山，两人有了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在前往韶山的路上，叶剑英元帅轻轻地哼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这首歌，而华国锋也合着叶剑英的节奏哼了起来。叶剑英解放后到湖南次数不只一次，和华国锋单独接触倒是第一次。叶剑英一见华国锋踏上韶山的土地，像回到娘家一样笑容可掬，韶山境内的每一个乡亲都笑着和“华书记”、“华政委” 打招呼，便侧脸问道:“你经常来韶山?” “在湘潭工作时，来得更多一些。互助组、初级社都是在韶山蹲的点。” 华国锋憨厚地笑了笑。叶剑英感慨地说:“在毛主席家乡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动力。” 好像为了印证这一点，韶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韶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毛继生此时飞快地跑了过来。当时的韶山管理局和后来的湖南省韶山管理局不同，它是由湘潭市管辖的，加上湘潭市市委副书记赵萼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平日不在韶山，只要上面来人参观故居，一般都是毛继生跑来接待。毛继生恭恭敬敬上前喊了一声“叶元帅”，就和华国锋老熟人般地单刀直入地叫开了:“华政委，毛主席故居管理工作不归湘潭管了，1962年8月就改为省文化局领导，是不是嫌我们的文化低了？文化低，人心齐，也可以泰山移嘛。”毛继生的顺口溜把两位来客都逗笑了。毛继生心急，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说的可是实话。这些年我们召开了好多次韶山老人座谈会，采访了几十上百老人，请他们回忆毛主席在韶山学习、生活和革命活动。文化低也一样可以搞好工作嘛。” 华国锋也直言直语:“ 韶山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深的，但原谅自己文化低可不对。毛主席故居改为湖南省文化局领导，是为了统一管理，文化局下面现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搜集毛主席的历史资料，争取早日在韶山把毛主席陈列馆办起来。继生同志，你说是湘潭管故居好，还是省文化局管好?” 华国锋的话既亲切又透彻。毛继生从头上扯下帽子笑了。听说要建立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叶剑英激动地停住脚步，“太好了，中央批了吗?” “还没有。中南局已经同意，实在不行，我们准备来个先斩后奏。”叶剑英理解地点点头，“毛主席什么时候都是人民的利益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还有谦虚第一。还有一个第一，我讲历史你们概括概括。” 叶剑英走到故居前，仰望着“毛泽东同志旧居” 几个大字，和华国锋、毛继生等人回忆他第一次听说毛泽东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其人极有主见，决不人云亦云。”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检验，叶剑英发现毛泽东的这种主见就是一种非凡的理论思想和领袖气质。“您这是在启发我们，毛主席还有一个第一，是创造发展第一。” 华国锋望着叶剑英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叶剑英高兴地直点头:“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嘛。”

　　从故居出来，叶剑英执意又去了韶山管理局借用韶山文化馆（现毛泽东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陈列室。为了看清照片的图文，叶剑英取下眼镜，躬着腰，一字一句地读着，看得仔细认真，华国锋恭敬地站在他后面。看完图片，叶剑英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朔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 “六亿同胞”最初写的是“五亿同胞”，可能感觉与五大洲的“五”重复了，便改“五”为“六”。华国锋读了这首七绝后满口叫好。叶剑英谦虚地直摇头。华国锋仍忍不住说:“我不懂诗，只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 ‘韶山风物耐人思’的‘耐’字上，一个‘耐’字，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说对了吗？”叶剑英握握华国锋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毛继生和乡亲们也都跟着笑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酷的迫害不同，华国锋依旧在平稳地前进着。华国锋负责修一条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的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因而得到红卫兵的信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讯息异常灵通，当四十七军负责人和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1968年以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及了华国锋，更使得华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而此时的叶剑英，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及与林彪、江青等恶势力进行不懈斗争而被打成“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叶剑英经毛泽东的提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依旧被视为“老右”而靠边站。1969年 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长沙，并辗转湘潭、岳阳等地，受尽冷遇，饱受“流放”之苦。1970年初春的一天，华国锋决定让叶剑英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未讲什么理由，只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就搬。就在临走前，叶帅突然得知被下放到天津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臂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转往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作手术治疗。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救治情况。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他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叶剑英知道，把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住蓉园，他很伤心地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也时常见面，而且临来之前，周恩来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也向他打过招呼。据对这次搬家知道底细的赵福和回忆说:“ 一天，华国锋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要住九所六号。所以，要叶帅从长沙蓉园搬到湘潭宾馆去住。让我给叶帅说，叫他搬家，又不让说为什么要搬。而且要求很急，上午九点钟告诉我的，十二点就要离开长沙，中午赶到湘潭吃午饭。实际上，叶帅住的地方（蓉园一号）离九所还有一里多路，对毛主席根本没有影响。最后，还是马上搬了。实际上，毛主席到晚上七点才到长沙。”到了湘潭，并没有住什么高级的 “湘潭宾馆”，而是军队的一个招待所，连个电话也没有。可见，与 1963年首次接触叶剑英时的热情谦逊态度相比，华国锋的态度是变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格局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开始发生变化，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由合作打倒“刘邓走资派”转变为激烈的权力争夺。由于陈伯达抢先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警告了林彪。会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终于结束了300多天的“流放”生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从长沙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类似副总理）。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但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老人家在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隐含着他对“后事” 的某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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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险象环生的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按常理，华国锋“升官”，一步登天，叶剑英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两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很快，仅仅半年多，两人却越走越近，并最终紧密联合起来，合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幕最为传奇的旋乾转坤的惊险活剧。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是一半拥护一半不满: 对叶剑英的被“挂职”，他们弹冠相庆；对华国锋的任职，他们心中却极为不满。江青集团本来期盼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1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落空，气得他将讲稿扔进抽屉。周恩来病逝后，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曾出现“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张春桥做贼心虚，立即下令掩盖。还传出一个笑话，说有人悄悄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最前面，变成“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在一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写下《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党内有两种反对江青集团的势力: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国锋，因此张春桥一箭双雕地诅咒华国锋也诅咒邓小平。显然，他们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要地位而耿耿于怀。江青集团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 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分批传达该运动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一方面点名批评邓小平，运动的名称也因此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 “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两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江青集团没有成为文件的正面主角。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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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粉碎江青集团这场斗争，邓小平认为“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党的决议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都有各自的回忆，坊间也有各种纪实文学和学术论著作记载。而叶剑英则不失诗人本色地说了一句 “无限风光在险峰”。笔者在这里选用当事人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回忆，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鉴别，同时根据所能读到的史料重构一个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细节，以为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提供一个例证。

