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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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四千萬上下，餓死人數加上飢餓而少出生人數共計七千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巨災，也是人類當代史中最為慘痛的空前大悲劇。　　

究竟這是一場天災還是由「人禍」所造成的大災荒呢？官方對此或含糊其詞，或有意掩蓋，竭力淡化這一歷史事實。然而，劉少奇當年曾對毛澤東說過：「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是，時至今日，在中國內地仍未能見到有一本紀錄這一場大災難的信史問世。　　

本書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他窮數年之功，跑遍了當年災難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親自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數易其稿，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並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條分縷析造成這場大饑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在一個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和平發展年代裏所發生的慘劇，作者還深刻地指出，這個中國當代史上的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也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 ── 文化大革命。　　

本書篇幅宏大，材料豐富，許多史料乃為首次披露，內容震撼，觸目驚心，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概。現在還活着的五十多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場大饑荒應還記憶猶新，這是一本承載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為那三千六百多萬受難者所立下的紀念「墓碑」之墓誌銘。

jan_ai Zhang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

   1. 馬靄媛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1:34 pm

      這是一部叫人看得心情沉重的書，作者楊繼繩在「前言」中寫下為書起《墓碑》一名的緣由：一為在一九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歷史上一段最慘烈的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六百萬中國人立碑；更要為造成大饑荒的極權制度立碑。他原打算把書名定為《天堂的路》，背後不無對專權「人禍」造成大災荒的反諷。

      　　楊繼繩是著名作家、學者，在新華社當了三十五年記者、編輯，曾三度採訪趙紫陽，現為《炎黃月刊》副社長。他花了十年時間，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事實和數據揭露這慘絕人寰的史料。

      　　該書分上下兩篇，合共約一千頁，上篇集中報導及揭露中國各省如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在大饑荒期間的真實情況，包括人吃人的慘況、官僚對老百姓的殘酷逼害、制度的腐敗等。下篇則是作者對中國持續三、四年大饑荒問題的專題論述，探討釀成大饑荒的禍根、當權者對危機的應變、專橫制度下的遺禍，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墓碑》出版之際正值中國剛發生四川大地震，全國努力搶救全球參與關注賑災，天災人禍加深了大眾反思中國的憂患。上篇第三章「天府飢魂」中便提到一段和四川十分關鍵的史料：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成都會議，首次提出「社會建設總路線」的「三面紅旗」中心概念，依作者分析，「三面紅旗」和群眾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正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肇因，當中還有段小插曲：毛澤東參觀都江堰時望著離堆問道：「這岩會不會被水沖掉？」陪同的省領導答說岩粒很堅固。毛澤東再問道：「一百萬年後會不會？」眾人一時答不上，但卻反覆思量毛主席的智慧提問，受皇恩的啟發，覺得那闔乎千代子孫的幸福，便立即動工用鋼筋水泥加固了離堆。

      　　可是，中國人的苦難從沒止息，據知，大饑荒中四川餓死的人數為一千至一千二百萬，也是全國饑荒時間最久的省份。書中提及的那場成都會議，彷彿預示饑荒和政治的狂飆，逐步吞噬老百姓的性命。由地震橫禍以致楊繼繩的《墓碑》饑餓誌，就是叫世人在世世代代不堪回首的國難中，以史為鑑，以勇氣建構穩健和諧的社會，正視生命的價值，那才是真正通向天堂的路。

      ■馬靄媛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jan_ai Zhang

2.  史英强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1:36 pm

美国文豪福克纳有一句名语：「往事不会消逝，甚至不会成为过去」。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裡，这次大饥荒一直被封锁在迷雾之中，不为大部分中国人所知晓。资深媒体人﹑新华社著名老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最近推出八十万字的新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

以研究饥荒而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将中国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称为「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荒中最大的一次」。杨继绳了解到，在饥荒严重的河南省信阳、通渭、凤阳等地，多数家庭都有人饿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甚至空无一人，人吃人事件达上千起。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河南信阳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为了做到客观而专业，杨继绳在写作过程中，跟权威的气象专家、人口专家、病变专家反覆查证数据和论据。做了一辈子记者﹑已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花数年功夫，跑遍当年受灾的十几个省份，访问了上百位当事人，查阅了无数第一手的档桉与记录。

杨继绳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他父亲就是大饥荒时饿死的，但当时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文革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十万人」，他说「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局公布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同时，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的数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杨继绳认为，人类历史上这麽大的一个事件，没有记载，也没有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杨继绳说，「我必须写出来，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有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不写，后面的人写更困难」。事实上，不论左派、右派，明白的人都支持杨继绳把真相公之于众，「我最终把它写出来，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载的，应该趁早，趁政权相对稳定的时候卸载」。

