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宋彬彬偷鸡蚀米，王京垚尧跖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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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宪之                        　　
文革道歉热本来是右翼公知精心导演的一出大戏，其目的无非是掀起新一波否定文革、抹黑毛泽东并进一步抹黑共产党的风浪，以挽救他们从道德和理论制高点急速下滑的颓势，为中国改旗易帜张目。这出大戏先后由陈小鲁、宋彬彬相继登场，也算有声有色，谁知还未进入高潮，就演砸了——将遮掩篡改历史的幕布戳了个窟窿，弄成了喜剧。
　　文革浩劫，红卫兵穷凶极恶，红袖章、铜皮带头、抄家打人、老舍之死，本来是30年来霸权话语打造的既成文革罪恶概念，在人们心目中，这与知识精英牛棚和开国元勋劫难，是一脉相承的一回事。谁知，透过这一“窟窿”，随着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的尴尬叙述，将“西纠”“联动”的功德，闪闪烁烁地摆放在世人面前——许多人心目中本来还没有这些概念。
　　西纠和联动的恶行，不仅不能上在文革和毛泽东的账上，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取缔了西纠和联动，制止了他们的恶行。陈小鲁们的道歉，应该站在批判资反路线和斗私批修的角度，不仅向具体被害人道歉赔罪，而且应该向毛泽东主席忏悔，检讨他们破坏文革的错误或者罪行。
　　西纠们的恶行，一直被被强势话语遮蔽着。是陈小鲁和宋彬彬的表演，将封闭历史真相的铁幕拉开了一道细缝，从而为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提供了契机。小鲁和彬彬功不可没。
　　宋彬彬撒出的“道歉”之米，本意在“偷鸡”，抹黑文革妖魔化毛泽东的目的，也不能说未其作用，不能说空蚀一把。但从演出效果的喧宾夺主和事与愿违来看，说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也不为过。
　　最为尴尬难办的是，他将活生生的具体要害人物呼之欲出地摆在十分尴尬的舆论审判台上，进不是，退亦不是。
　　师大女附中案的凶手，如果是毛家子女，如果是蒯大富韩爱晶们，即使是沾上边，公知们的道德舆论早已造翻了天，法制铁拳，也早已重重砸下了。
　　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右翼公知们的如意算盘，打得未免有点过于乐观。
　　出乎人们意外，受害者丈夫发布了一个“拒绝接受道歉”的声明。
　　对“文革道歉”衮衮诸公，无异是一个响亮耳光，一记窝心重拳!
　　本来兴头十足，兜头一盆冷水，真不是味道。
　　怎么办?世人拭目以待。
　　王晶垚好样的，他不以牺牲自己的挚爱，配合权势者表演，以换取一点赏赐。为还原历史真相，为爱人的真正昭雪，他能够挺身而出，敢于与霸权话语唱反调，其品格，远非陈小鲁宋彬彬们可比。
　　不过，王京垚他对事件的宏观认识，难于令人苟同。
　　大局清醒，小局方能明白，不致糊涂颟顸。
　　卞仲耘之死，应该记在反文革者们的账上，不应记在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账上。
　　不仅如此，正是毛泽东不断排除干扰，坚持正确路线，才使千千万万的蒯大富们、千千万万的卞仲耘们，免遭同样的遭遇。
　　从声明的措辞看，王京垚对毛泽东的认识，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要让一己之恨，蔽障了理智和良知。
　　比一比深受冲击但对毛泽东能仗义执言的老一辈革命家，如黄克诚、王震、薄一波等前辈吧。
　　因为王先生名的生僻用字——“垚”乃“尧”的古字——想起了一句成语：“跖犬吠尧”。屁股决定头脑，右翼公知们不择手段妖魔化毛泽东，那是立场决定的，跖犬吠尧，本不足怪。遗憾的是，王先生的声明揭穿了宋彬彬们虚伪的同时，也将圣贤与盗贼一锅烀——跖尧两伤了。
　　毛泽东接见宋彬彬，是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鼓励他们起来造走资的反，以推动文革。“要武”云云，无非是鼓励女孩子要有革命的阳刚之气，亦“不爱红装爱武装”之意耳——与“要武斗”相联系，不是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吗?
　　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为“坚持文斗不用武斗”还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确指出“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是非不是十分清楚吗?有什么理由将西纠头头的做法与毛泽东挂上钩呢?
　　近日，为了“红色娘子军”的春晚演出，右翼公知集群狂吠，天涯网就有这样一个帖子，它不禁令人联想当年西纠的风采：
　　“红色娘子军，央视到底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号?个人态度是：艹他老娘!为文革招魂!如果中国再发生文革，我第一个就枪毙冯小刚……抄家外带拷打!”