　　华国锋回忆: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 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叶帅介绍了对 “四人帮” 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关于10月6日这一天的行动经过，汪东兴后来于1984年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作了详细的叙述: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八点开始，到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 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当时，围绕毛泽东临终遗嘱问题，叶剑英、华国锋与江青集团展开了一场惊险激烈的斗争，“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 也成为江青集团垮台的导火线之一。江青集团说毛主席说过 “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说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9月16日江青集团率先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用黑体字正式推出所谓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按既定方针办”，把对毛泽东的“既定方针”的最后解释权全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叶剑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马上在“按既定方针办”六个黑体字下划上红线，专门送给华国锋，华国锋没有反应。

　　毛泽东对华国锋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主席1976年4月30日晚上在他那间著名的堆满古线装书的书房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谈结束后，他把陪同会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了某几个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不容乐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了几句话，华国锋表示自己没听清楚。于是，毛主席用颤抖之手在纸条上写了三条，它们是: 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本来华国锋“ 资本”单薄，有了这三句话就像吃了定心丸。

　　到底是按什么方针办？在叶剑英第一次提醒华国锋，而华国锋毫无反应的第二天，即9月17日，江青集团在北京大小报刊全面铺展开渲染 “按既定方针办” 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特别是在江青集团的政治基地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用通栏标题“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面还有四个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表明江青集团的攻击目标已是瞄得很准。箭在弦上，迫在眉睫。华国锋也感到江青集团因运用诠释毛泽东讲话专有权而释放出的政治打击力太厉害了: 毛主席明明对自己讲的是“按过去方针办”，怎么突然变成了对他们说的“按既定方针办”了？照理讲，这字面上也没有什么含义上的特别差异，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拥有这句话的专有诠释权！

　　谁拥有它谁就是毛主席的代言人。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厉害！当时毛泽东刚刚逝世，华国锋还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提醒，他还不知道已经掉进了陷阱之中，成为“四人帮”新一轮权力争斗的扳倒对象。叶剑英已经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这次他不再含蓄，而是在当天明白无误地对华国锋说: 突然冒出个“按既定方针办”，这与政治局传达的不一样，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谁对谁说的？

　　华国锋这才猛然醒悟，终于明白大呼小叫“按既定方针办”是冲着他的。他如果不警觉，也将成为刀下之俎。不管毛泽东有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被江青集团用来抢班夺权就该作废，只有毛泽东对自己说的“照过去方针办”才算数，因为这是有字为证的东西。华国锋立即着手清除“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不再允许这六个字出现，对胆敢讲这六个字的人毫不留情。首先遭到打击的是远在千里之遥、不知事情究里的、正准备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慷慨发言的外交部长乔冠华。 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外交部呈送的乔冠华联大发言稿时，毫不犹豫地对文稿一顿狠批:“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会上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不承认毛泽东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江青集团自然不退让。“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华国锋只要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对江青集团来说，他们就没有什么“传家宝”可以发挥作用了。所以，江青集团立即开动舆论工具，10月4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推出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警告华国锋，不坚持 “按既定方针办” 就是“背叛”，“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叶剑英对“四人帮”的政治图谋十分清楚，知道他们会在做足“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后采取行动。江青集团一手抓武装以防不测，一手准备十届三中全会，试图在会议上达到多数，第一步达到驱逐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目的，随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华国锋等政治力量。叶剑英于是对华国锋指出，对付“四人帮”，必须以快打慢。华国锋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极得人心的行动:以动用警卫部队的军事手段消除政治对手。

jan_ai Zhang

　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叶剑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人民对华国锋所寄予的厚望: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为了宣传华国锋，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22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说:“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写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 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1977年8月13 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叶剑英与华国锋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国锋采取的是肯定、赞扬和维护的态度，认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他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继承者、维护者、捍卫者和贯彻者，是完成毛泽东一生中“两件大事” 中的一件的历史使命者。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便是否定毛泽东，也否定他自己。在华国锋看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怀疑和抵制。特别是同邓小平一起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挫后，他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大大倒退，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极大的败坏。总之，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叶剑英从拥护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到赞成华国锋辞职，有一个较长的渐进发展过程。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才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他说，在1977 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也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他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大家的思想。华国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讲话和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批评。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讲得比较含糊，他表示同意按照叶剑英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针对会上，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 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结束前，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 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许多党员干部的建议和要求召开的。在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很多同志要求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认真进行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后至1980年这一段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要求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调整他的工作。党中央接受这个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华国锋进行帮助和批评，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叶剑英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时，他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华国锋对叶剑英是很尊重的，叶剑英的话他还是听得进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会议便讨论谁来接替这两个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词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是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入政治局。直到十五大，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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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劍英是黨史、軍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響深創、足供千秋論說的大事件。由於檔案尚未解密而當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葉劍英與『文革』」目前還不能成為學術論題。包括范碩所著的《葉劍英傳》、《葉劍英在1976》、《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等在內的有關論著，基本上都還是在現有宣傳框架中作細節性敘述。其中一些還明顯有誤。比如《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說胡喬木與陳毅同住301醫院，相處甚得。陳逝世後，胡賦詩悼念：「去年出國時，蕭瑟門前樹。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1972年，胡喬木還在「冷藏」之中，哪裏有出國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喬冠華夫人章含之的《風雨情》一書，原來1971年喬去聯大開會時，陳毅邀葉劍英、王震一起為之送行。一年後喬又要到聯大開會，此時陳毅已經逝世，喬感此而作《懷人》一詩。這首詩的第二句在范著中為「蕭瑟門前樹」，而在章著中為「門前柳」，就詩韻來看，顯然以「柳」為宜。