杨继绳认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民族，现在我们却不能正视包括大饥荒在内的很多历史；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杨继绳认为自己有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必须首先给自己一个交代，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jan_ai Zhang

3. 郭冬至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09 pm

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南风窗》杂志记者 郭冬至】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

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专业是拖拉机，那个年代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 “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就报考了清华。

郭：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么，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收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这个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郭：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呀？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 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 “四人帮” 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告别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郭：那个时代，我是我们国家遭受的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又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 ——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岁就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浑地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的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跟好。

jan_ai Zhang

4.  亚洲周刊纪硕鸣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12 pm

杨继绳：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的记者

亚洲周刊纪硕鸣／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写敏感话题，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不改实事求是、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原则，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

应香港大学中国传媒中心邀请，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为港大的学生及学者公开演讲“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大量的数据、事例，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吸引了听众。站在课堂讲课，拿起笔写评论、写报道、写学术性文章，即使退休后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出书逾十本，杨继绳还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这大概就是他终身的职业和追求。杨继绳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应景、随潮流的文章让别人去写吧”，他认为，记者纪录历史，反映历史，新闻和历史相通，共同点就是一个字“信”，反映的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就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

在杨继绳的记者生涯中，他就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被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三十多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为不“听话”、专门揭露一些真相，杨继绳曾经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过，但被他批评过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更多了；也因为想留下历史的真实，杨继绳三次偷偷地到北京富强胡同，去见当年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还因为要在他写作的书中讲真话，结果他的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大陆被禁，退休后所在党支部要他作检查。杨继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感觉还是很良好，虽然有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而且不是批评过一次，我的书被禁，但我照样生存、思考、写作。”杨继绳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一无所惧，二无所求，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思考的人，和一个自由写作的人”。他把领导人批评他的事都写到了书里，并表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继绳可能真有做自由写作者这样的天赋，他从小就爱好写作，小时的作文，还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一九六零年报考大学时，杨继绳与全国仅有的两家有新闻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失之交臂，而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拖拉机制造。不过，杨继绳似乎注定要成为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新华社要招一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上了，派到天津分社。

七二年内参转发全国

新华社的特殊渠道，提供了说真话的平台，除了公开报道，还可以写内参，向北京高层报告基层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二年，杨继绳看到天津驻军占了民房、学校、医院，资本家被抄家后的小别墅等，杨继绳撰写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党中央并以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八号文件”转发全国，全军开始退出在支援地方文革时所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三十九万平方米。

出于记者的责任，在文革期间杨继绳还用大量时间调查军队腐败问题，他用笔揭露了案犯宋某利用和军队某些干部的关系，将一批退役军车私自倒卖获取暴利的黑幕，引起军队领导的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杨继绳关注企业及经济发展，写了不少文章和内参，包括有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等，就天津经济地位问题，连续写了四篇调查报告。跨入市场经济年代，火柴按市场价格上涨，但天津的火柴坚持不涨价，背后是搞财政补贴，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杨继绳撰写《孤岛的困窘》，揭露了天津是价格孤岛的现象，让当时的市委领导李瑞环很不满意，一九八八年李瑞环连续九次指出：“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因为坚持讲真话，杨继绳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有军事表演，记者们都去了，驻军军长接见记者一一握手。但因为杨继绳几次揭露驻军的问题，该军长走到杨继绳跟前不仅不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事后他还笑著说是“以眼还眼”。

关注军队被责毁长城

军队有人到新华社总部告状，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我长城，希望新华社严肃处理”，这份材料曾经放在杨继绳的档案内，直到六十六军军长下台才暴露出来。一九八八年，新华社将杨继绳调回总部，想不到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升迁调北京，在中南海，李瑞环还耿耿于怀说：“天津有个杨继绳，还反对我，一调查是个书呆子。”

四十年的记者生涯，杨继绳聊以自慰的是，“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他说当记者的前十年讲了不少假话，整理所撰写的稿子，头十年到粉碎四人帮，只有两篇稿子值得留下来，一篇是“驻军占房”，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是凭良知写的，其他的稿子是跟著潮流推波助澜，都要烧掉，不仅要烧掉，还感到十分羞愧”。

在杨继绳看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小学时就能念了，但真正懂得足足花了十年的青春，“我用十年的时间才学会这四个字，凡跟潮流跑的写出的东西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凭著自己的良知，倾听群众呼声写的文章才留得下来”。第二个十年杨继绳改变自己，他提出“成就三角性”的理念，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条边越长，成就的面积就会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

前些年，杨继绳退休离开新华社，他觉得还是没有离开记者这个行业，因为他始终不变的特点就是讲真话。“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杨继绳的“三真”原则始终不变。杨继绳表示：“讲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我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我追求真理，讲真话，追求真理，必须做真人，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就不会追求真理。”

