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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在中国 (作者:沙鸥)

发表于 2008-6-4 22:5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blog.dwnews.com/?p=37885

近来,“公民社会”(或称作“市民社会”)一词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尤其是前不久四川发生大地震后,中国民间的杰出表现更使有媒体发出了“中国公民社会即将来临”的惊呼。作为西方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宪政民主理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形成的主要社会基础。

“公民社会”的定义有很多,一般认为构成公民社会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团体,它是公民基于自愿原则而非强制性原则,在共同的利益、价值等目标的追求下,而结成的非政治性和非商业性的组织。

以这个定义来界定,中国社会目前还没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只有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当然这是以宪政民主理论的“观念理性”为价值前提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现状作出判断。

一,公民意识的觉醒,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审视

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国内外对公民这个词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公民在法律上的一组对应关系: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公民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公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同步觉醒,缺一不可。而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是一个公民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时间回到2003年3月,非典时刻的中国广州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的大事,一位外来大学生由于没随带身份证明,而在收容所里被活活打死,这就是“孙志刚案”,关于此事的各种评论有很多,但是,各个评论离不开一个焦点,那就是如何确保中国公民的权利,此事的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导致一个在中国实行了近50年的《城市收容遣返条例》的废止。也许,当未来中国的人们在回顾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时,人们会发现,这件事的发生及其结果,见证了一个公民权利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启蒙时刻。这个时刻的来临,是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兴起的公民维权行为为背景的,从城市拆迁的官民纠纷,到失地农民的不断上访,从对民工讨薪的社会关注,到民告官行为的日益普遍。

2008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短期内,中国民间的支援声音和支援行动自发的形成,人们短暂的放下了相互之间的歧见,自发哀悼灾区人民,纷纷捐款捐物,自动组织赴灾区的志愿队,在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下,中国在历史上首次为受难的普通民众举行了全国哀悼日。同样,在回顾此事时,也许以后的人们会发现,一种灾难时刻中公民义务意识的觉醒,可以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这么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在四川大地震之前,这种公民义务意识的觉醒,可追溯到1999年中国民众反对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甚至在2008年四月份就发生过,那就是海外华人华侨对奥运圣火的自发护持行动,只不过它一直被掩盖在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象中,而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双重觉醒,标志着中国公民意识的完整发展。

二,中间阶层,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基础

在中国的现实情景中,在“政府—-社会”的二元模式界定的情况下,围绕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往往发生这样的博弈:民间社会更强调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利,而政府则更强调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

从利益动机出发,双方的这种博弈立场都是正常的。当民间社会在面对“官权”侵蚀“民权”的社会常态时,要求更多公民权的立场毫无疑问的拥有道义优势;而政府在有意识的压制公民团体和组织,导致这一民间力量的缺位时,则对民间社会拥有资源上的优势。

对中国来说,这种博弈如果最终导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又一场大灾难,而一种由双方良性互动而产生的双赢局面则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转型。

在公民个体、公民团体、政府或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几个结构层面中,中国目前还缺乏实质性的公民团体这一结构形式,这也是认为中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主要判断依据。由于政府对公民团体可能会发展成政治团体抱有天然的警惕,公民团体和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出现,随着网络的兴起,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公民团体的主要成员是中国日渐壮大的中间阶层,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包括各阶层的社会公民;公民团体的组织形式是依靠互联网的“虚拟社区或虚拟组织”,而非现实中的组织实体。

关于中国中间阶层的各类调查有很多,尽管得出的数量结果各不相同,大到近2亿,小到几千万,但是人们已不能忽视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存在,而且这个阶层有逐渐扩大之势。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中间阶层应该是这么个阶层,这个阶层可能不掌握经济、政治及思想上的话语权。但是,在中国的原有发展背景中,相对于获利极大而损利极小的上层利益集团,相对于损利极大而获利极小的底层民众,中间阶层的利益得失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差距在可忍度之内的状况。

这个阶层的社会群体表现为小规模企业主,白领工作者,普通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这个阶层有稳定的收入,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既有各种权利意识,又具有对利益得失比较的基本理性。他们可能天生是个保守主义者,主张社会稳定;但是又能看到现实社会的缺陷,而具有改进社会的倾向。因为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相对于上层利益集团与政府具有结盟的天然冲动而具有极端保守倾向,由于中间阶层具备一定的权利意识和利益受损状况,它具有改变现实社会缺陷的动力;相对于利益受损最大的底层民众而容易与政府对立的激进倾向,这个阶层更具有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务意识。

