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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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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下）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四 讲
（四月十三日）
照前几次所讲，我们知道欧美人民争民权已经有了两三百年。他们争过了两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权呢？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欧美人民在近来两三百年之中所争得民权多少，和他们的民权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方。
民权思想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是从书本和报纸中得来的。主张民权的书本和报纸，一定是很赞成民权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权，自然都是从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观察。照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所说的话，一定是把民权的风潮说得是怎样轰轰烈烈，把民权的思想说得是怎么蓬蓬勃勃。我们看见了这些书报，当然受他们的鼓动，发生民权的思想。以为欧美人民争民权，争过了两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后的胜利；照这样看起来，以后世界各国的民权一定是要发达到极点，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并且，有许多人以为提倡中国民权能够象欧美那一样的发达，便是我们争民权已达到目的了；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进步。
但是，从书报中观察欧美的民权，和事实上有很多不对的。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先进的国家象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当时欧美提倡民权的人，想马上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所以牺牲一切，大家同心协力，一致拚命去争。到了胜利的时<候>，他们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
现在可以回顾美国对于英国的独立战争，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战争，打过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达到民权的目的。照美国《独立宣言》来看，说平等和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夺去人人的平等自由。当时美国革命本想要争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争了八年，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为什么争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权呢？当初反对美国民权的是英国皇帝，美国人民受英国皇帝的压迫，才主张独立，和英国战争。所以那个战争，是君权和民权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本是民权胜利，照道理讲，应该得到充分的民权。为什么不能达到充分的目的呢？因为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虽然打破了君权，但是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实施问题，就是要把民权究竟应该行到什么程度？由于研究这种问题，主张民权的同志之见解各有不同，因为见解不同，便生出内部两大派别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国革命有一个极著名的首领叫做华盛顿，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时帮助他去反抗英国君权的人，还有许多英雄豪杰，象华盛顿的财政部长叫做哈美尔顿①[今译汉密尔顿，下同。]，和国务部长叫做遮化臣②[今译杰斐逊，下同。]。那两位大人物对于民权的实施问题，因为见解各有不同，彼此的党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为绝对不相同的两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权是天赋到人类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权，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权的时候一定可以做许多好事，令国家的事业充分进步。遮氏这种言论，是主张人性是善的一说。至于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权，如果有时不能充分发达善性去做好事，反误用民权去作恶，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碍，一时出于不得已的举动。总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赋的自由平等，人人便应该有政权；而且人人都是有聪明的，如果给他们以充分的政权，令个个都可以管国事，一定可以做出许多大事业；大家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治好，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对于民权的信仰。
至于哈美尔顿一派所主张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张相反。哈氏以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权，性恶的人便拿政权去作恶。那些恶人拿到了国家大权，便把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党，无论国家的什么道德、法律、正义、秩序都不去理会。弄到结果，不是一国三公，变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极端，成为无政府。象这样实行民权，不但是不能令国家进步，反要捣乱国家，令国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张，国家政权不能完全给予人民，要给予政府；把国家的大权都集合于中央，普通人只能够得到有限制的民权。如果给予普通人以无限制的民权，人人都拿去作恶，那种作恶的影响对于国家，比较皇帝的作恶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皇帝作恶，还有许多人民去监视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无限制的民权，大家都去作恶，便再没有人可以监视防止。故哈美尔顿说：“从前的君权要限制，现在的民权也应该要限制。”由此创立一派，叫做“联邦派”，主张中央集权，不主张地方分权。
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本有十三邦，都归英国统辖，自己不能统一。后来因为都受英国专制太过，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国，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标，所以当时对英国作战便联同一气。到战胜了英国以后，各邦还是很分裂，还是不能统一。在革命的时候，十三邦的人口不过三百万。在那三百万人中，反抗英国的只有二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仍是赞成英国皇帝的。就是当时各邦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一是英国的保皇党，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党。因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党在内部捣乱，所以美国独立战争费过了八年的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战胜。到了战胜以后，那些著名的保皇党无处藏身，便逃到北方，搬过圣罗伦士河以北①[今译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为英国属地，忠于英国。美国独立之后，国内便没有敌人。但是那三百万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过二十多万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统一，美国的国力还是很弱，将来还是很容易被欧洲吞灭，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险的。于是各邦的先知先觉想免去此种危险，要国家永远图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国力；要加大国力，所以主张各邦联合起来，建设一个大国家。当时所提倡联合的办法，有主张专行民权的，有主张专行国权的。头一派的主张，就是地方分权。后一派的主张，就是中央集权，限制民权，把各邦的大权力都联合起来，集中于中央政府，又可以说是“联邦派”。这两派彼此用口头文字争论，争了很久，并且是很激烈。最后是主张限制民权的“联邦派”占胜利，于是各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众国，公布联邦的宪法。美国自开国一直到现在，都是用这种宪法。这种宪法就是三权分立的宪法，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这是世界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所行的完全宪法。美国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成文宪法的第一个国家。世界上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美国就是破天荒的头一个。这个宪法，我们叫做《美国联邦宪法》。美国自结合联邦、成立宪法以后，便成世界上顶富的国家；经过欧战以后，更成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因为美国达到了今 日这样富强，是由于成立联邦宪法，地方人民的事让各邦分开 自治。