　　历史和生活都是复杂的。宋彬彬们精心表演的道歉戏，出现这么个结果，恐怕是始料所未及的。
　　文革一样，不能将文革中发生的一切，都上在文革的账上。许多为霸权话语控诉的东西，大多是反文革的产物。右翼公知所掌控的霸权舆论，不光混淆是非，而且贼喊捉贼，将自己们干扰破坏文革的罪行，栽赃到毛泽东的头上。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心，下的是不容易的。作为至高无上的成功者与当权者，为了坚持革命初衷，为了老百姓，不惜开罪自己的众多战友，毅然自我否定，这在古今中外，还是绝无仅有。
　　毛泽东的文革，代表了大多数，也遭遇了空前的阻力，破坏和干扰无所不用其极。
　　粗线条划分，干扰破坏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直接是派工作组搞，将文革搞成抓右派，50多天白色恐怖。与蒯大富绝食同时和稍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师挨整，就是这“资反路线”的产物。是十六条解放了他们。如今，却成了文革的罪状。
　　二是是“西纠”和“联动”式的白色恐怖。8届11中全会后，资反路线被否定，在中央反对文革已无合法市场，保爹派“八旗子弟”接过革命的口号组织红卫兵，制造血腥恐怖，干扰运动大方向。
　　联动垮台后，挑动群众斗群众打派仗，就成了主要形式。这个阶段持续时间最长，形式也最为复杂。
　　右翼公知们导演的忏悔戏，就发生在第二阶段。
　　引一段旧文：
　　红卫兵、红袖标、皮带抽老师，是年轻一代心目中“十年浩劫”的经典镜头，其实这是霸权话语“随意打扮历史”的一个张冠李戴。
　　文革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清算文革也是清算这“造反”和“造反派”，可是这段罪孽，“造反派”却一点也沾不上边，恰恰相反，那本是他们的对手“红色贵族”、“八旗子弟”今天被称为“官二代”们的功业。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下这个决心较当年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还要难，史无前例的斗争，史无前例的曲折复杂。
　　派工作组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重点是斗走资，工作组却用抓右派的形式整群众。工作组主要是整老师，那叫“资反路线”，但肢体摧残并不多。
　　8届11全会通过“十六条”，撤了工作组，造反合法，文革取得第一回合胜利。
　　全会后， “红五类”接过造反口号，举着 “血统论”的旗帜，将矛头指向“黑七类”，以干扰“重点斗走资”的大方向，文革斗争迎来了第二回合。
　　“南方”所渲染的红卫兵暴行和“迟到道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66年8月，制造者将其称作“红八月”。
　　主人公是 “东纠”“西纠”“海纠”们。“×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其骨干都是些身世不凡的“红色贵族”，这“纠”的门槛极高，连13级以下的子弟都难问津。这批“红五类’们，才是至今没完没了地被清算的“血统论”的“罪魁祸首”， 他们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称之为“鬼见愁”，许多受害“黑七类”的黑色记忆，都是八月“红色恐怖”的结晶。
　　“纠”们瓦解后，又鸠合成了“联动”。 66年10月，这“联动”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诞生，全称“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可以想见其不凡的声势。
　　控诉“浩劫”的人们，最爱诟病“血统论”，并将其加到文革头上。
　　“血统论”实在与“文革”无关。“鬼见愁”对联和“谭力夫讲话” ，正是8届11中全会后反对派抵制文革的一个重头武器，它一出笼就受到文革派的批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上，江青一再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口号是错误，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就指出 “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否定 “黑七类”的提法。
　　连毛泽东都出面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然而，这都改变不了联动们的立场，结果血统论又抛出如下对联：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随着斗争的深入，后来联动也坦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的口号也“图穷匕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油炸江青”，“踢开中央文革”。
　　“打砸抢抄抓”，是联动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其基本活动方式。
　　他们有恃无恐，有过六冲公安部的光辉记录，用今天的话语叫“群体”到公安部打砸抢，连副部长都吃过拳头。
　　后来流行的控诉文革的黑色记忆，细加追索，基本都应记在东西纠和联动们的账上。
　　著名的 “老舍之死”案就发生在“红色恐怖”的八月。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也是刘×等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袭击清华园的日子。联军浩浩荡荡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秋后算帐，最后，还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老舍之死”是控诉文革的重磅炸弹，具体追索除了在浩然身上纠缠不休外，其余也就难得糊涂了。
　　文革结束后， “红五类”纷纷转型成“官二代”或“富一代”，他们已经与当年“黑七类”携起手来控诉“浩劫”，而“抽皮带”的清算，未免就扑朔迷离——看看“李刚儿子飚车”的“法制”，也就可以不惑了。
　　历史地看，不应过分追究“红色恐怖”的个人责任。血统论的抛出与猖狂表现，不过是文革中“走社”“走资”两种力量较量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是政治斗争，不是刑事案件。
　　它是文革中的一股逆流，是抵制干扰运动大方向的，将这些记在文革账上，是不公平的，是历史的颠倒。
　　联动后来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崛起而覆灭。如果说，谭力夫是这批反对文革的“红色贵族”“保爹派”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蒯大富和“首都红三司”就是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两股力量的斗争构成了那一段时间文革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段斗争以平民红卫兵的胜利而结束。
　　毛泽东的许多话都是言简意深、微言大义，往往要在许多年后我们才能领悟。比如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不是对建国后十几年的党内争论，对文革中史无前例的艰难曲折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吗?而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不过是澎湃奔涌的洪流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