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张爱玲

和风

永远的张爱玲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只是轻描淡写，便呵成一片苍凉的气氛，这就是张爱玲，一九四三年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天才。

半个世纪后的沪上，已是另一种繁华，然而再也听不到那样冷漠平静的声音，和那双似乎能洞察灵魂深处的眼睛。

也许正如她所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再精致的衣裘，也有被蚀破的时候，于只求完美的张爱玲，就不得不舍弃了，虽然它曾经是完美的东西。

五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然而在许多人的心里，五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和风

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


寒冷的1946年2月，张爱玲远去温州，去看望她的夫君。胡兰成惊而不喜，甚至有怒。对此他后来的解释是，夫妻难中相别，妻子寻踪探夫，本是令人感动的人情之常，但爱玲是超凡脱俗的，就不宜了。这种解释是无力的，更真实的原因是并没有告诉他与秀美的事，“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男人向来是只顾原谅自己，不愿委屈自己的。

爱玲一路上却是心事重重。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君本多变，侬仍痴情，女人对感情向来比男人持久认真。张爱玲住在公园旁的一家小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这次的相见，亲近中已有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

因爱可以爱屋及乌，因爱亦可以感时恨别，见鸟心惊。但爱玲心中的黑乌鸦是永远赶不走了。她此番来，一为看夫君，二为要与他摊牌。她要胡兰成在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选择。这另一个女人不是秀美，而是小周，一个在武汉与胡兰成有染的女子。

1944年11月，胡兰成来到了武汉。此时他已预感到汪伪政权支持不了多久了。在日本靠山池田的安排下，他主持武汉的《大楚报》，这是日寇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兰成任社长，他带了沈启无等人任助手，由汉阳县衙门安排，住在县立医院楼下的两间大房子里，他们每天渡江去汉口上班。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半道上遇到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喊出的两个字是“爱玲……”来武汉不到一个月，他便与汉阳医院的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小周是见习护士，学的是产科，在冬天穿着蓝布夹旗袍，做事干练，很有青春朝气。她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已经去世了。她是父亲与小老婆生的，因此，对胡兰成要求结婚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虽然他早已与张爱玲有婚姻之约，而且他告诉过小周他与张爱玲的关系。九个月后，日本投降了，武汉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开始了逃亡之路。先到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一夜，第二天去了杭州，又往绍兴，到了诸暨斯家。斯家是他中学同窗斯颂德的家。胡兰成年轻时在他家住了一年，却对同学的妹妹有非分之想（他当时已结婚），被斯家礼貌地请出。不多久，他又来斯家做客，这家人仍把他当客。现在，他逃亡的落脚点还是斯家。斯家人带他东躲西藏，仍不安生，又由斯家人带他去了温州。投奔斯君的丈人家即小娘范秀美的母家。

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老父亡故后，她在一家蚕桑场工作。她送胡兰成去温州，她又与范秀美结成了夫妻。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忘记了张爱玲，周训德没有？而此时，周训德正因与他的关系入狱受苦，而张爱玲呢？一路寻过来了。

在温州的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论怎么短暂的三角关系，亦是一个尴尬的故事。胡兰成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爱玲并不怀疑秀美与我，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自然会有一种糊涂（这是多么聪明的辩解--笔者注）。惟一日清晨在旅馆里，我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很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及后秀美也来了，我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单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吃就会好的。爱玲当下很惆怅，分明秀美是我的亲人。”而她，她像是“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有时三人一起上街，有时三人一起在旅馆里聊天。秀美却不愿意爱玲上她家，怕邻居们对三人的关系作种种猜忌，自己不好做人。一日爱玲夸秀美长得漂亮，并要给她画像。这本是爱玲的拿手戏，三人兴味十足。秀美端坐着，爱玲疾笔如飞，胡兰成在一边看，看她勾了脸庞，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却突然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她也不解释，一脸凄然之情。

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回原委，她半晌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言下不胜委屈。一个女人心里只装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心中却有着几个女人，她如何能不感伤？

胡兰成自有辩护。他问爱玲，早先在上海时，也曾两次谈到他和小周的事，爱玲虽不悦，却也无话，为何现在当了真？他说他和爱玲的爱是在仙境中的爱，与小周、秀美的爱是尘境中的爱，本不是一档，没有可比性。他还说他待爱玲如待自己，宁可委屈爱玲，也不委屈小周，如像克己待客一样。视妻为己，视情人为客，两相冲突时而“克己待客”，这本是某些喜欢拈花惹草而道德感未彻底丧失的男子的通性，因此，胡兰成的这一条解释或有部分真实。但整个的辩解只能视为狡辩，只能看做男人移情别恋，推诿责任的不实之辞。

他还对爱玲说：“我等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爱玲自有其理：“《美的画报》上有一群孩子围坐吃午时茶苹果，你要这个，便得选择美国社会，是也叫人看了心里难受。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以选择的这个我完全懂得。但是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而且她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质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胡兰成答道，世景荒芜，已没有安稳，何况与小周有无再见之日也无可知。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她叹了一口气，自伤自怜地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第二天，她走了。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不几日爱玲有钱寄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贻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他俩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虽然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名曰《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1947年6月9日，上海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货棚被掀翻，到处有积水，交通亦中断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吴淞口外的渔船被吹翻了一百多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张爱玲的心境也更悲戚吧？

“如果张爱玲那封决绝信是在6月9日狂风暴雨中写的，那心情该有多凄惨？”

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底曾经爱过，而且是铭心刻骨的爱，哪怕虽有千般委屈，但委实难以放下，因而拖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最后的决断。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毕竟还是情味，而无爱的苦涩却是无可奈何的。

收到诀别信后不久，胡兰成曾想通过爱玲的挚友炎樱从中缓和关系，以再修好。他写信给炎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炎樱没有理他，张爱玲也没有理他。

台湾作家三毛有名作《滚滚红尘》，其男女主人公章能才和沈韶华即是以胡兰成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中有些情节可以实指，但更多的是虚构加工。有一个细节是很感人的。不在乎章能才的身份地位，不怕自己不清白，不计较他已有妻室的韶华，到乡下去寻找章能才，偶听到章能才用常以“小乖乖”称叫她而此刻称呼了她--他的妻时，她不能忍受了，在雨中夺门而出，不愿再与他见面--这就是爱，这就是女人的爱，这就是张爱玲的爱。

这是张爱玲惟一的爱，她不会有第二次。她爱得如火如荼，如生如死，全身心投入而忘了一切。她曾经得到千万人之中遇见惟一的人的欢悦，她曾经得到千万年之中守住恋爱一刻的永恒，但欢悦无永恒，永恒无欢悦，因为似乎到底不是那惟一的……

她爱得伤心、伤情、伤了灵性。这里的创伤，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他勤奋的笔耕得慢了，生花的笔开得淡了。全身心品味的感觉钝化了，对意态情致的体悟淡泊了。张爱玲风格弱化了。

她曾对胡兰成说：“我自将萎谢了。”萎谢的不仅是青春，亦是文采，一代才女的才情。

（摘自《张爱玲传》，刘川鄂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和风

又说张爱玲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选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在下面，看能不能打动你。

“我发现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ｂａｇｐｉｂｅ，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地轻轻推搡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的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