一句话,中国的中间阶层具有社会学意义上“中间阶层”定义的所有特征,只是他们尚不具备自己的组织形态,如各种民间组织。同时由于处在中间状态,在社会生活中远没有象上层利益集团那样受到的那么多的指责,也不象底层民众等“弱势群体”那样受到众多的关注。

由于这个阶层具有良好的受教育水平,因此他们能够审慎的观察各种思想理论,他们既不会盲从于激进口号的诱导,又对社会现状抱某种怀疑态度,相对于上层利益集团和底层民众,他们更具有对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理性平衡能力。近年来民众的法律维权行动有他们的身影,如“孙志刚案”中网络上的群情汹涌;而民众的各种支持政府的行动中他们更加发挥着主要作用,如四川大地震时网络上的万众一心。

这种状况符合社会学上的“橄榄型社会”是一种较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的普遍看法,而“橄榄型社会”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多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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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5-23 18:51:22 | 显示全部楼层

深圳拟推市长差额选举,直选人大代表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23_17_28_31_42.html

深圳市政府近日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在本月26日前徵集社会意见。《纲要》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和竞选,未来将进行部分区人大代表直选,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

扩大基层党组织直选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纲要》勾勒出了深圳政治、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设想,涉及19项主要任务。深圳近期各项改革中,首要的便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要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方面,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在充分发挥人大作用方面,区级人大换届或代表补选中,将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等等。

深圳市政府表示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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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5-25 19:35: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http://www.backchina.com/newspage/2008/05/26/156612.shtml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在“模式”方面,我们还很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如村民直接选举、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

中国的民主制度处处体现创新

人民论坛: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问题,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目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民主现状也出现了日益喜人的形势,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民主的现状如何?

朱光磊:确实,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令人鼓舞。但是,相比较而言,我看还是把这一可喜的状态表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稳步前行,逐步推进较好。

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与一些港台学者的交往中,很多朋友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对他们讲,不能脱离政治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事实上,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化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效组织,要实现在全面开放背景下近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实现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是不可能的。贬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可喜进步,否定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在思维方式上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

要充分肯定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最早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启动的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高速扩张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全面的社会政治变革予以支持可能吗?90年代,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难道只是经济变化吗?今年全国“两会”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提供重要法律草案说明的英文版,将全国人代会的开放透明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杨光斌:从民主政治的形式上看,目前我国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民主,一是我们熟悉的选举民主,二是协商民主。就选举民主而言,根据我国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 “海选”。因此,我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中还具有浓厚的协商民主特征,协商民主早就存在,但在民主形式上是一种新的归纳。比如,在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原则;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各政府部门的听证会制度事实上就是一种协商制度;在社会网络中,各人民群众团体的沟通形式也是一种协商民主;在社区层面,浙江温岭地区的协商民主试验引起广泛关注。

我们看到,在新世纪,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比如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制度的建立、干部选拔从常委会通过到全委会通过、一些地区的乡党委书记选举的试验,等等,都体现着执政党的制度创新精神。党内民主的形式既有选举民主,也有协商民主。

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论坛:今年,全国“两会”的报道受到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印度信息网”对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摘要式报道,并评论指出,中国“两会”的民主气氛日渐浓厚,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您如何看待国外媒体对中国式民主的评价?外界媒体和中国自身对中国式民主的看法有何区别?

朱光磊:我认为,这个分析和评价客观。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在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但创新不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从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生效到今天已经25年了。我们已有的探索、成绩和进步是在打基础。可以相信,再经过与此大体相同时间的建设,即当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府过程稳健、连续地运作达到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样的话了。

中国目前在政治生活方面,既不同于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有许多的创新成就。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经济形式早已多样化,甚至也已经出现了潜在的社会利益团体,但我们处于中国改革状态下的政治体系和政府过程,接受、容纳了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在西方国家,他们会以竞争性的多党制度的方式接受这样的变化;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改革前的政治体系,则都不可能孕育出,更不可能包容和接受这样的变化。而我们现在做到了。

杨光斌:从印度媒体的关注我们至少看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仅取决于其民主形式的完善,还关系到民主的其他因素,比如制度环境的完善、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等等。中外媒体能够比较宽松地报道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官员能够自信地面对中外媒体,人民代表能够畅所欲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这大概是国外媒体所感受到的中国式民主。