    僅僅30年的時間，史實即已錯亂，「歷史教訓」云云如何談得上總結？

   當然，參照現有論著，對葉劍英的「文革」歲月作一盡量客觀的概括性描述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圖即在於此。

一 「呂端」與「劉亭長」

　　善於寫詩的毛澤東、葉劍英都有以古喻今的習慣。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送給葉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呂端」從此即成為葉的雅號。毛也許不知道，早在1954年，葉在《青島浴感》中已有「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一句。「劉亭長」即劉邦，當了皇帝後濫殺功臣，終至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涼之音。葉後來說「劉亭長」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後，葉又被刻劃為除呂安漢的「周勃」，這也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毛與劉邦的相像。當代政治對歷史的「活學活用」，是一個遠未得到透徹理解的論題。

　　葉不是井岡山下來的將領，1931 年4月進入江西蘇區後才與毛共事。在毛澤東與張國燾的較量中，葉獲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的陝甘支隊的參謀長，一度成為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1947年撤離延安後，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等人留在陝北，劉少奇等人去西柏坡，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地區統籌中央後方工作。據說，「行前，毛澤東與他們約定，一旦他這一部分發生意外，由劉少奇部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如萬一劉少奇等也發生意外，由葉劍英領導的後方工作委員會擔任領導全黨的責任。」 當然，毛葉之間，並不總是如此的信任和親密，疏離與警覺更多。延安整風時，葉因其有留蘇、與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被認為既與「教條主義」又與「經驗主義」沾邊，兩次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葉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瘋。1952 年6月，主政廣東的葉劍英因土改中的「右傾」及「地方主義」錯誤受到批評，在陶鑄起草的一份報告中，「反地方主義」已近於「敵我鬥爭」。1953年10 月，葉進京任軍委副主席、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不屬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廣東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葉家，正值葉劍英一個人在吹簫。……有時他們還一起去十三陵，進野炊，郊遊。可見已不再工作繁忙了。」不忙不代表沒事，1958年軍隊批判「教條主義」，葉被點名批評，作為「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訓練總監部也被撤銷。1959年後，由於葉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訓練工作的軍委常委，其報告有時還要先送給主管軍隊日常工作的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大將。總之，直到1965年，資歷很老、地位很高的葉劍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聲驚雷，葉劍英從此活躍：

　　1966年1月，葉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羅瑞卿兼任軍委秘書長，並成為軍委常務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葉進入書記處和政治局，一度與徐向前（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一起具體領導軍隊「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葉取代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並參與黨和國家的其他重要事務，1973年成為黨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葉參與領導了抓捕「四人幫」的鬥爭，直到次年鄧小平復職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聲望達於頂峰。

　　正像毛澤東時代主持軍委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被打倒一樣，葉在「文革」中也風險兩度。一次是1967年後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屢遭地方官員冷落。在廣州，他想到留園五號看電影，一個小小的門衛就可以把他擋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決定在「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毛不讓他參加政治局會議。如果毛不是在當年9月逝世，葉的命運很難預測。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作為「文革」中軍委兩次改組的受益者，葉劍英的政治命運直接取決於毛的態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羅瑞卿的計劃開始實施，其機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蒙在鼓裏。據張耀祠回憶，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羅時，除周恩來、林彪外，還有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知道。 1966年3月批羅會議期間，葉是主持會議的七人小組成員之一。據范碩說，葉在會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羅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著我，太難受了。」羅的女兒羅點點則寫道：三月會議停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動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又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甚麼？」可能「詩意大發」且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的，似乎是指葉劍英。

　　當毛澤東準備與林彪決裂時，差不多處於流放狀態的葉劍英又一次進入權力中樞。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的8月30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明確表達了他要批判陳伯達的意思，希望他倆能支持他。……葉劍英立即表態，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會後，葉被任命為陳伯達專案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並實際參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陳整風會上，葉指出：「陳伯達不是一般的情報特務，而是配合蘇修顛覆侵略中國服務的，『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在華北地區亂跑亂說，是為蘇修進攻中國創造條件的。」現在看來，說陳伯達配合蘇聯進攻中國，似無根據。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陳伯達時，也沒有列入這一罪狀。「九一三」期間，葉配合周恩來擬定了「緊急戰備指示」。事後，葉也賦詩一首：「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葉劍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過的兩件大事之一，選人用人特別慎重。時至1966年，彭德懷已倒，賀龍將倒，羅榮桓逝世，朱德年高，劉伯承養病，陳毅轉業，要在林彪之下再設一位軍委常務副主席，只有葉劍英與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從歷史淵源看，同為一方面軍出身的葉、聶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軍總指揮揮徐向前，儘管由於四方面軍系統的高級將領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須充分考慮。葉、聶之間，聶的地位長期高於葉，在1959年的軍委領導人中，聶是排在林彪、賀龍之後第三副主席，葉只是常委。但葉有三個有利因素，一是在長徵中的向毛澤東報信。二是葉長期沒有直接指揮軍隊，沒有「山頭」的嫌疑。這一點很重要，1967年武漢「七二O」事件後，徐向前被認為是陳再道「黑後台」；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聶榮臻被認為是楊、傅的「黑後台」，只有對葉劍英，毛澤東基本上可以省卻敲山震虎的麻煩。三是葉不是「文革」前軍委的主要領導，與劉少奇等人較少工作合作。毛對聶評價不差，1967年夏說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並不一定是史無前例的運動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以後要擴大，他提議增加的人員中有葉劍英和徐向前，卻明確把陳云、朱德、聶榮臻排除在外。此後聶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後面。現在還不清楚毛何以對聶不滿，但聶既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而發動「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換班，那麼以葉代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後發優勢」。五年後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帥的狀況與1966年一樣，葉再度主持軍委既順乎時勢也合乎人情。1975年，葉被正式任命為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為常委。

