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韩国民主化的影响 (ZT)

青草地.

       一、民主化的潮流：亚洲大拼盘

　　如果要比较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可比性，倒是他们历史上的仇恨至今依然很深，以致于在达不成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只能同意两国共同承办２００２年世界杯足球赛这样一个奇怪的方案。但是，当人们把目光拉回到二战后初期，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吸引：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朝鲜半岛３８度以南和日本全岛都被美国占领；美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日本作为战败国，除了考虑到民族感情而保留了天皇之外，美国对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西化的修改，而南朝鲜作为一个战场和与苏联对抗的未来筹码，美国则空降李承晚，企图以保护国的身份捞尽最大的好处。

　　这两个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尽管其儒家传统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影响。然而，日本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冲击和入侵之后，便用跟古代吸收儒家文明时同样的方式，即以“和魂”消解“洋才”，来接受有利于其现代化的那一整套体制乃至观念。这种消解在日本被美国全面占领之后，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成功地将美国为其设计的民主体制充分解构、吸收。所以，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政局非常稳定，即使到了自民党失势后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内阁的不断变更也是在框架之内进行的。很明显的，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民主的制度都没有危及到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强大的消解功能使儒家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并最终导致日本和魂伦理体系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即政治为伦理服务，而非伦理为政治服务，这一点跟儒教伦理的母国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民主的体制被日本文化消解之后，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它能够很好地承载民族的理念，包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以及继续消解他者文化的弹性生命力。所以，在日本，私域意识里并不具有儒家传统伦理所包含的等级集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起步似乎要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但其过程却出乎寻常地顺利。我们清醒地看到，台独势力的膨胀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这里，我们撇开台独运动的其他政治后果，单纯看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实际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后，所依赖的合法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儒家私域意识，即强调权威、忠孝和“家”的伦理道德。所以，蒋经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自开放党禁以来，民进党势力凭借其富有诱惑力的台湾本土意识概念的提出，逐渐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套本土意识的提出，本质上是针对儒家私域意识的，这在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策略性手段，但随着其力量的壮大，本土意识成了一项反对儒家传统道德、推进民主在台湾的合法性地位的战略工具。民进党能够做大并且最终登上执政党的宝座，确实标志着民主在台湾的真正确立。

　　韩国的民主化的背景实际上是介于日本和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它没有日本文化的消解特性，也没有台湾独特的他者借代优势，而在私域意识层面它更加接近中国原生型的儒家传统。它的民主化道路，是在逐渐消除这种私域意识中的传统儒家观念之后，走上康庄大道的。本文将就这一点深入展开论述。

　　在总体上，这一系列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民主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民主化进程情况的各不相同，则使东亚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民主大拼盘。这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民主以及有关的古老命题。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个问题不仅在非西方国家存在，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绝对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在罗伯斯庇尔在他走向末日的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对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使用“民主”一词后，民主的恶名（至少在欧洲）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①人们更加喜欢用共和(republica)来取代民主(Demokratia)，因为后者在当时等同于“雅各宾民主”。而只有具有战略眼光的托克维尔才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为民主正名，提出民主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并且预言民主化浪潮必将势不可挡。他的学生约瑟夫·熊彼特定义了程序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了激烈的论争之后，他的定义才被普遍接受。②

　　要给出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事实上作为字典定义，民主是被最广泛定义的一个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外延正在被不断地进行着分类。因此不妨换个角度，尝试问一下“民主不是什么”，也许会更准确些，也更有意义些。按照乔·萨托利的解释，民主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③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推行，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等级集权观念的取消、平等自由意识的建立。这对于强调三纲五常的儒教传统伦理而言，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是只有在私域意识里进行了这样的变革，民主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牢固地建构起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韩国民主化更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极强代表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私域意识的转变对于民主的必不可少。
  
　　

青草地.

      二、民主化的理由：历史与合法性

　　韩国的民主化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因素。历史上韩国曾经是一个李朝大一统的王国，到近代１９１０年的甲午更张，日本开始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直到美苏共同接管朝鲜半岛，以３８度为分界，北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南方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的改造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李承晚不久就顽固地要求连任总统，这导致了４·１９学生运动，李承晚被迫下台。这一事件的意义重大，在下文我们将要谈到。张勉内阁只存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朴正熙就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在其将近二十年的统治中，尽管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他的政治容忍性是极差的。为了排挤竞争对手金大中，他甚至不惜使用再一次地更改国号来维持其政权的权威。他调侃韩国企图移植美国民主制度的做法时说：“这就像一个１００磅重的人借了一件２５０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１９４８年是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速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个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④而事实上，他和同样经过政变而上台的继任全斗焕确实处在一个民主的妊娠期之中。