四十年记者生涯，杨继绳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舆论监督有几个层次，一是揭露坏人坏事；二是对政策层面的分析研究；三是理论层面的提出见解”。杨继绳希望媒体的积极进取和官方的改良可以良性互动，也就是媒体积极促进，促使官方改良。他认为，即使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不会有戏剧的变化。因为，新闻和媒体的改革是和政治改革连在一起的，没有宽松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有自由的新闻”。

即使中国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环境并不宽松，但并不等于记者可以违背良心说话。杨继绳指出：“在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说好话、写表扬文章肯定升官的机会大；你站在正义和良心的底线写文章，肯定要吃亏。问题是看你愿不愿意吃亏，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杨继绳坚持记者的良知，四十年来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他不计较吃亏，虽然不断被人告状、受批评警告，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但他找回的却是记者的正义和良心。

jan_ai Zhang

5.  柴子文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14 pm

專訪：《炎黃春秋》副社長、大饑荒研究者楊繼繩

大饑荒的時代秘密和反思

　．亚洲周刊柴子文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秘密仍不廣為人知。更觸目驚心的是大饑荒並非只是自然災害，而是專制系統下的人禍。還原這段歷史的真相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反思制度改革。

一國兩制的好處之一，是中國大陸禁止出版的書，也可以在香港面世，並且「出口轉內銷」，通過「自由行」被大陸讀者購買、閱讀。楊繼繩八十萬字的新書《墓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二零零八年五月輾轉得以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大饑荒事關人命，題材敏感，至今相關檔案仍被列為控制級；即使在大學校園內，學者也不能自由研究，媒體和公眾更是鮮知真相。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在饑饉嚴重的河南省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等地，多數家庭都有人餓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甚至空無一人，有記錄的人吃人事件達上千起。應了毛澤東在五八年六月《送瘟神》裏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以研究饑荒而著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將其稱為「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後來情況又如何？到今天，五十年過去了，仍然被封鎖在歷史和政治的抽屜裏，無人知曉，也無人對此負責。

做了一輩子記者，已從新華社退休的楊繼繩發現，歷史其實比新聞更撲朔迷離、更震撼人心。為了寫作這本書，他窮數年之功，跑遍了當年受災的十幾個省份，訪問了上百位當事人，查閱了無數第一手的檔案與記錄。為了做到客觀而專業，他跟權威的氣象專家、人口專家、病變專家反覆查證數據和論據。因此該書甫一出版，即被認為是迄今內容最詳盡、最深入、最全面的大饑荒研究專著。

楊繼繩認為，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民族，現在我們卻不能正視包括大饑荒在內的很多歷史；但一葉障目，一個不能面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這本書題材沉重，他自己預期不會有他的前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對趙紫陽的訪談）那麼暢銷，但會讓他面對著更大的政治壓力與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亞洲週刊專訪了楊繼繩，以下是訪談摘要：

你是如何逐漸知道大饑荒真相的？又是什麼促使你要把它寫出來？

我父親是大饑荒時餓死的，但當時認為那只是個別現象。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單」、「純」，因為腦子裏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思想，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文革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十萬人」，這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直到一九八三年，統計局在公布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同時，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布的數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總數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一千萬。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而且人類歷史上這麼大的一個事件，卻沒有記載沒有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必須寫出來，我親身經歷了這個事件，有一種責任感，如果我不寫，後面的人寫更困難。

事實上，不論左派、右派，明白的人都支持我把真相公之於眾。我最終把它寫出來，並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載的，應該趁早，趁政權相對穩定的時候卸。

對於大饑荒的原因，中國官方一直的解釋是三年自然災害，以及當年蘇聯逼債。現在，你的調查研究是否可以給出一個公論？

其實已經有公論了，只是官方不承認。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天災年年有，那三年是正常年景。饑荒也不能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和逼債。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中國提前還債，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出的。而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償還外債總額為十九點七三億元，僅相當於同期國防費的百分之十一點九六。而此期間，中國對「兄弟黨」的援助的錢遠遠大於還債的數。在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幾年，全國各地大興土木，為中央領導人建「行宮」。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河南信陽一百多萬人死於饑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即使在信陽，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當地的糧庫裏就存有糧食。信陽的饑民看著糧庫裏的糧食，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可以說，大饑荒，就是毛澤東和他締造那一套專政制度造成的，是人禍。

情況這麼慘烈，大饑荒為什麼沒有引起社會動亂？

大饑荒年代出現過暴亂，但都是小規模的。部分地區出現過哄搶糧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為饑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為中共對社會控制極其嚴密。還因為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相反，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產黨控制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制。

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前南斯拉夫領導）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一九五九年春天，有人在篶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洩。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

