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后的斗争

唐炜臻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刚刚开始
重庆事件的主角薄熙来，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
重庆事件以来，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力量角逐，各种角度的解读不少，比如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说，左右路线斗争说等等。看后总觉得未必可靠——这些解读能够解释“为什么薄被搞倒”，却无法解释这个非常强大的人物“为什么能被搞倒”。我这里试着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角度分析这次事变以及未来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特征：有领导力的领袖是党内思想竞争的优胜者，领袖常常是党内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即便是分裂出来的或变形的共产党派别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陈独秀、后来的毛泽东。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话：什么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导师就够了。导师，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进的领先者，毛的话清楚的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于思想或理论的重视。
共产党由思想导师做领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党用律师、演讲家或者职业政客，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这条路能不能走的通，怎么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对于这个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既由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影响，也由于民主相对于权威的效率损失，处于抗争地位的共产党一般都抵触选举的形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该拥有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威呢？于是，思想的说服力就成为了决定性指标。这一是因为它的竞争特征，权力产生具备了一定的可显示性；也是因为它的可检验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对不对了，在形式上具备了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选举制度肯定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权力产生和运作由此被认为有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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