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声音——谨以此文纪念海子

来去匆匆

作者：一行

是声音塑造了我们的耳朵，并在其上建立它自己的展开方式。对于声音我们是被动的，即使在耳朵形成自身的信念时也是如此。人的被抛性就是耳朵的被动性。我们可以主动地去听，但听到了什么仍然取决于另外的存在。它来自外部，作为一种强加，或者恩赐。

耳朵拥有一个漏斗的形状，但漏过去了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并不相同。时代是一种声音的混合物，耳朵比思考更容易辨别出它的音质和调性。在《诗经》的时代，我们听到的是雎鸠的关关之声，是鹿鸣、鸡鸣和鹤鸣，是风雨之声和钟鼓之声。顺从耳朵的引导，我们安排着自身的爱情和友谊，以致于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成为对自然声乐的和声或伴奏。耳朵乐此不疲，这一点从汉字“乐”的双重含义上便可知悉。耳朵组织和体验着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一切都从耳朵中漏掉，比如神的声音，劈空而下的审判的声音。

希伯莱民族最先听到这审判的声音。他们的耳朵仿佛在苦难的海水中浸泡过很久很久。他们的求救是由耳朵来完成的。对他们来说，神首先是一种声音的存在，雅威是不可形状的，只有声音在旋风中持存。神从声音中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这是《旧约-创世记》和《新约-约翰福音》共同传述的声音。耳朵对此种声音是如此敬畏，其他的一切全部从中漏掉和忽略。亚伯拉罕被这种声音吓聋了，居然对内心良知的诉求听而不闻，要将亲子做此声音的祭品。这开创了后世为某种至高无上的声音（虽然它是违反自然法的）牺牲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先例，耳朵又一次主宰了人的存在。约伯起初怀疑此种声音的存在，但他的长篇独白听起来更象是一种预设了对手存在的对辩，他的怀疑不过是耳朵渴望听到“那个”声音的一种曲折表达。果然，当神的声音从旋风中升起时，他连想也不想便打消了怀疑的念头，与此一并取消的，还有他的家宅倒塌的声音，他的儿女临死前惨呼的声音，以及瓦片割破他自己的皮肤时滴血的声音。

也许我们的耳朵应该伸向别处，听一听从古希腊广场上传来的声音。那里，戏台在上演悲剧，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篇，政治家在发表激情的演说，苏格拉底在进行滔滔不绝的雄辩。人第一次被自己的声音迷住，广场就是一群沉迷于自身言说的那喀索斯的奇怪集合。他们的耳朵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这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苏格拉底极力劝导人们不要只顾自己的言说，还应听听别人的和别的声音。这声音质疑着，反省着，但这对于民众的耳朵是一种冒犯。民众为了取消这个孤立和逆耳的声音而判处他死刑，为了清净自己的耳朵而消灭他的肉身存在。苏格拉底临刑前的音调却并未因此而低沉，它依然那么热烈和坚决，象广场上最后一根火炬。他的死暗示着这样一个真理：暴政就是对某种声音的取缔，无论这暴政是以个体或民众的名义。

但在广场周围受人冷落的神庙中传出了另一种低沉和冷峻的声音。这是赫拉克利特，他在狩猎女神神庙旁同一群儿童玩着骰子并自言自语一些莫测高深的话。他一生致力于接近，致力于让那个声音在自己的沉默中说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逻各斯或命运。对他而言，人的言说只有与逻各斯共振谐响时才是真实的，哲学就是一种对逻各斯的伴奏，并且这伴奏本身是逻各斯的复调结构。他只为逻各斯保留耳朵，这耳朵是从众多亡灵那里承继而来。与苏格拉底的广场火炬形象不同，他不屑于让人们去点燃或扑灭；他有自己的秘密身世和种族谱系，这是一盏在神庙里守夜的黯淡油灯，在诸神远遁的时代期待神灵，这灯乃是被众多的死者点燃。他象灯一样保持沉默，只在风吹过时发出火花跳跃的咝咝声响。

在罗马人承袭希腊广场的声音体系并为之加上一种介于神人之间的法的声音之后，我们听到了钟声。钟声漫长，悠远，却又带着一中隐约的压迫感，成为中世纪的主导音调。在钟声里，人们听到了更高者的呼吸，而更高者的呼吸就是我们的窒息。钟声规范着人们生活的节奏，正如人必须在更高者的呼吸中才能沉重地存在。钟声构建了耳朵的信仰，耳朵的末世学，一种通过耳朵作用于人的灵魂尺度。当晚祷的钟声在维罗纳响起，我们就有了一种不自觉的想要下跪的欲望，这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世界的其他声响都象雪片一样在钟声中溶化了，消失了。

