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自己的肾——全球器官交易背后的肮脏秘密

克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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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斯科特·卡尼 著　姚怡平 译  来源：中外书摘

涉及52家医院的金奈丑闻

200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一场地震撼动了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市（Banda Ache）的海岸，致使数道冲击波迅速越过海床，累积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重创印度尼西亚与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海啸夺走了20万条人命，灾难让许多家庭破碎，涌出的难民潮也无止无尽。正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单位不断提供大量援助，努力重建灾民生活之际，却有一些企业型医院和器官掮客，把这场悲剧性的灾难视为兜售难民肾脏的发财商机。

此次海啸令印度也遭受重创。位于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海啸难民安置区（Tsunami Nagar）专供海难幸存者居住，里面人人一贫如洗。在安置区，最受敬重的人士是一位曾是渔夫的马利亚·塞尔文先生。
塞尔文是村子里唯一的民选官员，对难民而言，已经算是个名人了。他的相片贴在建筑物的侧面，以及难民营正式入口的大铁门上方，只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已每况愈下，当地年轻人用石头砸破他的肖像海报，还把墙上贴的相片上的眼睛给凿不见了。而他犯下的罪，其实是试图阻止器官流出海啸难民安置区。

塞尔文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对着他皱起眉头来。她看上去有45岁，但在我看来，因为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她应该只有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袒露出腹部，一条30公分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塞尔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说：“我没能力阻止。”

2007年1月，在海啸发生的两年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自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毕竟，那些法官听到政府的毫无作为令人绝望，怎么可能不对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拥挤的小区中心，法官倾听了塞尔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妇女也自愿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塞尔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家金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援助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国家级的医疗服务部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涉及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

此案的结果是，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而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植并没有关联。此举让金奈市的其余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两千多件的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内，金奈的那些人继续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塞尔文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永远无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途径。

800美元一个肾脏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诉我。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过去四十年来，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自从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及腐败的道德委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家。

对于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笔款项等同于是过度的鼓励及强迫，赤贫的小虾米如何对抗得了资本家的全球企业呢？

假使器官匮乏问题能够像数学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字，那么要为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10万人找到活体捐赠者，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卖家，而且这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经济实惠的途径。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因此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说，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联合集团（United Group Programs）这两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疗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而这些公司与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几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有退款奖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条法律规定仍待决议，然而整体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应注意，印美保健的网站声称他们会支付移植手术费用，但寻求活体组织的患者必须自行安排捐赠者，但只要有合适的医院联络人，就相当容易找到捐赠者）。对受赠者而言，人体市场在临床上的优势胜过于合法竞争。一般而言，活体捐赠的移植成功率高过于尸体捐赠，相较于接受脑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钱买活体肾脏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较久。

然而，尽管活体器官的费用较低，也较能延命，不过这种跨越司法管辖地购买器官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虽然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有因为卖器官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些。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器官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才行。

新形态的食人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注意到，对于移植用器官的需求，近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过去二十年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学家南茜·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及揭露国际器官网的伪善作为。2000年，她发表划时代的《全球人体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in Human Organs）一文，直指人体器官的交易是通过伊朗的国家资助方案，从巴西贫民区、南非棚户区、印度贫民窟等地开采人体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并非在于记载器官贩运的规模，而是针对人们坚若磐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大家对于器官短缺的性质原本就持有一定的成见。她认为，市场对器官的需求永无止境，就表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医学上的傲慢。她说，医学界画出美好的大饼，向患者保证说：“运用别人的器官，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无限延长寿命。”医生告诉即将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式，就是接受运作正常的肝脏或肾脏，取代自身体内的衰竭脏器，导致移植名单（例如美国联邦器官共享网络不断更新的移植名单）愈来愈长。

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患者宁愿移植器官，也不愿被透析机或人工心脏所束缚；他们也不知道的是移植器官后，只不过是把致命疾病换成慢性疾病而已。患者接受新的人体组织后，往往只能延命数年。移植方案经常宣传说，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是在赠与“生命的礼物”，还说成功的移植是“奇迹”；可是却鲜少提及一点，移植后的生活质量一般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反而必须极为依赖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极易罹患致命的伺机性感染。