国外媒体尚没有看到的是,我们除了注重民主形式的政治建设,更关心治理结果。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以发展的结果即治理绩效而非民主的形式来衡量我国的政治发展状况。自国家产生那天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善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解体和一系列国家的政治转型,使很多人陶醉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论说中。但是,回报却是“两颗子弹”式的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倒退和道德衰败。相反,我国大陆却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治理绩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实现国家善治的路径是唯一的吗?一方面,谁也不会否认民主和自由的普世性价值,因此我们在致力于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从自己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求治理资源,在制度建设中应该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

人民论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您如何看待我国自身的民主模式?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

朱光磊:这个问题,要区分几个层次。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当时民主模式和民主的运行机制还相当简单。 1982年现行宪法生效,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可喜的是,我们对民主模式和民主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建设工作在新的时代基点上拉开了序幕。我们刚刚谈到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化都是由此展开的。

关于民主的问题,世界上有数不清的观点和学派。但是,说到底民主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由谁统治”的问题,一个是“怎么统治”的问题。从历史和发展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由谁统治”,也即“统治的主体”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提升潜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怎么统治”,在“统治和管理的程序方面”,也即在您说的“模式”,还有我喜欢强调的“政府过程”等方面,我们还缺乏历史的积淀,还很不成熟,还需要继续努力,需要不断探索,也即暂时还不好说“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但是,前途已经趋于明朗,我们对“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可以持乐观的态度,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期待,而在于探索和努力!

杨光斌:温总理在本次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是普世性价值,这是我国在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虽然此前在学界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有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国内由政府总理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承认民主是普世性价值,既回答了我们从哪儿来,又指出了我们向哪儿去这样的方向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政权是在追求民主与自由、反抗压迫中诞生的;我们向哪儿去?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即民主和自由。我们知道,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既有自下而上的英国―美国道路,也有自上而下的由官僚体系推动的法国―德国道路,还有由政党组织主导的俄国―中国道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建设民主政治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转型中,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比如从基层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村民选举这样的基层直接民主、新兴社会中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而体现的参与式民主、早就存在而新近被命名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从民主的形式上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理论话语上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区隔,但是实现民主的过程则是中国式的,比如参与式民主中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协商民主中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都是中国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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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5-25 19:37: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 ... 05&postID=33073

By: Minor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令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
不好说这种制度就一定比西方好,但他合乎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对中国最好的制度。

首先,中共民主化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走过去了。这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而且这种任期制已经制度化了。没有人敢倒退回去。这是判断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独裁的根本标志。至于最高领导人是直选的,还是间接选举的。我认为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在一点点的进步。这远远超越了苏共解体前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从江总到胡总的接班过程中,李登辉陈水匾等人在等中共内讧,大陆内乱,结果等来的却是失望。江胡的交接远比陈水匾和马英九的交接平和的多。他们用历史的旧眼光看中共,结果只能是失望。可以预期,胡总会在这方面会更进步。西方总在制造江胡斗的神话。我只问一个问题,江胡从十几年前在分任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后,可见他们同时出访过?没有。当时5位或7位政治局常委,其中的4位或6位可能同时出访,但江或胡一定有一位在家。那时胡不过是最末一位政治局委员啊。这说明什么,江胡彼此信任,非常默契,领导人之间的换代交接已经完全制度化了。这种制度化不是他们的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基于制度上的信任。我相信他们个人在政见上,用人上或许会有分歧,但这已不影响权力的交接。8年两届任期的明确规定,相对应的是国家主席8年任期的明确规定;无人再敢以篡越。说明集体形成共识,确认胡将来的最高领导候选人的地位安排。这种形式是某种意义上的间接选举。

其次,现在从中共领导人到一般知识精英,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对它的优缺点认识的已比较深刻。什么东西中国可用,什么东西中国坚决不能用,已经大体有数。西方及其代言人再象六四时候忽悠中国人,或象苏共解体时忽悠老毛子那样,已经不太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从领导人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民主,他们的媒体怀有一种敬畏,因为不了解,所以有神秘感。所以一点就着。一煽动就上街了。现在不可能了。这是20年政治上坚持原则,经济上自由开放战略的功劳。老邓和老江功不可没。因为我们了解了,不过如此而已。