十多年来，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以为中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在国家富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联邦，中国要象美国一样的富强，便应该联省；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好处，是由于各邦自定宪法、分邦自治，我们要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变成联省，根本上便应该各省自定宪法，分省自治；等到省宪实行了以后，然后再行联合成立国宪。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象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象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
主张联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为美国的地方基础有许多小邦，各邦联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强；中国的地方基础也有许多行省，也应该可以自治，可以富强。殊不知道美国在独立时候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推到宋朝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来各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外国人现在对于中国为什么要来共管呢？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中国的缺点呢？就是由于看见中国有知识阶级的人所发表的言论、所贡献的主张，都是这样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们便看中国不起，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不能管，列强应该来代我们共管。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至于中国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以及各特别区，在清朝时候已经是统一的，已经是联属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象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
美国独立时候的十三邦毫不统一，要联成一个统一国家，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哈氏和遮氏两派的争论便非常之激烈。后来制成联邦宪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后是哈氏一派占胜利，遮氏一派的主张渐渐失败。因为联邦宪法成立之前，全国人有两大派的主张，所以颁布的宪法弄成两派中的一个调和东西。把全国的大政权，如果是属于中央政府的，便在宪法之内明白规定；若是在宪法所规定以外的，便属于地方政府。比方币制，应该中央政府办理，地方政府不能过问。象外交，是规定由中央政府办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国订约。其余象关于国防上海陆军的训练与地方上民团的调遣等那些大权，都是归中央政府办理。至于极复杂的事业，在宪法未有划归中央政府的，便归各邦政府分别办理。这种划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调和办法。
美国由于这种调和办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当时所得的民权，只得到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在那个时候的选举权，只是限于选举议员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于选举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还是用间接选举的制度，由人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才去选总统和那些议员。后来民权逐渐发达，进步到了今日，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以及地方上与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选举，这就叫做普通选举。所以美国的选举权，是由限制的选举渐渐变成普通选举。但是这种普通选举，只限于男人才能够享受，至于女子，在一二十年前还是没有这种普通选举权。欧美近二十年以来，女子争选举权的风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当时欧美的女子争选举权，许多人以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聪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够做，所以很多人反对。不但是男人很反对，许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对，就是全国的女人都争得很激烈，还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国女子才争成功，后来美国也争成功。这个成功的缘故，是由于当欧战的时候男子通同去当兵，效力战场，在国内的许多事业没有男人去做。象兵工厂内的职员、散工，街上电车内的司机、卖票，和后方一切勤务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补充。所以从前反对女子选举权的人，说女子不能做男子事业，到了那个时候便无法证明，便不敢反对，主张女子有选举权的人才完全占胜利。所以欧战之后，女子的选举权才是确定了。
由此便知，欧美革命的目标本是想达到民权，象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争民权；战争成功之后，主张民权的同志又分出两派，一派是主张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权，一派是主张民权应该要限制，要国家应该有极大的政权。后来发生许多事实，证明普通人民的确是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权。譬如遮化臣争民权，他的门徒也争民权，弄到结果，所要争的民权还是失败，便可以证明普通民众不知道运用政权。由于这个缘故，欧美革命有了两三百多年，向来的标题都是争民权，所争得的结果，只得到男女选举权。
讲到欧洲的法国革命，当时也是主张争民权。所以主张民权的学者，象卢梭那些人，便说人人有天赋的权利，君主不能侵夺。由于卢梭的学说，便发生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后，就实行民权。于是一般贵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国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国。因为法国人民当时拿充分的民权去做头一次的试验，全国人都不敢说民众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说那些话，大家便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就要上断头台。所以那个时候便成暴民专制，弄到无政府，社会上极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党，也有时因为一言不慎，和大众的意见不对，便要受死刑。故当法国试验充分民权的时期，不但是王公贵族被人杀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时很热心的革命志士，象丹顿一流人物一样，因为一言不合，被人民杀了的也是很不少。后来法国人民看到这样的行为是过于暴虐，于是从前赞成民权的人反变成心灰意冷，来反对民权，拥护拿破仑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权极大的障碍。这种障碍，不是由君权发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权的风潮便已经是很大，象前几次所讲的情形。现在世界潮流已达到了民权的时代，照道理推测，以后应该一天发达一天，为什么到民权把君权消灭了以后，反生出极大的障碍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种原因，是由于赞成民权所谓稳健派的人，主张民权要有一定的限制。这派是主张国家集权，不主张充分民权。这派对于民权的阻力还不甚大，阻碍民权的进步也不很多。最为民权障碍的人，还是主张充分民权的人。象法国革命时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权，便不要领袖，把许多有知识有本事的领袖都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对于事物的观察既不明了，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国人民既是没有好耳目，所以发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谁是谁非，只要有人鼓动，便一致去盲从附和。象这样的现象，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人民都觉悟起来，便不敢再主张民权。由于这种反动力，便生出了民权的极大障碍，这种障碍是由于主张民权的人自招出来的。
