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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待中华民国的真面目
清末的中国只所以还能维持名义上的主权,没有被列强彻底瓜分,并不在于中国有抵抗的能力,而实是各列强相互制约,谁也不可能独吞中国。而且它们十分明白,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手里,他们随时可以予取予求,而一旦落入某一个列强的手中,则绝无再染指的可能。中国也就是在列强的相互矛盾中苟延残喘。当时控制中国的列强主要有英、法、美、德、俄和日本。英法美德四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不希望中国混乱,当然也不会希望中国强大。而俄罗斯重点在于维护自己在外蒙(中国边疆)的利益,日本重点在于维护其在中国东北(也是边疆)的利益,因此希望中国内乱而从中取利。但由于俄、日两国自身就资金缺乏,在当时世界格局中尚是二流角色,因此,中国命运的决定权在英法美德四国手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维持中立的原因。而等到看到袁世凯站稳了脚跟,国民党由于宋教仁遇刺要发动二次革命,害怕引发长久战乱,立即对之进行借款,从而使之成功的镇压了二次革命。可以说,辛亥革命的进程都是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之下。这个时候不管是共和制的法国、美国还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君主制的俄罗斯都结成了同盟。
这里,需要对列强的借款多说几句。民国成立之后,对外借款一直是引发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事件。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的垮台、二次革命等都和对外借款有关。而之所以引发朝野的对抗全在于借款的不平等条件。袁世凯做为执政者,面对国家一贫如洗的状况,只能象清政府一样去借外债来支持,因此面对西方的敲诈勒索和不平等条件,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筹码。哪个时候别说借钱,就是要不要还债(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主动权也在西方手里。而国民党做为在野党,无执政压力,自然相对超脱和理想化,无法容忍主权的损害。当时西方列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六国垄断借款权。中国除了向这六国借款,不允许再向其他国家借贷。期间由于西方要价过高,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和汇丰银行、比利时银行签订过秘密借款条约,事发后均被迫毁约,并赔偿违约金(当时列强所用手段就是逼债)。二是必须由外国人对中国进行财政监督,形同金融主权丧失。正是由于第二条款引发朝野的对抗,导致整个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动荡。最令人不齿的是,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秘密接受西方的条件时,西方居然得寸进尺,一再推迟付款,并不断提高要价。当时的记者黄远生曾如下评论:“六国团最无理之行动,在屡次迫我取消别国借款,则彼又不肯付款……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而到最后,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美国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以借款损害中国利益为由退出六国团,实是利用门户开放政策,以自己的实力打入中国)签订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是这样一幅情景:年息五厘,八四扣(即支付84%,实收2100英镑),期限长达47年,累计付息近43万英镑,是到手借款的两倍多。而根据双方的协议,引笔借款用途如下:偿还庚子赔款、其他到期外债、预备赔偿辛亥革命外人损失合计1078万英镑,占实收额的一半还多。而为了这笔借款取消了与他国的借款协定,不得不进行赔款补偿,再加上各种损失,袁世凯政府仅到手约 850万英镑。这就是自诩带给世界文明和进步的西方列强,也是号称诞生普世价值西方的真面目。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尽管西方对中国横加干涉,直到此时仍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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