第三: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目前的制度为非世家出身的平民创造的升迁机会远比美国这些私有制的体制多得多。谁有兴趣可以做点统计分析,在领导层里面,高干子弟占的比例到底谁的高。比比国民党的,美国的,日本的印度的和中共的,谁的高。中共的最低。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谁是参议员世家出身,谁是政治世家出身?美日台湾印度等等这些民主政体,有多少政治世家,这些世家几乎垄断了所有主要的政治资源。比比小布什,肯尼迪,希拉里,蒋经国,连战,马英九这些人,就因为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些民运人士便开骂了,这些人简直瞎了眼了。所以当鲍威尔跑到中国,教训中国说一个好的制度要为普通人创造平等的机会。我真的感觉非常好笑。在大陆的政府机构中,大部分人是普通农民的子女。他们能够栖身于这一阶层,不过是因为凭成绩考上了大学,或参了军什么的而已。这不比凭上层人士的推荐信,好的有钱人才上的私立学校教育,或者金钱堆起来的竞选好的多么。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制度比西方的要民主。

第四:看多了美国的竞选,一句话:劳民伤财,无聊透顶。选得是包装,选得是演员。真正有治国之才的,靠嘴皮子是看不出来的。再看看希拉利和奥巴马的政策差异和区别,那也叫差异。大同小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策差别还不如胡锦涛温家宝的政策和江泽民朱镕基两届政府之间的政策区别大。如果没有统独问题,国民党和民进党有区别么?没有。靠政党轮替来实现国家进步,幻想而已了。所以,我说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更好的民主制度。

第五:中共不同于西方的政党,不同于苏共,越来越带有儒家文化的特点。最重要的一条,他不代表哪一派,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的利益。他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有利益和矛盾冲突,不是像西方民主体制搬到社会最表层,以激化的,冲突的方式在去解决,而是在内部,通过平和地,讨论式的方式解决。这就是儒家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边有许多程序性的制度性的东西要完善,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策大辩论,大讨论,已经证明这条民主之路是走得通的。这比煽动民粹,动辄公投,直选最高领导人等所谓西方推崇的最民主的方式有效的多了。把超出一般民众专业能力的东西交给民众去作评判,是直选体制中最忽悠人的东西。谁最能忽悠民众,谁就能当选。这就是民主体制下投票率如此低的原因。民主选举不见得一定建立在政党对立基础之上。

第六:中国民主制度仍要要大量借鉴现有世界上所有民主制度的经验和做法。社会制度的创新是远比自然工程项目的创新复杂得多。一个大的自然工程项目,再好,可能最多不过10% 是创新,90% 仍是follow. 社会制度更是先要借鉴,然后一点一点改进。不要幻想什么全新的革命式的制度,不可能。可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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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5-26 17:07:01 | 显示全部楼层

公民社会已觉醒: 北京尚未准备好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6_17_37_16_660.html

太阳报/今次四川大地震,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速度与效率令世界刮目相看,也使外界感受到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这场大地震将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政治社会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全力以赴,从最高层到灾区的地方当局,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去,一切都为生命让路,政府成为救灾主力。但与此同时,很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各路大军涌向灾区,或进入灾区探寻生还者,或协助指挥交通,或照顾伤残灾民,发挥了重要作用。短期内在成都就集中了上千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以及上万名志愿者。

但纷沓而至的民间组织者使当局猝不及防,似乎给救灾增添了许多麻烦,比如灾区的道路原本狭窄,志愿者的车辆大量涌入,使救灾交通更加混乱,而且上万名志愿者的饮食供应也成为一个问题,给原本食物紧张的灾区平添了许多负担。在当局看来,民间组织前往灾区,帮忙变成添乱,?於此,四川省日前要求,内地民间组织和个人近期不要前往灾区。

这其实是相当短视的做法。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整个救灾工作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除了人力上的支援外,他们可以依据各自的专业进行分工合作,比如,环保组织可进行环境监察,心理干预组织进行心理安慰等,政府如果用其长而去其弊,自然可以将这部分力量充分发动起来,为政府拾遗补缺,但可惜的是,政府对这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分配。

作为志愿者联络部门的共青团组织,对灾情讯息以及人力需求情况心中无数,无法有效地给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分配工作。有志愿者揭露,每天在成都团市委等待分配救灾工作的志愿者高达上千名,但却很少有人分到工作,大部分人只好自己想办法,成为一群散兵游勇。

如果从更深层次考虑,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云集,加强了对救灾过程的监督,使政府的整个救灾更加透明、廉洁。最近,灾区一些特权人士挪用救灾物资、漠视灾民权益的做法,很多是由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发现,并通过网络或者媒体公之於众。由於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中立客观立场,其揭露出的弊端相当可信、权威。如果当局善於运用,可使整个中国的救灾工作更无可挑剔。