欧洲自法国以外，象丹麦、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发生民权的风潮。民权的风潮在欧美虽然遇了障碍，得到君权的反抗，还是不能消灭；遇到了民权自身的障碍，也是自然发达，不能阻止。那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没有方法可以阻止。由于这个道理，故许多专制国家都是顺应潮流，去看风行事。譬如英国从前革命，杀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复辟起来，但是英国的贵族知机善变，知道民权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贵族便不和民权去反抗，要和他去调和。讲到民权的起源，本来是发生于英国的。英国自复辟之后，推翻了民权，便成贵族执政，只有贵族可以理国事，别界人都不能讲话；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后，在贵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选举权；到了欧战以后，才许女子也有选举权。至于英国对待属地，更是善用退让的手段，顺应民权的潮流。象爱尔兰是英国三岛中的土地，英国始初本是用武力压迫，后来见到民权的风潮扩大，便不去压迫，反主退让，准爱尔兰独立。英国不独对于三岛的内部是如此，就是对于外部，象对付埃及，也是退让。埃及当欧战时候，为英国是很出力的。英国当时要埃及人去助战，也允许过了埃及许多权利，准他们以后独立。到欧战之后，英国食言，把所许的权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独立，履行前约，风潮扩大，英国也是退让，许埃及独立。又象印度现在要求英国扩充选举，英国也是一概允许。至于现在英国国内，容纳工党组织内阁，工人执政，便更足以证明英国贵族的退让，民权的进步。英国贵族知道世界民权的大势，能够顺应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们的政体至今还可以维持，国家的现状还是没有大危险。
世界上经过了美国、法国革命之后，民权思想便一日发达一日。但是根本讲起来，最新的民权思想还是发源于德国。德国的人心向来富于民权思想，所以国内的工党便非常之多，现在世界上工党团体中之最大的还是在德国。德国的民权思想发达本早，但到欧战以前，民权的结果还不及法国、英国。这个理由，是因为德国对付民权所用的手段和英国不同，所以得来的结果也是不同。从前德国对付民权是用什么手段呢？德国是谁阻止民权的发达呢？许多学者研究，都说是由于丕士麦①[今译俾斯麦，下同。]。
丕士麦是德国很有名望、很有本领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业都是由于丕士麦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麦的范围。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德国当时之所以强，全由丕士麦一手造成。在丕士麦没有执政之先，德国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德国在那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小邦，那二十几个小邦的民族虽然是相同，但是各自为政，比较美国的十三邦还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仑征服之后，人民更是穷苦不堪。后来丕士麦出来，运用他的聪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联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几邦，造成一个大联邦，才有后来的大富强。在十年以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顶富的国家，他们那两国都是联邦。许多人以为我们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德国、美国的联邦。殊不知德国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个普鲁士，因丕士麦执政以后，拿普鲁士做基础，整军经武，刷新内政，联合其余的二十多邦，才有后来的大德意志。当丕士麦联合各邦的时候，法国、奥国都极力反对。奥国所以反对德国联邦的缘故，是因为奥国和德国虽然是同一条顿民族，但是奥皇也想争雄欧洲，故不愿德国联邦，再比奥国还要强盛。无如丕士麦才智过人，发奋图强，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奥国打仗，一战便打败奥国。德国战胜了以后，本来可以消灭奥国，惟丕士麦以为奥国虽然反对德国，但是奥国民族还是和德国相同，将来不至为德国的大患。丕士麦的眼光很远大，看到将来足为德国大患的是英国、法国，所以丕士麦战胜了奥国以后，便马上拿很宽大的条件和奥国讲和。奥国在新败之余，复得德国的宽大议和，便很感激他。从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国便去打法国，打破拿破仑第三，占领巴黎。到讲和的时候，法国便把阿尔赛士和罗伦两处地方割归德国①[今译阿尔萨斯。]②[今译洛林。]。从这两次大战以后，德国的二十几个小邦便联合得很巩固，成立一个统一国家。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全由丕士麦一手缔造而成。
因为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故德国的民权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麦执政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譬如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工人的团体在德国发达最早，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是发达最先。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国人，象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会主义家叫做马克思，他就是德国人。<从前俄国革命>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俄国的老革命党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德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便非常之发达。社会主义本来是和民权主义相连带的，这两个主义发生了以后，本来应该要同时发达的。欧洲有了民权思想，便发生民权的革命；为什么有了那样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不发生经济的革命呢？因为德国发生社会主义的时候，正是丕士麦当权的时候。在别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压迫社会主义，但是丕士麦不用这种手段。他以为德国的民智很开通，工人的团体很巩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压迫，便是徒劳无功。当时丕士麦本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对付社会党呢？社会党提倡改良社会，实行经济革命，丕士麦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来防范马克思那般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比方铁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的一种基本实业，如果没有这种实业，什么实业都不能够发达。象中国津浦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山东和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后来那条铁路筑成功了，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的地方。又象京汉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湖北、河南那几省也是很荒凉的，后来因为得了京汉铁路交通的利便，沿铁路的那几省便变成很富庶。当丕士麦秉政的时候，英国、法国的铁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为基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麦在德国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对于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要拿出去实行的；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德国从前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到外国去做工，到了丕士麦经济政策成功时候，不但没有工人出外国去做工，并且有许多外国工人进德国去做工。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在无形中消灭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