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書中，你對大饑荒背後的制度層面有許多的反思，你認為最重要的是什麼？

導致大饑荒最直接原因就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背後的深層制度原因之一則是政治制度，為什麼錯誤政策持續幾年？為什麼廬山會議錯誤轉向？為什麼大量農民餓死，卻有糧食大量出口？為什麼很多饑民餓死在糧庫旁邊？這些都是決策錯誤。專制制度最容易出現決策錯誤，又最難以糾正。因此，中國需要逐步走向憲政民主制度。

另外一條教訓很重要，要給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不管是在經濟層面、生活層面，還是思想、信仰層面。如果把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你覺得在這個時代，可以從大饑荒的歷史中汲取什麼教訓？

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鬆動了許多，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成為強勢群體、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威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裏都知道威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盪，以及怎樣防止社會動盪造成的破壞。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苦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而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催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jan_ai Zhang

6  匿名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5:33 pm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中國提前還債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出的。而此期間，中國對「兄弟黨」的援助的錢遠遠大於還債的數。在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幾年，全國各地大興土木，為中央領導人建「行宮」。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河南信陽一百多萬人死於饑餓時，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可以說，大饑荒，就是毛澤東和他締造那一套專政制度造成的，是人禍。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為中共對社會控制極其嚴密。還因為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相反，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產黨控制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制。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這種恐懼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
　導致大饑荒最直接原因就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什麼錯誤政策持續幾年？為什麼廬山會議錯誤轉向？為什麼大量農民餓死，卻有糧食大量出口？為什麼很多饑民餓死在糧庫旁邊？（摘錄上文）

jan_ai Zhang

7.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10:34 am

饑饉的成因有許多，其一是供不應求。中國在那個年代為啥會供不應求，真要列出原因，那該是有：

1.不合時宜的經濟生產和配給制度，各取所需是人人做得到，但各盡所能則根本只會是人才能為，真能靠氣氛宣揚也只能推行於一時，不能持久。但當時領導中國的領導人多不了解人都有這種根性，總以為人力可以在這方面勝天，結果人的生產力積極性無從發揮，饑荒慘劇結果上演了。
2.人口過多，人多好辦事是老毛的錯誤思想，加上中共黨員的黨性過強，知識份子多有只求奉承的惡習、而英崇拜觀念又深印國人心裡，故錯誤道路愈行愈遠，終釀成大恨。
3.西方的圍堵，戰後東西方較勁，中國週圍給全包圍著，西方圖用經濟拖垮共產黨政權，結果拖垮目的未達，但經濟牛步不前，甚或是退步的現象便出現了。
4.政府民眾花過多的人力物力在政治運動上，老以為思想一旦符合共產教條問題就可解決，但結果是事與願違。
5.與蘇聯交惡後，中國要向蘇輸出大量農產品以償還有關的國債，不還又不成，結果是出現了緊勒褲頭輸出的現象，另一方面，各國禁運的結果使中國外滙緊拙，只能靠低價農產品換取， 事實上，中國能輸出者也只是低價農產品，結果使饑荒問題更嚴重。

時間所限，先說以上的，其他希望識者能予以補吧！

jan_ai Zhang

8.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09 pm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运动中，中国经历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户籍管理部
门的死亡人口统计显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万人。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实际死亡人口远远超出此数。按死亡
规模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饥荒之一。

　　这场劫难，中国史书先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后
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提法的微妙改变，表明中国共
产党和政府已不再认为自然灾害是饥荒的主因。现在人们
一般认为，虽然天灾和苏联决裂都有影响，但饥荒主要系
由错误的国内政策所致。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造成了粮
食丰裕的假象。“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扼杀
了反映实情的声音。农村粮食减产，政府却扩大征购，甚
至强征农民口粮，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错误举措，终于
酿成大祸，最后大面积饿死人。

jan_ai Zhang

9.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13 pm

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论证亩产万斤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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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_ai Zhang

10.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14 pm

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论证亩产万斤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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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_ai Zhang

11.  匿名的评论
July 16th, 2008 at 3:44 pm

父辈口述：

那时候公社办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田里种的粮不能私自收割；因为当时劳动力都被组织去炼钢铁，导致没有人手去收割，粮食白白烂在地里。于是粮食减产，导致第二年没有足够的种子投入农业生产（俺家在四川，主要是稻米歉收），就这样恶性循环造成饥荒。那时候，没有细粮吃，玉面面是能搞到的主要的粮食。这玩意儿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谁都会吃吐（四川人是吃惯了细粮，跟北方人不同）。现在每年我爸还吃那么一两顿玉米面，忆苦思甜。虽然当时也不是风调雨顺，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用很多粮食还债，但饥荒主要是天灾，这是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