可惜的是,当局对今次公民社会的觉醒仍然后知后觉,不仅没有善於利用,而且还步步为营,多加防?。「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个古训在当局心目中根深柢固,生怕一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利用今次地震搞事,天灾变成政治灾难,尤其是当前灾民情绪尚不稳定,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敏感时刻,当局更如惊弓之鸟。胡温的救灾虽然可圈可点,加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执政的艺术与能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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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5-29 11:4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http://news.creaders.net/comment ... 45302&id=802710
( 作者: 沙鸥    2008-05-27 )

万维网友沙鸥来稿:本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舆论在评论中国政府的救灾努力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联合早报曾感叹的“中国式总理,想复制,也无法复制”。按照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制度决定着人的社会行为,那么对这句话,可以有一种另外的解读:在此次救灾中,中国式体制,想复制,也无法复制。

对中国目前的体制,有几种说法。相对于极权主义体制,中国目前处于威权主义体制;相对于全能主义体制,中国目前处于后全能主义体制;相对于民主体制,中国还是一个专制体制。无论几种说法在字面及内涵上有何不同,但是中国目前的体制形式在以下两点上是共同的:1,中国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文化上;2,相对于民主或分权体制的自下而上的自治结构,中国目前实行着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种父权式的包办体制。这两种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在社会结构中无可匹敌的强势,如果按“政府—社会”这种二元模式来界定一种社会制度,那么目前的中国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模式中。

因为政府的强势,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本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救灾效率。调动军队救灾,巨量物资调拨,发动各省对口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灾后重建和向外省移民的规划,甚至是民间对灾区的捐助都是在政府的大力主导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唯一的例外的是民间支援者的自发努力,凸现出另一种体制的特点,那就是“强社会,弱政府”,这种模式可对应目前西方式的民主体制。

在强势政府的表象下,是“强政府”面对几乎无限的政治责任的无奈,而不可能象“弱政府”般可以有“有限责任”的托词。因此本次地震后,中国政府只能自上而下,裹挾所有力量,发动举国之力。这种场景,使人想起一句老话: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也证明,在这特殊时刻,对中国民众来说,至少对灾区的民众来说,这种体制确实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效率。就如美国的彭博社在评论本次救灾时,半遮半掩说的大实话:本次救灾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种与现代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向来饱受西方舆论的垢病,连国内民众也颇有微词,却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的表现,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

但是在赞誉这种体制的背后,谁都无法否认,这只是“中国式体制”在特殊时刻的特殊表现,而赢得的特殊肯定;而在平常时刻,中国社会面临着无法根除的官权腐败,特权政治和官僚经济,中国需要“强社会”来约束政府行为。同样在责难这种体制的同时,谁也无法否认,以中国之大,积蓄的社会问题之复杂,自然灾害之频繁,谁也无法确保下一次类似的特殊时刻不再发生,而中国在面对这种特殊时刻时,需要一个“强政府”来发挥现在这样的作用。

本次地震把一个未来中国的前景无情的摆在了国人的面前,那就是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民众可能会面临一种利益上的两难取舍。

按“政府—社会”这种二元模式来界定,那么未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它既能保证特殊时刻中国政府的特殊能力,不象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在风灾后的拖拖拉拉;又能在平常时候,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确保官权不侵蚀民权;还能保证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并能够使中国政府“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从而使民众象现在一样事事都能够理所当然地依靠政府,从股票下跌,直至菜价上涨。一句话,未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体制应是种“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但是,这种近似于“帕累托改善”的理想状态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可能发生吗?哪怕是最纯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至少从现有的理性推论和经验总结上,大概都没法给出这样的答案。

全权意味着全责,分权意味着分责。以天灾等特殊时刻为例,哪怕是未来转型后的中国民间力量表现的再强大,自下而上式的自治结构再有效率,但是,要想中国政府能够如本次地震这样的“全能”表现,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制度的利弊所在。这决定了相对于目前这样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体制,中国民众的利益得失,在未来的“弱政府,强社会”的转型模式中,只可能面临着一种利益有增有减的“边际效应”,而不可能是种“帕累托改善”效应。除非未来中国能发展出一套近乎完美的体制,但是这样的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肯定有所不同,而“民主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

在特殊时刻和常态社会的相互交叉中,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对民众来说,当利益的“帕累托改善”效应不可能发生,而最有可能发生已有利益增减的“边际效应”时,大家都准备好如何进行利益取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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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6-4 22:53:29 | 显示全部楼层