　　劉少奇有黨的基礎，林彪有軍隊的實力，所以威嚴無比的毛澤東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支持者。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歷史經驗相當重要。1971年8 月，毛為解決林彪而南巡「吹風」時談到：「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 毛葉關係的真正起點就在此一「電報」，但其真相還不能說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時強調：「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當年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葉對此信的反應，我們不得而知。徐既是 1935年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文革」中又與葉持同樣立場，他的質疑是不能不認真回應的。范碩在1995年出版的《葉劍英傳》中，引用多位領導人的講話以肯定有這樣一份電報，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給葉的賀詩「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已定」。但表彰葉的「大事不糊塗」並不意味著認可有「電報」一事。在後來紀念葉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長征往事。《葉劍英傳》沒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問題，七年之後的《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也沒有在此問題上有一個新的說法。

　　「大事不糊塗」並不代表事事都滿意。終「文革」十年，「劉亭長」對「呂端」的態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範。導致1968年葉劍英「靠邊」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見參加軍委擴大會的代表，聽取了軍方將領對「文革」的意見，對他們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來的不滿感到震驚。在「意識到軍隊中潛在的危險」後，「毛澤東在會議的插話和講話中，自始至終都同情軍隊的領導幹部，一再聲明不能沖擊軍事機關，並對一些造反過火行為提出了批評。」 這一安撫，顯然鼓舞了葉劍英等人，他們「大鬧懷仁堂」，向「中央文革」發起抗爭。2月11日晚，葉向毛匯報白天的爭論，毛表態說：「此事我已經知道了，你的對。」似乎並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帥」又一次重拳出擊。接著譚震林說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話頭，陳毅說：

　　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指「造反派」）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所謂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

　　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把「文革」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並說到斯大林晚年，這是對「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做法，也是對毛澤東最嚴重的批評。在場的周恩來可以緩衝地說：「延安整風還要肯定」，但毛澤東可以容許老同志11日對「文革」的不滿和對「中央文革」的批評，但決不能容忍對他本人的批評。在2月18日深夜緊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大發雷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相對而言，葉在「逆流」中的表現較能為毛所容忍，江青當時就發現：「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

　　從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會」上，受到重點批判的也是譚、陳、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張春橋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報告中，葉沒有被點名。葉還於1969年的「九大」上進入政治局，而陳毅則被趕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嚴厲批判「二月逆流」期間，毛也留有餘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陳毅； 4月30日晚又把這些老同志請到家中開「團結會」，並允許他們於「五一」上天安門城樓。在次年召開的以批判「二月逆流」為中心議題之一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也說得比較溫和：「他們有意見嘛，不同嘛，他要說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了。」當然，這既不是真心話，也不是給濃烈的批判氣氛降溫，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策略。三年之後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時，鑒於葉已回到軍委領導崗位的現狀，再一次重覆：「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用語雷同意在表明：我從來就是保護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這麼說的嘛！

　　「文革」中軍委三次改組，葉是得大於失：兩次重用奠定了他作為軍方領袖的地位，而兩次「靠邊」都沒有使他失去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使葉可以在改變歷史的 1976年發揮作用。正因此，「呂端」對「劉亭長」表現出來的態度首先是敬。1974年，當張愛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誰的命時，葉卻說：這也許不是毛主席的本意。「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其次是畏。1976年，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葉做了一個手勢：先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意思是說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後再說。嚴厲的黨文化氛圍使任何高級幹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王震也只有在毛澤東病重時才敢出此大言。終毛時代，葉雖有自己的看法，但從來不敢與毛有絲毫的對立，而且不斷以「唯心的話」和「唯心的事」來表達自己的忠誠。第三是怨，從50年代的「劉亭長」的隱喻開始，葉對毛就有很深的怨氣。1967年夏，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對葉說：說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憑實據啊？葉嘆了口氣說：如果需要真憑實據，還用搞「文化大革命」嗎？「文革」結束後，葉對毛也有相當批評。其中最有意義、也最被忽視的，是葉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一口氣講了三個「只有充分發揚民主」。儘管葉的「民主」主要還限於領導要聽取意見、接受批評等作風、方法的範圍，但把社會主義與民主聯繫起來，在當時畢竟是「思想解放」之論，其中當然包含了葉對毛澤東專橫作風的反思。「葉劍英在講話中還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充分發揚的黨內民主和在會外體現的社會上的民主並列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後來在發下的定稿中刪去了，但這幾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為甚麼1982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不論是《選編》還是《匯編》都沒有收入葉劍英這篇講話。」與許多老幹部一樣，敬畏與疏離是葉對毛的基本態度。

　　沒有毛的信任，葉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要領導，沒有後來成就大事的資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聽信毛的一切，葉就不可能參與結束毛親自發動的「文革」的思想，沒有成就大事的動力和理想。「呂端」與「劉亭長」有分有合，毛之所以兩度讓葉靠邊，就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在這一分歧的背後，是軍方將領在「文革」中的複雜關係和自我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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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抗爭到挑戰