现在就世界上民权发达一切经过的历史讲：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主张民权的人分成哈美尔顿和遮化臣两派，遮化臣主张极端的民权，哈美尔顿主张政府集权，后来主张政府集权派占胜利，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丕士麦，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这就是民权思想在欧美发达以来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权思想虽然经过了三个障碍，还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发达，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长。民权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问题。世界上的学者，无论是守旧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权思想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在发达的时候，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象从前讲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样。总而言之，欧美从前争平等自由，所得的结果是民权；民权发达了之后，便生出许多流弊。在民权没有发达之先，欧美各国都想压止他，要用君权去打消民权。君权推倒了之后，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障碍；后来实行民权，又生出许多流弊，更为民权的障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欧战以后，俄国、德国的专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选举权也有好几国争到手了，所以民权到了今日更是一个大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推到实行民权的原始，自美国革命之后，人民所得的头一个民权，是选举权。当时，欧美人民以为民权就是选举权算了，如果人民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得到了选举权，那就算民权是充分的达到了目的。至于欧战后三四年以来，又究竟是怎么样呢？当中虽然经过了不少的障碍，但是民权仍然是很发达，不能阻止。近来瑞士的人民，除了选举权以外，还有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对于官吏有权可以选举，对于法律也应该有权可以创造、修改。创制权和复决权便是对于法律而言的。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故瑞士人民比较别国人民多得了两种民权，一共有三种民权，不只一种民权。近来美国西北几邦新开辟地方的人民，比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种民权，那种民权是罢官权。在美洲各邦之中，这种民权虽然不能普遍，但有许多邦已经实行过了。所以美国许多人民现在得到了四种民权：一种是选举权，二种是罢官权，三种是创制权，四种是复决权。这四种权在美国西北几州已经行得很有成绩，将来或者可以推广到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将来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民权，一定要学美国的那四种民权。由此四种民权实行下去，将来能不能够完全解决民权的问题呢？现在世界学者看见人民有了这四种民权的思想，还不能把民权的问题完全来解决，都以为是时间的问题，以为这种直接的民权思想发生尚不久。从前的神权经过了几万年。君权经过了几千年，现在此刻各国的君权，象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权还有多少问题，不过这种君权将来一定是消灭的。这些直接的民权，新近发生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在今日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象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象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民权初生本经过了许多困难，后来实行又经过了许多挫折，还是一天一天的发达，但是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代议政体。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但是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我们要达到这种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权主义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讲的大意，是要诸君明白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所以民权的这个问题，在今日还是很难解决①[此处原有一“的”字，当为衍文，已删。]。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
第 五 讲
（四月二十日）①[底本原缺第五讲日期，此系参照其他版本所补。]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象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象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厉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便利过挑#；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于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得的什么结果，详细的说明。由于那几次的研究，便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厉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厉害呢？这两种东西没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厉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的厉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有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于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日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象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著的《共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①[今译《理想国》。]，对于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象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
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不容易赶上。至于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象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时候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分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至于外国民权所以没有大进步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由前几次所讲的情形，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不过近两三百年以来民权思想逐渐澎涨，在人事上想不通的问题，大家便听其自然，顺着潮流去做罢了。所以近来民权的发达，不是学者从学理上发明出来的，是一般人民顺其自然做出来的。因为总是顺其自然去做，预先没有根本办法，前后没有想过，所以欧美实行民权在中途便遭了许多挫折，遇了许多障碍。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照前几回所讲，大家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我们不完全仿效欧美，究竟要怎么样去做呢？现在中国还有守旧派，那些守旧派的反动力是很大的。他们的主张是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以为要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救中国。我们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这个办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要反对这个办法，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我们要走政治的正轨，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义。