(2)

三,中间阶层和网络空间,“公民社会”在中国

在现实中国社会中并不难发现政府和民间社会的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尽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中间阶层。

尽管中国社会存在这种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并没有转化为一种现实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现实中国社会的一个危险状况是,无论民间思想界和政府都在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个阶层的日常声音,只有当一种社会思潮或突发事件发生后,各方势力才会从这个阶层的反映中寻找自己的支持基础,或引为己有,或视为异端。

思想界的一个危险作法是,在对中国社会的缺陷分析时,往往更多的把目光集中于底层民众,很少有从中间阶层的利益得失来分析社会问题,这固然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却很容易导致出现一种“合成缪误”,从而形成中国社会是一片黑暗的思维错觉,而形成极端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如果与底层民众的某些激进行为结合,就可能会对中国社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冲击。而作为上层利益集团的代语者,某些思想者又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片阳光,从而得出中国社会没有改进必要的结论。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分,对社会阶层作“精英—-大众”的二分定义,甚至连有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争议,都在表明对“不富不贫”的中间阶层的忽视。

而政府的一个危险做法是,在平常时刻总是忽视网络声音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而一有突发事件发生,就习惯性的对网络进行过滤和封锁。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封锁了极端声音,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却一并封锁了中间阶层的理性声音和建设性作用。而在目前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在现实社会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力,也缺乏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代表,因此,作为网络主要使用者的中产阶层,网络的虚拟空间就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组织形式和话语媒介。

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中国目前固然处于一种“金字塔”型社会,但是上文已提到,中国的中间阶层具有“橄榄型社会”中间阶层的所有特质。他们是中国社会改进的理性推动力量,是底层民众与上层利益集团冲突的天然缓冲区,当他们成为改变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真正主导者时,那么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就是令人可期的。

要做到这点,对思想界来说,把中间阶层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解放出来,赋予其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甚至是政治意义,研究他们的思想,重视他们的声音,关注他们的行为。对政府来说,应该正视中间阶层在网络空间的主导作用,默认他们在网络空间上的另类“结社”现实,让虚拟空间中的“公民社会”成为约束各级政府行为的一种话语力量,并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改进国家公共政策的现实监督形式。

同时,当人们以“中间阶层”为主要的社会学依据,来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时,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由中国目前的中间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而自然结出一个未来的稳定中国、理性中国、均衡中国、和谐中国的政治制度呢?还是由中国根据理性的先验模式,先建立一种有别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然后再催生出未来一个数量更加众多的中间阶层来稳固这种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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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4 20:57:3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中共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还是痴人说梦啊!呵!
开玩笑!一党专政就是有“民主”,也绝对不是真正的民主,不论怎么进化,还是假民主!


最初由[jan_ai Zhang]发布
中共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 ... 05&postID=33073

By: Minor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令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
不好说这种制度就一定比西方好,但他合乎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对中国最好的制度。

首先,中共民主化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走过去了。这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而且这种任期制已经制度化了。没有人敢倒退回去。这是判断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独裁的根本标志。至于最高领导人是直选的,还是间接选举的。我认为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在一点点的进步。这远远超越了苏共解体前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从江总到胡总的接班过程中,李登辉陈水匾等人在等中共内讧,大陆内乱,结果等来的却是失望。江胡的交接远比陈水匾和马英九的交接平和的多。他们用历史的旧眼光看中共,结果只能是失望。可以预期,胡总会在这方面会更进步。西方总在制造江胡斗的神话。我只问一个问题,江胡从十几年前在分任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后,可见他们同时出访过?没有。当时5位或7位政治局常委,其中的4位或6位可能同时出访,但江或胡一定有一位在家。那时胡不过是最末一位政治局委员啊。这说明什么,江胡彼此信任,非常默契,领导人之间的换代交接已经完全制度化了。这种制度化不是他们的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基于制度上的信任。我相信他们个人在政见上,用人上或许会有分歧,但这已不影响权力的交接。8年两届任期的明确规定,相对应的是国家主席8年任期的明确规定;无人再敢以篡越。说明集体形成共识,确认胡将来的最高领导候选人的地位安排。这种形式是某种意义上的间接选举。