南茜·薛柏-休斯同时也指出，掮客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体组织。她写道：“真正短缺的并非器官，而是移植患者缺乏足够的管道购买器官。”在美国，直接付款给卖肾的捐赠者，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移植名单又创造出一种器官短缺的急迫感。没有了卖肾的捐赠者，确实造成多数的器官都是来自于美国有限的供应量。美国人摘取器官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脑死患者、患者亲戚、偶尔的自发捐赠，以及器官共享计划。可用组织的数量有限，造成供需极度失衡，器官移植费用增加。昂贵的价格支撑了整个自给自足的医疗经济体，当中涉及特别维生系统供货商、器官运输商、法务部门、医生、护士、社工、管理人员，他们让器官移植产业持续运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医生与医疗人员掌控了获准列入器官移植名单的人数，因此有能力提高器官移植的整体合格率，还能制定可用器官与整体供应量的标准比率。在美国地区，捐赠者在过去几年来所提供的器官数量已有大幅的增长，然而捐赠数量和等候名单上的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多少变化。

移植名单——具体而言，就是器官摘取网——让大家以为器官稀少，医学中心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院方告知器官衰竭的患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取得替代的器官。不过，比较贴近真相的事实是，患者所失去的健康，在移植后很有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那么，移植器官体系付钱给活体捐赠者的话，就会比较合乎道德吗？非也，我的意思是，医生与患者应该站在更实际的角度，思考生命有限这件事。

一笔交易净赚25000美元

然而在美国，我们一点都不能影射美国移植中心买卖器官。移植中心的存在是为了拯救生命，医生应该超脱于庸俗的商业世界。可是，实际状况却是，坐拥移植中心的医院都能有大笔的进账。移植中心有如质量标章，能替医院里的所有部门招徕许多生意。例如，医院在公路广告牌上宣传移植中心，这种做法确实再普遍不过，但这并非因为许多驾驶人有可能需要新鲜的器官，而是为了要大家觉得医院在所有医学领域都有完美的表现。

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明确规定买卖人体组织属于非法行为，不过，对于器官移植的相关必要服务，却一字未提。移植外科医生与积极支持者会立即言明，移植中心实际上并未贩卖器官，只提供移植服务。可是，移植服务的价格却十分昂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000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00美元付给医院，作为摘取肾脏的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照护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行政费用等。肝脏移植费用为523400美元，胰腺为275000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1200000美元。移植中心的患者没一个是去买医疗服务的，他们是去买器官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就算在账面上动手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不能公开购买器官，造成医疗费用高昂，况且等候名单又长得要命，逼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国外的移植中心，取得快速又便宜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较低，就表示那些被美国高价器官市场排除在外的患者，有机会在国外找到负担得起的移植手术，而且也不会牺牲掉医疗质量。患者会考虑前往的其中一家海外移植中心，就是位于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中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评为具备西方医院的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

如今，亚迪尔医院以移植患者为对象，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14000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000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慈善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他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者，可以捐赠器官给高薪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医院之间悬殊的差价，因此国际掮客便有机会从患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数据，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掮客会尽可能提高收费，从中赚取差额。

尽管入院的患者能够意识到器官供应短缺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汇兑的力量使然，跟美国地区高涨的医疗价格相比，在国外取得器官的费用仍旧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时，患者对法律的困惑、恐惧、信息鸿沟，创造出典型的套利环境，让那些互通有无的贩子如鱼得水。中间人可收取大笔利润，重挫了改革的心力。

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术地点而定。

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争论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己的人体部位。

器官买卖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现在器官销售合法化且拥有充沛资源的国家时，往往会举伊朗作为标榜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金钱，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果，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出现在等候名单上，等候新肾的到来。

我致电人类学家南茜·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朗活体捐赠合法化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营销问题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黑市肾脏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猎人的名称只不过是换成‘移植承办人’，他们仍旧是暴徒，在街头和游民收容所诱拐人低价捐赠器官。”
换言之，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合法化罢了。■

（摘自 《人体交易》，中国致公出版社2013年2月版，责任编辑：高立志，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