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学近数百年来已发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学近二三十年始起首进步，至今尚未有大发明。此所以有别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我们对于民权政治到底能不能够想出办法呢？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现在各国学者研究已往民权的事实，得到了许多新学理，那是些什么学理呢？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象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那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这位瑞士学者看出了这个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张人民要改变对于政府的态度。他究竟要人民变成什么态度呢？人民的态度对于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足称。由此便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现在世界上要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欧美学者只想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改变，至于怎么样改变的办法，至今还没有想出。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象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一说。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不是一种寻常人能够造成的，先要有一个工程师，把想做的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头的吩咐，听工头的指挥，或者是某处放一块砖，某处加一片瓦，做那种最简单的事。工头又是不能够通盘计算去绘图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咐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出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真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见我，和我谈天，谈了颇久之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话说：“现在高丽的革命是什么样情形呢？能不能够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没有什么话可答。我又问他说：“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于高丽的民权态度又是怎么样呢？”他说：“只看高丽人将来的民权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如果高丽人都晓得来争民权，我们一定是把政权交还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治理高丽。”这种说话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革命党对待全国人民，就不可象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象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第 六 讲
（四月二十六日）
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
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象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象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那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象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①[英文piston的译音。]。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到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架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日来回自如的机器。
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象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象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
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垄〔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象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①[英文 Frankenstein的译音。这原是英国作家谢利（M．W．Shelley）小说中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象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象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象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
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象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象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象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象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余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象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
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那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①[令译牛顿，下同。]。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 “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象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工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
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假设有一只大轮船，其中所装的机器可发生十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二十海里，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在两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十万块钱。如果是另造一只极大的轮船，其中装一架新机器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来，那么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赚一百万块钱。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轮船，每小时不过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创造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马力的旧船，另外造一只大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有了没有力的旧政府，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到我们中国人口，有了四万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宽阔，物产丰富，都要在美国之上。美国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和他并驾齐驱。就天然的富源来比较，中国还应该要驾乎美国之上。但是现在的实情，不但是不能驾乎美国之上，并且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只有天然的资格，缺少人为的工夫，从来没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再加以人为的工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象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象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现在机器的构造很进步，不但是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从前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因为电是和雷一样，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发明电的科学家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牺牲。