其次,现在从中共领导人到一般知识精英,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对它的优缺点认识的已比较深刻。什么东西中国可用,什么东西中国坚决不能用,已经大体有数。西方及其代言人再象六四时候忽悠中国人,或象苏共解体时忽悠老毛子那样,已经不太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从领导人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民主,他们的媒体怀有一种敬畏,因为不了解,所以有神秘感。所以一点就着。一煽动就上街了。现在不可能了。这是20年政治上坚持原则,经济上自由开放战略的功劳。老邓和老江功不可没。因为我们了解了,不过如此而已。

第三: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目前的制度为非世家出身的平民创造的升迁机会远比美国这些私有制的体制多得多。谁有兴趣可以做点统计分析,在领导层里面,高干子弟占的比例到底谁的高。比比国民党的,美国的,日本的印度的和中共的,谁的高。中共的最低。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谁是参议员世家出身,谁是政治世家出身?美日台湾印度等等这些民主政体,有多少政治世家,这些世家几乎垄断了所有主要的政治资源。比比小布什,肯尼迪,希拉里,蒋经国,连战,马英九这些人,就因为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些民运人士便开骂了,这些人简直瞎了眼了。所以当鲍威尔跑到中国,教训中国说一个好的制度要为普通人创造平等的机会。我真的感觉非常好笑。在大陆的政府机构中,大部分人是普通农民的子女。他们能够栖身于这一阶层,不过是因为凭成绩考上了大学,或参了军什么的而已。这不比凭上层人士的推荐信,好的有钱人才上的私立学校教育,或者金钱堆起来的竞选好的多么。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制度比西方的要民主。

第四:看多了美国的竞选,一句话:劳民伤财,无聊透顶。选得是包装,选得是演员。真正有治国之才的,靠嘴皮子是看不出来的。再看看希拉利和奥巴马的政策差异和区别,那也叫差异。大同小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策差别还不如胡锦涛温家宝的政策和江泽民朱镕基两届政府之间的政策区别大。如果没有统独问题,国民党和民进党有区别么?没有。靠政党轮替来实现国家进步,幻想而已了。所以,我说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更好的民主制度。

第五:中共不同于西方的政党,不同于苏共,越来越带有儒家文化的特点。最重要的一条,他不代表哪一派,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的利益。他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有利益和矛盾冲突,不是像西方民主体制搬到社会最表层,以激化的,冲突的方式在去解决,而是在内部,通过平和地,讨论式的方式解决。这就是儒家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边有许多程序性的制度性的东西要完善,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策大辩论,大讨论,已经证明这条民主之路是走得通的。这比煽动民粹,动辄公投,直选最高领导人等所谓西方推崇的最民主的方式有效的多了。把超出一般民众专业能力的东西交给民众去作评判,是直选体制中最忽悠人的东西。谁最能忽悠民众,谁就能当选。这就是民主体制下投票率如此低的原因。民主选举不见得一定建立在政党对立基础之上。

第六:中国民主制度仍要要大量借鉴现有世界上所有民主制度的经验和做法。社会制度的创新是远比自然工程项目的创新复杂得多。一个大的自然工程项目,再好,可能最多不过10% 是创新,90% 仍是follow. 社会制度更是先要借鉴,然后一点一点改进。不要幻想什么全新的革命式的制度,不可能。可用就好。
发表于 2008-6-14 21:00:29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教授学者们,你们是真不了解中国政治和官场?还是读书读傻了?还是心知肚明却帮凶欺骗老百姓???
不否定一党独大的体系,是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
看明白了,我说的是“真正的”民主!
一党专政,就不会有真正的三权分立,最多是一党三派分立,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你们因为是先设了“必须维持一党专政”的前提,自然就会钻进你的研究结果这个牛角尖里。
现在中国搞学术的,都是先设个必须要达到的结果,然后牵强附会的糊拽乱拽,全然不顾研究过程里出现的反向事实。而不是实事求是的追求真理。
中国现在还有有良心有胆识有正义感的学者吗?



最初由[jan_ai Zhang]发布
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http://www.backchina.com/newspage/2008/05/26/156612.shtml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在“模式”方面,我们还很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如村民直接选举、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

中国的民主制度处处体现创新

人民论坛: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问题,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目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民主现状也出现了日益喜人的形势,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民主的现状如何?