　　黨領導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卻是要清洗黨、改造黨。如林彪所說，「文革」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黨既不可信任，則「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力量。」28作為軍隊地位的象徵，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軍裝接見紅衛兵。劉少奇與軍隊的淵源甚淺，包括葉劍英在內的軍委領導人，在打倒彭、羅、陸、揚，發動「文革」等問題上基本上是緊跟毛的。但當軍隊受到沖擊、軍方將領也受到清洗時，葉等人不但對軍隊內部如何進行「文革」持謹慎態度，進而對「文革」本身也有疑慮。「文革」十年，葉劍英等人殫精竭慮而目標始終明確：在前期，是維持軍隊穩定；在後期，是控制軍隊權力。大體上可以說，葉在前期是失敗的，在後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亂」的背景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隊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誰掌握了它，誰就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毛澤東需要一支忠於自己而又隨時可以調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劉少奇、收拾林彪時，都動用了軍隊。而「林彪身為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僅次於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人，他並不希望軍隊大亂，亂到足以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亂』為籌碼，以遏制反對力量，使各級領導都聽從他的指揮。」29葉劍英等人的觀點是：「社會上大亂一下不要緊，就靠軍隊不能亂」。30三種政治力量都不想軍隊「大亂」，差別只是在於：毛以「文革」的順利進行為唯一目標，林彪、葉劍英則更多地考慮到軍隊的穩定，而當林彪步步緊跟毛澤東時，葉劍英等人則有所保留，並因此與毛信用的「中央文革」發生衝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革」全面啟動的標誌，葉等人以軍隊的特殊性為由，不斷發出「通知」、「指示」、「規定」，總的精神是「按兵不動」。但天下既已大亂，軍隊亦難保中立，不但軍隊系統的院校和文藝團體開始造反，各地駐軍也無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運動，或代地方黨政系統保管檔案，或為被揪鬥的黨政領導提供保護，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對另一派，以至於康生等人認為「軍隊已經成了走資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軍隊的「保守」行為，沖擊軍事機關的行為層出不窮。葉等人採取各種方式制止針對軍隊的各種造反行為。他與「中央文革」的直接對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 1966年11月的兩次「十萬人大會」上，公開批評「文革」，以至被逼「檢討」。二是積極推動制定旨在穩定軍隊的《軍委八條命令》，其中規定了許多「不允許」、「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對軍隊的沖擊。一時間軍威大顯，造反派的激進行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為例，在佔據報社的造反派向包圍他們的軍隊開槍後，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下令開槍。葉劍英認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趙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獲釋。最後的結論是：他受了委屈，但有嚴重錯誤。因為當時確實打死了不少紅衛兵。）31三是直接批評「中央文革」，其頂點是被稱為「二月逆流」的抗爭。這些抗爭的意義在於提示並強化了軍隊與「中央文革」的尖銳對立，為後來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墊。但在洶湧膨湃的運動初期，僅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後僅僅從維護軍隊自身穩定著眼打壓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文革」、保衛「文革」，他不能容忍軍隊游離於運動之外。「文革」要清理的主要目標不在軍隊，但黨政軍三大系統從嚴就不完全獨立，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且軍隊內部也山頭林立，諸種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奪權」與「反奪權」的內在需要。在此多種因素的結構中，穩定軍隊的努力不可能按照葉劍英等人設想的方式進行。1966年10月2日，林彪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否定軍隊的特殊化，軍隊運動實際展開。在作為權力與秩序的中心的黨已經停止行使其職能，而洶湧膨湃的群眾運動已分裂為對立的派別，社會混亂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軍隊的介入成為維持秩序的條件，1967年1月 21日，毛要求軍隊「支左」。但「左」「右」並無客觀標準，幾乎所有的大軍區都基於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組織」，召致激進造反派的反彈。於是有《軍委八條》對造反派的限制，軍隊理所當然地據此對造反派進行「鎮壓」。當毛澤東意識到「复辟」的危險後，1967年4月6日的《中央軍委命令》又反過來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給「全面內戰」提供了合法借口，釀成7、8、9三個月的失控狀態。軍隊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這就需要對限制「中央文革」和軍隊的極端傾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人被撤職，而與「揪軍隊一小撮」口號有關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關押。從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開始，林彪系統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掌握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對立派後，逐漸穩定了北京軍內的局勢，進而對全國局勢發揮了影響。32 吳等既為功臣，則由他們組成「軍委辦事組」不久也就取代了葉主持的「軍委常委會」。

　　在維持軍隊穩定方面，葉劍英等人與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與江青一個戰壕的陳伯達在一次會議上說：「軍隊已經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林彪知道後頗為不滿：「怎麼，軍隊也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帥府道歉。據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介紹，1966年11月，葉劍英等人在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上發表批評「文革」的講話。會上有人遞條子問：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葉告訴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經過林彪看過軍委集體討論過的。范著在此加了一個括號34：

　　筆者注：此講話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說不確定。據後來總政一位負責人1968年11月26日寫的一份「檢討」材料上說：「當別人當場提出質問時，他宣布他講的話是得到林總軍委同意的，接見也是軍委批准的。這是公開欺騙群眾嫁禍於軍委林總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確如這位「總政負責人」所說，那麼葉之所以「嫁禍」於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權威對抗「中央文革」的考慮。林彪看了會議記錄後，除了對葉在會上的講話哈哈大笑之外，沒有對「嫁禍」有任何報復性反應。這也許就是葉群說的「首長（指林彪──引按）對毛主席是緊跟的，對『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帥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葉劍英等人推動的《軍委八條》，其實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實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動的「文革」擾亂了軍隊原有的權力秩序，軍方將領在林、江對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韓先楚為例，他曾在給林彪的電話中，針對江青等人說過「朝裏有壞人」，就這麼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擊，跟他們干到底。36林沒有把韓的話作為禮物送給江青。「九大」以後，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曾讓韓先楚興奮不已。林彪畢竟還是個敢說話的、務實的人，仿佛陽光驅散了雲霧，他又看到了當年的那個『林總』」。而「林彪講話後分組討論時的場面、氣氛，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黨心不可欺，張春橋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37會議期間，韓先楚、許世友等人都簽發了支持林彪的「表態信」，他們都想利用提高林彪聲望的戰法來打擊江青集團，1970年底韓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時，就提出要大造成輿論，好好宣傳一下「林總」。韓是林的老部下，但許世友與林卻從無淵源關係。