因为所受牺牲太多，危险太大，所以发明了电光很久，还不敢拿来做灯用。后来发明了管理电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乡下极无知识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他。所以现在便把极危险的电光拿来做灯用。其他各种机器的进步，也是和这一样的情形。比方最新发明大机器，是飞天的机器，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最初发明的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象从前广东的冯如，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制造飞机的人，就是驾驶飞机跌死了的人。在从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用这个机器去飞，所以制造飞机的人又要做飞机师。最初做飞机师的人，一来由于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不周密，二来由于向来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这种机器。所以飞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许多人。因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飞机。现在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很周密，许多人都知道飞到了天空之中，象鸟雀一样，来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飞机。因为普通人都敢去坐这种机器，所以近来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机器。好象我们由广东到四川，道路很远，当中又有敌人，水陆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飞机，由天空之中一直飞到四川。
现在中国有了民权的思想，但是关于这种思想的机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他，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中国人得到民权思想本是在欧美之后，好象筑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一样。日本筑铁路虽然是在我们之先，但是所筑的铁路是旧东西，不合时用，我们新筑成的铁路是很合时用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欧美之后，要想有什么方法才可以来使用民权呢？这种方法想通了，民权才可以供我们的使用。若是这种方法没有想通，民权便不能供我们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险，便要打死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在欧洲有一个瑞士国，已经有了这几部分的方法，已经试验了这几部分的方法。这是彻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权，不过不大完全罢了。至于欧洲的那些大国，就是这不完全的方法还是没有试验。因为试验这几部分之方法的国家，只有瑞士的一个小国，没有别的大国，所以许多人便怀疑起来，说这几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国能够使用，在大国不能够用。欧洲的大国为什么不用这几部分的方法呢？这个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他们的先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他。说到我们中国，关于民权的机器，从前没有旧东西，现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发明。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选举权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至于政府自己办事的权，又可以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工夫的权。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就是政府有了大权，一经发动做工夫之后，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好象外国的旧兵船，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离的远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象这样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这样来直接管理，并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来做工夫，不要自己来做工夫的机器，才叫做灵便机器。
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和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么的大权，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
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至于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譬如就政权说，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不过是没有罢官权。在美国的西北几省，现在除采用瑞士的三个政权以外，并加入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上各国最通行的民权。所以就世界上民权的情形说，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权，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实行过了四权。他们在那几部分的地方实行这四个民权，有了很周密的办法，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这四个民权，实在是经验中的事实，不是假设来的理想。我们现在来采用，是很稳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才分开成三个权。象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办法。
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余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象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象英国近来举行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权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权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以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别清楚，不可紊乱。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分别，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别，就是专门学者也是一样的不能分别。象近来我会见了一个同志，他是从美国毕业回来的。我问他说：“你对于革命的主义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很赞成的。”我又问他说：“你是学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学政治法律。”我又问他说：“你对于我所主张的民权，有什么意见呢？”他说：“五权宪法是很好的东西呀，这是人人都欢迎的呀！”象这位学政治法律的专门学者，所答非所问，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权和五权还没有分别清楚，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糊涂。殊不知道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象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注 释：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权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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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xca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7-3 02:40:56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