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大院子弟：冯小刚赴王朔饭局居末席

都市人

娱乐圈大院子弟

　　按照一些学者的定义，大院子弟是建国后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以50、60后为生力军，部分40后做补充，“文革”在京各大高校、中学的派系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版图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落和现象，比如有考据派一直强调中国摇滚出自大院子弟，但是大院子弟崔健不是第一个组乐队的人，而是革命接班人林立果，他在60末、70初就接触了大量先锋音乐，并组建了乐队，在家中、军队里举办小型的摇滚派对，好事者还考据出他能听到的专辑。
　　最近因为冯小刚[微博]导演《私人订制》口碑和票房没达到预期，大骂给影片差评的影评人，宣称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并再接再厉大骂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网装蛋，直到把自己和电影抬上各大娱乐头条为止。又把“大院子弟”这个尘封的旧概念提到台面让大家咀嚼，百味杂陈。追溯起来冯小刚顶多算半个大院子弟。他没成名之前的90年代初千方百计讨好正牌大院子弟王朔，像追求梦中姑娘那么死缠烂打，据说为了获得首肯，加入大院弟子圈子，在饭局上被撵来撵去敬陪末座，吃残羹冷炙都在所不辞，后来终于梦想成真，得到他们真传混成大腕了。
　　事实上认真说开来，这两天沸沸扬扬的“文革”道歉事件，也算大院子弟(高级进化版叫红色贵族)的另一种延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的标配是什么呢？本刊试图抛砖引玉。  
　　文_内陆飞鱼  采写_本刊记者 蒋梦瑶
　　马未都
　　马未都出身于空军五七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五七干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的地方。
　　姜文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一位部队干部，曾参加抗美援朝，其生命中的主要部分都属于军营生活，姜文也因此成为那批“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中的一位。
　　王朔
　　王朔出身于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总部，1954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1955年以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该部。训练总监部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
　　叶京
　　叶京出身于训练总监部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总部，1954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1955年以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该部。训练总监部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高于总政治部，低于总参谋部。
　　陈红[微博]、郑晓龙
　　陈红和郑晓龙均出身于总后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队后勤专业勤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
　　崔健
　　崔健出身于空政文工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享有盛誉的军队文艺团体。现设有创作室、电视艺术中心、声乐队、舞蹈队、器乐队、曲艺队、舞美队，并拥有一流的对外演出场所——蓝天剧院。
　　叶大鹰[微博]
　　叶大鹰出身于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2年8月1日，前身是八路军“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一个具有摄制故事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电视片和电视剧等多片种生产能力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
　　大院子弟的怕与爱
　　“我跟他，一个大院出来的。”似乎是很多京籍成功人士的口头禅，大院是社交圈，是身份象征。大院子弟是同学、同僚、同床、同席、同襟这样人情关系网密布的中国社会姻亲关系的缩影，基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父辈们的功勋与经历，子弟们战友一般成长于共同的环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这里将以闯荡在娱乐圈的大院子弟为蓝本，由他们的过往案例、语言行为以及影视作品中对他们的表现，来总结分析大院子弟这一历史特殊人群的特点。
　　红色情结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红色情结是很多大院子弟一个依然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正是父辈的红色身份，他们从全国各地走进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过童年、青春期。从小在大院摸爬滚打，父辈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权者，他们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毛泽东，都觉得自己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中铁拳横扫，能成为战斗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独白)献身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大牌如姜文导演，电影大鳄王中军，收藏家马未都等人，虽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毛泽东，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伟大领袖，革命还是一个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亢奋词汇。一部分人还有红歌、主旋律情结，像叶大鹰、冯小宁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红色艺术的生产者，这也就能揣摩，崔健习惯戴的那顶帽子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投机意识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战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们以为可以去战场上大练身手，建功立业，接过父辈的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这种战争英雄梦，却让他们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脑子转得快的，纷纷留学镀金、创业、投资，纷纷利用父辈的特权、人脉关系网，抢先跑马圈地进入各个资源领域，在以投机、官倒闻名的80、90年代，他们已在各行各业立下自己的山头。
　　今天的地产、能源、交通、娱乐等各个领域的民营资本的大鳄，凡有大院子弟经历的，在创业之初的80、90年代，有几个不是闻风先动，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顺风车，通过决策层的人脉，抢了市场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营资本难以触及的暧昧领域，还有多少人的圈地运动依然靠着大院子弟血统积攒来下的人脉与资源。
　　身份优越
　　他们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从小的话语体系、人生经历异于常人，讲着京腔却和土生土长胡同里平头百姓有本质区别。他们是各种时髦事物的尝鲜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禁书，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