继钟声而来的是音乐的声音，音乐从一开始便是对钟声的一种细致化、精确化的说明。音乐是时间的高级形式，它在时间中进行着超出时间的努力。音乐改变的不是时间的长度，而是时间在耳朵中的流逝方式。音乐促成了耳朵的近乎神迹的敏感，在这种敏感中耳朵对每个音进行着无限的细分，时间在这种无限细分中失去了限度。这就是通过耳朵完成的芝诺悖论，每一首真正的音乐都让我们感到时间并不存在，生命不可能完成，死亡也象阿基里斯追不上龟一样追不上我们。音乐并不说明什么，它本身就是。对于它我们不敢指手划脚，就象对头顶的月亮不敢指手划脚，我们只能去倾听，去热爱并且不说一句话。而当一曲终结，我们感到永恒也跟着结束了，我们仿佛从一个世界中被驱逐出来，我们听到了时钟嘀嘀嗒嗒的声响。

时钟的声音与钟声不同，它完全取消了另一个世界和更高者的存在，让我们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这里并且不可能走出去。时钟的声音也是对时间的一种无限细分，但它和音乐恰好相反，不是通过改变和塑造耳朵来使时间消失，而是把时间强加给耳朵，使时间在无限漫长中变得不可忍受。时钟的声音外在于人，它的单调和重复是时间的赤裸裸的表现，我们在失眠的时候可以清楚地感到它的残酷。它让人受到制度的摆布，强迫我们和其他人步调一致；它缩减着人的可能性，把人最终变成一架按时运转的机器。它是另一种丧钟，为我们每个人敲响，这种死亡采取了一种生活的虚假形式。“当我们的生活乱作一团，我们的钟表总是走得异常准确。”我们害怕听到这种声音，害怕自己被无端地判给生活，因为时间是我们的不幸。所以昆丁最终砸坏了那块表，他无法忍受这个物理的、与他人完全一致的世界。

时钟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声音的出现，它是完全人为的，但又是完全非人的和敌视人的。声音对人的专制由此开始。这种声音控制着每一个人，渗透进所有人的血液、行为和思想中，人们任由自己被它剥夺和限制。它虽然很轻微，但却象病毒一样抓住人，使人失去对另一个世界的听觉。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另一项现代发明：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这一声音窃取了广场的形象，却完全取缔了广场的内容，它反复传播和灌输着某个领袖的言说，把世界变成一个课堂。听众们的漏斗耳朵在广播中成形，对喇叭之外的一切无动于衷。这是对耳朵实施暴政的极端形式，声音在其中制造了自己需要的耳朵。它那巨大的喧嚣同时钟的轻声细语一起，构成现代世界制约体系的双重形式。在高音喇叭下，连寂静都被赋予了喇叭的形状。

这些声音威胁了耳朵的存在，流水线上生产出的耳朵被剥夺了自身的独特性，亦即被剥夺了听觉本身。这当然会激起耳朵的反抗。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只能以声音来反抗声音。既然暴政在于仅仅一种或几种声音的大肆喧嚷，那么其反面就是无数种声音的交织和混杂。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听觉图景：无数种声音击碎了玻璃一样的领袖言说的统一幻象，剩下了玻璃碎片般的声响在凌空飞舞。这便是噪声时代的到来。人们迷恋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迷恋噪声带来的象碎玻璃割破皮肤一样的兴奋和快感。那一点疼痛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在声音的渲泄中获得一种情绪的满足。耳朵受到伤害也算不了什么，反正耳朵早已在时钟和高音喇叭的双重迫害中被蹂躏殆尽。甚至什么也听不到也算不了什么，已经无望了，为什么还要倾听那些关于希望和永恒的谎言？什么谎言都可以听，只有一种关于拯救的谎言不要听，一个字也不要听。我们可以说，噪声是时钟和高音喇叭的中和形态，它祛除了高音喇叭的统一形式，又没有时钟的枯燥和无限漫长的特点。它的美学是一种瞬时性的兴奋的美学，以瞬间和兴奋来取代永恒和幸福。当然，它底下隐藏的不是什么大胆和勇敢，而是对失去耳朵带来的绝望的彻底屈从。

如果耳朵已经永远地、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那么还有什么被留了下来？留下了一个只剩下各种奇怪表情的世界，以及令人恐惧的寂静。在这个世界，“我们走向一个人，只是走向他的外形”。是的，这令人灵魂出窍的静，正逐渐还原成一张陌生的脸孔，他在遥远的路上向我走来，比死的到来还要准确。当什么声音都从耳朵中消失的时候，也许我们还能听到最后一种声音：那是向某个地址走去的脚步声，虽然所有的地址都已经在途中死去，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听到。

一行1999年3月26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