　　毛澤東對林彪是有警覺的，無論是「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還是「九大」前夕拒絕由陳伯達起草的含有結束「文革」以發展生產力等內容的「政治報告」初稿，都表明毛澤東並不滿意林的行徑。1967年10月，林彪著手成立旨在取代軍委的「軍委辦事組」，次年3月，毛澤東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裏。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會可以不開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時期，林也沒有掌握軍隊的全部領導權。「九大」政治局委員中穿軍裝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團外，既有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等元帥，也有陳錫聯、許世友、謝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軍隊任職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軍將領。這就是1971年毛澤東可以輕易收拾林彪集團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後，形勢相對平靜，但上層鬥爭的陣線和目標都更為明晰。隨著毛澤東年事日高，葉劍英與江青等人都明白他們即將面臨最後的一搏，而未來的一切取決於對軍隊的掌握。葉在1976年曾說：「我們個人的事小，最要緊的是軍隊！軍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在他們手中！」39如果說葉劍英在「文革」前期還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話，那麼此時則要直接面對江青集團的挑釁。江青當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過正如韓先楚當時就感覺到的，這虎皮也並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後，是「文革」的最大動源毛澤東。毛既然對上了黨章的接班人都沒有完全放心，對葉就更不會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右傾錯誤」。1973年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毛發覺軍隊對他的路線緊跟不夠。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1974年江青十分活躍，她儼然凌駕於軍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為由插手軍隊，宣稱軍隊是「軍閥管制」，要「放火燒荒」、「奪權」，並以「批走後門」的方式批評點名葉把女兒送到福建參軍。還直接寫信給葉等軍委領導人，對軍隊各大單位橫加指責。中央也於74年11月兩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轉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鄧」後，葉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受到批判。

　　毛澤東是黨內鬥爭的唯一裁決者。由於葉劍英等人的行為和意圖並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葉劍英對江青的對抗就特別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 10月，將決定今後數年國家領導人的四屆人大召開在即，周恩來準備抱病去長沙，爭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時「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隱血，需要立即進行治療。葉劍英經過慎重考慮，感到目前中央正面臨著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幫』乘機作亂，現在以不提此事為好，堅持總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葉的支持者，但葉仍然冒險堅持周抱病南行，終於贏得了基本令他們滿意的結果，1975年，江青集團明顯居於下風。葉的另一個策略搶占先機，提前進入「戰斗狀態」。鑒於「文革」前期的失敗，葉劍英認識到與江青等人的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必須盡快地使「路線鬥爭」明確化。 1974年年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消息後，葉「利用一次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京開會機會，一個一個交談，並給他們看記錄。要他們表態聽軍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雖然沒有點名，卻又非常明確地批評江青「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還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要大家警惕「上海幫」，穩定部隊。軍政大學黨委改組時，他一一了解黨委成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況，嚴格把關，絕不讓與江青集團有絲毫聯繫的人進去。李德生回顧當時的鬥爭，說葉「特別重視從組織上解決問題，反覆強調軍隊的各級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43王平上將1975年出任武漢軍區政委，行前葉劍英親自向進行路線交底：「武漢軍區很複雜，『四人幫』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過各種渠道插手某省軍區，大搞反黨亂軍活動。某獨立師參謀長，在四屆人大前寫大字報，要周總理下台，要張春橋當總理；某軍陷得很深，唯『四人幫』是從，防化連是江青的試點單位。」44王平依計而行，確保葉對軍隊的領導。

　　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當1976年2月葉再次「靠邊」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葉劍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鄧小平，又不像長期無職無權、處於『休息狀態』的陳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帥，他是處於『半打倒』狀態的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實際上，他仍然控制著軍權。」甚至代理其職務的陳錫聯也與葉保持聯繫，「在處理重大問題時，陳還暗中與他通氣，取得他的支持。」45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毛在臨終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葉叫到面前：「只見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合，呼吸急促，想要說甚麼，只是說不出來。……他在床邊佇立良久，覺得毛澤東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葉後來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濟，水平不高，還是想盡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葉「托孤」、「後主」究竟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葉劍英與江青等人的衝突過程中，毛澤東有足夠的權威和技術來調控和協調。但在毛之後，對立統一只能展現為一分為二，最終導向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文革」中崛起的葉劍英也是結束「文革」的領導人；「四人幫」既是「文革」的推動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樣經歷了「文革」風雨洗滌的葉劍英及軍隊終於把「文革」的「弄潮兒」送上審判台。長城就是長城。「文革」是徹底失敗了，中外歷史都證明，革命越是徹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澤東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軍隊）和「文革」的推動者（中央文革）之間建立內在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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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亂，陣線一度不清。原則上，只有一條「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包括劉少奇在內，沒有人在口頭上敢於反對「文革」，絕大多數人也在行動上支持「文革」。但在「緊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確實有各種動機、主張、利益在起作用，黨史、革命史上的諸多矛盾也終於有了一個總爆發。這使得任何簡單的劃界都難以說明歷史。比如，康生、陳伯達歷來被認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葉等「大鬧懷仁堂」後，江青卻向毛澤東的報告：「總理、康生、陳伯達是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48可見「一伙」之中也並不完全一致。同樣，積極批判將軍的，也不只是「四人幫」。1966年3月總參謀部批判張愛萍時，有人「昨天，還畢恭畢敬地向他請示匯報，今天就聲色俱厲地對他批短罵長。誠然，大多數人是大勢所趨、形勢所迫，但是，世態和人心總是那麼奇妙！」49長期的鬥爭哲學早已培養了大批運動員，人性的卑劣和惡毒可以在運動中充分釋放。1974年，中央九號文件下發後，韓先楚的蘭州軍區司令沒有被撤銷，但福州軍區卻揪出了一批「韓先楚的黑幹將」。「四人幫」粉碎了，這些當年批判「四人幫」的人不但沒有成為功臣，反而多了一頂「反對周總理」的帽子；而當年給江青寫過效忠信的人，卻因為「上頭」有人，「自然就是『正確路線』上的人了，有的還成了運動骨幹，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線鬥爭」不過是把意識形態的標簽嫁接到權力之爭、人際之分之中，使本來就存在或潛在的種種矛盾、衝突具有一種政治的必然性。

　　當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實，畢竟是江青集團從秘書文人一變而為中央領導，她（他）們是這場革命的耕耘者和收獲者。當劉少奇等重要領導人被打倒在地時，江青等人卻扶搖直上。「在1966年以後，一些中央領導人，爭先恐後地對江青進行過分的贊揚，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幫』以外的重要領導人也參加了過分贊揚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澤東的親睞，旁有老資格領導人的捧場，到 1973年的「十大」時，江青集團羽翼已豐。這就是葉劍英說的：「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裏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52