朱光磊:确实,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令人鼓舞。但是,相比较而言,我看还是把这一可喜的状态表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稳步前行,逐步推进较好。

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与一些港台学者的交往中,很多朋友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对他们讲,不能脱离政治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事实上,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化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效组织,要实现在全面开放背景下近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实现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是不可能的。贬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可喜进步,否定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在思维方式上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

要充分肯定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最早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启动的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高速扩张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全面的社会政治变革予以支持可能吗?90年代,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难道只是经济变化吗?今年全国“两会”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提供重要法律草案说明的英文版,将全国人代会的开放透明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杨光斌:从民主政治的形式上看,目前我国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民主,一是我们熟悉的选举民主,二是协商民主。就选举民主而言,根据我国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 “海选”。因此,我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中还具有浓厚的协商民主特征,协商民主早就存在,但在民主形式上是一种新的归纳。比如,在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原则;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各政府部门的听证会制度事实上就是一种协商制度;在社会网络中,各人民群众团体的沟通形式也是一种协商民主;在社区层面,浙江温岭地区的协商民主试验引起广泛关注。

我们看到,在新世纪,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比如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制度的建立、干部选拔从常委会通过到全委会通过、一些地区的乡党委书记选举的试验,等等,都体现着执政党的制度创新精神。党内民主的形式既有选举民主,也有协商民主。

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论坛:今年,全国“两会”的报道受到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印度信息网”对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摘要式报道,并评论指出,中国“两会”的民主气氛日渐浓厚,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您如何看待国外媒体对中国式民主的评价?外界媒体和中国自身对中国式民主的看法有何区别?

朱光磊:我认为,这个分析和评价客观。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在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但创新不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从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生效到今天已经25年了。我们已有的探索、成绩和进步是在打基础。可以相信,再经过与此大体相同时间的建设,即当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府过程稳健、连续地运作达到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样的话了。

中国目前在政治生活方面,既不同于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有许多的创新成就。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经济形式早已多样化,甚至也已经出现了潜在的社会利益团体,但我们处于中国改革状态下的政治体系和政府过程,接受、容纳了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在西方国家,他们会以竞争性的多党制度的方式接受这样的变化;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改革前的政治体系,则都不可能孕育出,更不可能包容和接受这样的变化。而我们现在做到了。

杨光斌:从印度媒体的关注我们至少看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仅取决于其民主形式的完善,还关系到民主的其他因素,比如制度环境的完善、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等等。中外媒体能够比较宽松地报道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官员能够自信地面对中外媒体,人民代表能够畅所欲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这大概是国外媒体所感受到的中国式民主。

国外媒体尚没有看到的是,我们除了注重民主形式的政治建设,更关心治理结果。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以发展的结果即治理绩效而非民主的形式来衡量我国的政治发展状况。自国家产生那天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善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解体和一系列国家的政治转型,使很多人陶醉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论说中。但是,回报却是“两颗子弹”式的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倒退和道德衰败。相反,我国大陆却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治理绩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实现国家善治的路径是唯一的吗?一方面,谁也不会否认民主和自由的普世性价值,因此我们在致力于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从自己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求治理资源,在制度建设中应该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

人民论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您如何看待我国自身的民主模式?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

朱光磊:这个问题,要区分几个层次。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当时民主模式和民主的运行机制还相当简单。 1982年现行宪法生效,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可喜的是,我们对民主模式和民主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建设工作在新的时代基点上拉开了序幕。我们刚刚谈到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化都是由此展开的。

关于民主的问题,世界上有数不清的观点和学派。但是,说到底民主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由谁统治”的问题,一个是“怎么统治”的问题。从历史和发展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由谁统治”,也即“统治的主体”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提升潜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怎么统治”,在“统治和管理的程序方面”,也即在您说的“模式”,还有我喜欢强调的“政府过程”等方面,我们还缺乏历史的积淀,还很不成熟,还需要继续努力,需要不断探索,也即暂时还不好说“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但是,前途已经趋于明朗,我们对“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可以持乐观的态度,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期待,而在于探索和努力!

杨光斌:温总理在本次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是普世性价值,这是我国在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虽然此前在学界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有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国内由政府总理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承认民主是普世性价值,既回答了我们从哪儿来,又指出了我们向哪儿去这样的方向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政权是在追求民主与自由、反抗压迫中诞生的;我们向哪儿去?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即民主和自由。我们知道,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既有自下而上的英国―美国道路,也有自上而下的由官僚体系推动的法国―德国道路,还有由政党组织主导的俄国―中国道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建设民主政治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转型中,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比如从基层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村民选举这样的基层直接民主、新兴社会中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而体现的参与式民主、早就存在而新近被命名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从民主的形式上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理论话语上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区隔,但是实现民主的过程则是中国式的,比如参与式民主中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协商民主中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都是中国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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