　　然而，江青集團的權力有它的虛幻性，她（他）們的權力局限於黨的系統。周恩來始終掌握國務院的領導權，後來又得到精明強幹的鄧小平的有力支持。儘管張春橋做了第二副總理，部長當中也有幾個與江青等人關係密切，但在政府系統始終處於邊緣。王洪文、張春橋在1975年1月成為軍委常委，張春橋還是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的政委，但除了弄套軍裝穿穿外，對軍隊的影響力極小。江青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有筆杆子，沒有槍杆子！」王洪文則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53 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王、張知道自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沒甚麼市場，又不便發作。只好一言不發。

　　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相對於黨的系統，軍隊與政府系統有一定的技術性格，軍隊負有國防使命，國務院要組織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僅僅寫幾篇文章、發一些議論是無法承擔軍政責任的。「九大」結束後，江青曾對人說：「周恩來，行政領導，組織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則」云云只能是大而無當的空話，而具體的行政組織才是權力運作的基礎。同時，共產黨的天下是軍隊打出來的，淵源、資歷、戰功是取得發言權的基本條件，部隊中說到有關人的甚麼事，第一句話必定是問：「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在當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以後還對此極為敏感，有一次曾問羅瑞卿：「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起義領導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顧慮，何況毫無軍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吳法憲等人議論：張春橋、姚文元都是無名小卒，名字卻排在黃永勝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顯、「大老粗」出身的將帥，不會把那些長期被認為是改造和批判對象的知識分子當回事，「眼鏡」如何能讓將軍服氣？1974年9月，韓先楚就向林彪寫表態信並懷疑張春橋一事檢討，但在他的心中，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甚至不如國民黨的戰俘廖耀湘：「無論我軍吃了新六軍多少苦頭，又怎能樣恨死了這個冤家對頭，他都不能不對這支精銳之師和它的指揮官，懷有幾分敬意。更何況這位新六軍的老軍長還是抗戰名將，曾在八年抗戰中出生入死，為中華民族立過戰功。可這『鱔魚眼』算個甚麼東西？不就是歷史上那種屢見不鮮的狐假虎威、弄權作奸的丑類嗎？卻成了『春橋同志』，還得向『春橋同志賠禮道歉』！」57在南京軍區，政委張春橋的黨內地位高於司令員許世友，但在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58

　　當毛澤東得心應手地依靠軍隊發動「文革」時，軍隊系統實際上被置於黨的對立面，並超越黨的權威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全國學習解放軍」，「軍管」代替了黨管，軍裝成了幹部裝。 1969年「九大」重建黨組織時，軍方將領大舉進入黨和政府。注意到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過重份量，毛澤東在與林彪鬥爭時有意限制一下軍隊。1970年南巡之後，「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口號又在中華大地回響了。林彪倒台後，黨的權威明顯提升。「十大」以後，毛以政治局為核心，徹底實行黨政軍一體化。四屆人大產生的12個副總理中，8個是政治局委員；1975年產生的11個軍委常委中，前8個是政治局委員，3個是副總理。當時的黨政軍大權，基本上集中在以毛為核心的十來個領導人手中。但是，黨政軍畢竟各有工作重點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可以勝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還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崗位上，實際上還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參與管政又管軍，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國務院的工作，由周恩來與鄧小平主持；軍隊的工作，由葉劍英與鄧小平主持。這樣一個部署，形成了一個『周一鄧一葉』新三角，三足鼎立，實際上是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一個有力支持。」 59但毛沒有冷落江青集團。這一安排本身，就是為了平衡老幹部與江青集團。據鄧小平的女兒說60：

　　毛澤東想讓能夠繼承他的路線的王洪文主持黨的工作。但是，為了制衡和「穩定」，他又不會讓任何人獨掌一個方面的大權。在黨的最高機構中，他加進了鄧小平等老幹部，去制衡「文革」勢力；在政府和軍隊中，他又摻進了王洪文和張春橋等，以平衡老幹部的勢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勢均力敵，但黨政軍三大系統中，江青集團只在黨的政治局「能量頗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著軍隊和政府的老同志？黨指揮槍固是原則，但沒有軍、政的支持與配合，黨又指揮甚麼？黨的領導是靠槍杆子打出來的，從來與槍無緣的江青集團還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何況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對江青集團的也絕不只是葉劍英等人。由於江青沒有領會毛澤東一再要她與其他領導人搞好團結的深意，不善於搞「統一戰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裏面，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們中間雖有然有的人對『文革』有些看法，但他們不會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務實派這一邊。如華國鋒、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過於天真而僵硬地堅持毛澤東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權力角逐中的現實策略，她們的喪鐘在其處於巔峰狀態時就敲響了。毛澤東早有先見之明，1974年就對江青說過：「我死了，看你怎麼辦？」61

　　在「文革」時期的政治格局中，軍委所在地「西山」極為重要。1966年大亂開始後，葉劍英和聶榮臻、劉伯承搬到西山，陳毅、徐向前也常來看他們，商量對策。1967年2月，軍委碰頭會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時期，葉劍英和另外幾位元帥在西山接觸是何等隱蔽，何等頻繁，鬥爭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幫」前夕，葉劍英也是在西山與聶榮臻、王震、楊成武、粟裕、劉志堅、李德生、宋時輪、肖華、梁必業、蘇振華、張廷發、蕭勁光、吳富善、傅崇碧、吳忠、吳烈等軍方將領商議行動計劃。研究「文革」，不但要關注「游泳池」（毛澤東）、「西花廳」（周恩來）、「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毛家灣」（林彪），也應當關注「西山」。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不敢對毛有任何非議的葉劍英等何以沒有與毛澤東信任的江青等人「團結」在毛澤東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沒有及時清理軍隊系統使之與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沒有足夠的材料分析這類問題之前，合理的猜測只能是，葉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時並沒有真心認同毛的思想和意圖，而毛對自己的平衡術和「文革」的效果又過於自信。

　　進入1970年代後，「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經過「文革」洗禮的將軍也更深切地理解權力對他們的意義。1969年秋，陳再道、李志民、鍾漢華、金仲藩等人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動改造。將軍本是苦出生，但過慣了「將軍樓」、「紅旗車」的生活後再回到黃土地，身心感受顯然苦澀。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甚為同情，以檢查身體為名，用一架軍用飛機將他們接到福州，「住到湯井巷。每人一幢小樓，有專車，有保健醫生、護士，看文件，放專場電影。一句話，與在職的軍區首長待遇一樣。身體是自然要好好檢查一番的。精神和身體都恢復得差不多了，時間也不短了，光看電影、下棋、聊天也沒有意思呀？於是，專車隨員從福州到蒲田、泉州、廈門、漳州、龍岩、瑞金、井岡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鎮等等，閩贛兩省轉悠兩個多月，名勝古跡、名山大川，讓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游、療養、放鬆。……福建前線成了受難將軍的避風港。」 63韓先楚可以憑借權力讓被打倒的將軍消遙避風，而一旦失去權力，他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調任蘭州軍區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為「四人幫」的推動，不點名地批評韓先楚的中央九號文件下發。文件一到，韓先楚馬上就看到了變化。「蘭州的自來水黃糊糊的，軍區首長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號文件，軍區一號首長家就沒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時供應的糧油肉補助，這回也沒了。想買點白糖沖奶喝，也說沒有。……最讓他難以容忍的，是電話也有人監控，誰來看他，何時來的，何時走的，車型、車號、車的顏色，馬上就有人報告上去了。」64

　　發動「文革」與毛澤東一貫的政治理念相關，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個乾淨理想的新世界。確實，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級官員養尊處優，甚至腐敗墮落，毛澤東從中看到革命意識形態的蛻變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嚴重弊端。就此而言，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官員不能說是無的放矢。「文革」播下的雖然不是「龍種」，但也不全是「跳蚤」。狂熱的造反運動包含著真實的義憤與合理的要求。既無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滿和抗議就只能借運動之機釋放出來。問題是，政治運動的狂飆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員外，並不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文革」後期，一些將軍重新出來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來一頓『杠子肉』。工作人員和廚師都不明白甚麼叫『杠子肉』，韓先楚說可能就是豬脊梁上的那條裏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說晚上這也疼，那也痛，渾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照顧他。韓先楚沒客氣：剛過上幾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實不是毛病，僅僅「生活問題」還不足以使他們丟失官。他們之所以被打倒是因為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是站在「劉少奇反革命路線」一邊。既然如此，只要這些將軍轉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那麼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等等就都不是問題。「文革」折騰了幾年，一些將軍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政治懲戒如果是有收獲的話，那就是他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更加堅定地要與試圖奪去他們權力的「四人幫」鬥。「文革」的最大阻力在於，總得有人來當官，當了官就難保不「變修」。因為沒有民主憲政的制度性約束，毛澤東的理想只能靠權力予奪的政治謀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滌來保證。打倒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舊官僚，誰又能保證新官僚就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決問題，「七、八年再來一次」也不能解決問題。「新世界」遙遙無期，現實世界卻動亂不已，空前的社會改造蛻變為血腥的權力之爭。

　　有將軍因此與葉劍英密切配合。蕭克、唐亮領導的軍政大學堅決與葉劍英保持一致，不但對王洪文的兩次批示置之不理，對江青要求揭開「軍政大學階級鬥爭蓋子」的批示，也以「沒有經過軍委葉副主席，不符合組織程序」為理由不理不問。66 1975年張廷發出任空軍政委後，葉向他進行路線交底，談的第一句話就是領導權問題，堅定了張廷發的信心。此後王洪文約張廷發談話，遭到拒絕；王洪文托人捎話給張廷發，張也拒不執行。67除廣州軍區司令丁盛少將和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中將等人外，絕大多數重要的軍方將領，特別是有過下台或挨整經歷的，都在葉劍英的支持、領導下抵制過江青集團。

　　無論天下如何大亂，軍隊始終保持了相對穩定性，軍隊組織系統始終保持了相對連續性。毛澤東可以用它來「橫掃一切牛鬼神蛇」，葉劍英等人也可以用它來遏制江青集團。還在1976年初，葉就已經準備與江青等人大戰一場。「四五」運動後，他多次與王震、聶榮臻等密議此事，並要求他的辦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幫」的活動情況。然而，軍隊的實力必須伴之以黨的合法性。雖然與葉相比，華國鋒的行動是面對「四人幫」的進攻後被迫採取的回應，有一定的被動性，但他的角色至關重要，葉一開始就意識到要「獲得華國鋒的支持與合作，並由這位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最後拍板。這是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也是爭取合法解決『四人幫』的必要條件。」他在第一次與華國鋒商量此事時就表示：「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是支持你的。」68葉謙虛地把自己定位在「後盾」和「輔助」的角色，後來也講過是華國鋒領導了這場鬥爭。因而在充分肯定葉在抓捕「四人幫」行動中的作用的同時，也有另一種「華主葉輔」的說法：「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書李鑫，華國鋒采納了這樣的建議。李先念、汪東興支持華國鋒這樣做。抓『四人幫』起核心作用的是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三人，葉劍英是他們的堅強後盾。」69嚴格地說，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內的行動，必須有黨、軍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注157中說到粉碎「四人幫」時的領導人排名順序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薄一波說：「劍英同志……同華國鋒、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經過精心籌劃，一舉粉碎了『四人幫』。」70這也就回就應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的作用所證實的是，能夠指揮槍的「黨」，是有槍支持的黨。

　　1965年，當醞釀「文革」風暴的毛澤東抒發著「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詞麗句時，葉卻仿佛預見到一年之後遍地的「吳鉤」，在《讀〈論持久戰〉》一詩中有「一篇持久重讀罷，眼底吳鉤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後他又有《虞美人》一詞：「串聯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毛澤東的和平年月永遠不會使元帥有「幾曾識干戈」的感嘆。戰斗正未有窮期，眼底吳鉤看不休，直到「十月驚雷」用吳鉤把筆桿筆子徹底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