　　不妨罗列一下韩国各位总统的结局：李承晚、张勉被迫下台，朴正熙被自己的部下枪杀，全斗焕和卢泰愚在１９９６年的“世纪审判”中分别被判以无期徒刑、２２０５亿韩元的罚款和１７年徒刑、２８２６亿韩元的罚款。金泳三的命运比他们好多了，但还是在韩宝丑闻中狼狈而下。这些都是妊娠中的剧烈阵痛。

　　在民主的妊娠期，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⑤尽管如此，从李承晚组建第一共和国开始，民主至少是作为一种形式，已经逐渐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衣，全民公选在不停地进行着，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浪接一浪，党禁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民主的种子已经被播种下去。建国初期的民主宪法使民主价值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着民主的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

　　一九八七年，卢泰愚接受反对党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这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它至少宣告了“民主妊娠”的结束。这八项主张是：（１）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２）实施公正选举法（３）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４）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５）保证新闻自由（６）实施地方自治（７）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８）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

　　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它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在这部宪法中规定：任何国民有凭良心处事的自由。１９８９年，执政党没有赢得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的合并。这一事件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的顺利产生。金泳三随后的改革是大胆而具有风险的。人们从中也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困难。金泳三在清算权威主义、巩固民主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１）匡正历史谬误（２）惩治政治腐败（３）推行军队改革，使军队中立化（４）实行地方自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泳三的作用甚于接生婆。

　　从现实合法性来分析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１）民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中的社会化；（２）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３）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的代价；（４）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５）韩国为自身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⑥

　　在一定时期，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要求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确实，在初始阶段，即使在热烈拥护民主的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文化也只有肤浅表面的认识，缺乏本质上的理解，在他们那里，对民主的追求只是表面的狂热，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气质，民主只是流行于口号，而不是自然需求。⑦但是我们不难从几代人的不同经历中找到答案。在韩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学生开始占多数，而在经济腾飞和民主起步后的韩国，依然以去西方的留学生占多数，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很显然地在西方的国度中受到更多的欢迎，也因此而对西方的民主理念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在精英阶层的转变。

青草地.

　　三、民主化的推动力：经济发展与宗教精神

　　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⑧经济发展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合法性基础民众化，即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民的承认，而不再是向来就有的权威的延伸。没有这个前提，在权威主义盛行的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只能巩固和增强高度集权政府的合法性。在韩国这个条件是具备的。

　　在现实中，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朴正熙推动强有力的权威统治的时期。朴正熙推行“经济第一主义”，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军人政府通过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⑨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之下高速发展着。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1976年竟达到15.1%，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80的1510美元，被称为“汉江奇迹”。

　　经济发展导致了韩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使城市人口剧增，中产阶级力量壮大，产生了多元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批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开始要求重新检验现政府的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言：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愿望和期待得不到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⑩。

　　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一个并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事实上，由于军队介入经济生活，这些现象在韩国相当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底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多和尖锐化，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也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我们看到的，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后，不得不允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且声称要致力于下届政府的和平过度。卢泰愚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反对党的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是通过新的利益聚合来完成的。在新的利益聚合中，原有的民主构架成为了过渡的平台。这使得一个民主的政府最终和平地产生。

　　对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推动问题，除了合法性基础民众化这个前提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能看到它的重要性，而且并不随着金融危机而去否定由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宗教因素，人们却极易忽视，尤其在亚洲学者那里，这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宗教因素对非宗教国家而言，正如民主对于非民主国家一样，具有极大的整合力。相对于民主对政治精英的极大诱惑力，宗教对于知识精英的诱惑力也是极大的。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中，政治精英往往来自知识精英。所以宗教对于民主的作用，在逻辑上就已经显出重要性了。这种对知识精英诱惑力极大的宗教在这里专指基督教，相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它更具有普世的意义，事实上，最初的民主观念就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带到亚洲来的。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存在。至于儒教，它是否在韩国能被视为一种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儒教更多的是一套伦理体系。但即使因为在韩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集体祭拜孔子像而把它作为一种宗教，经历了朝鲜王朝，它也已经蜕化为党争和贵贱等级差别的实用思想了。而佛教则因统治者崇儒抑佛政策而趋于衰败。道教蜕变为流行于风水占卜先生、衙门文书之辈的民间土俗信仰。而且称得上传统宗教的这几种宗教在朝鲜近代史的动荡时期，对民众的不安全感都未能开出有效的药方⑾。

　　相反，基督教却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韩国人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⑿在被日本统治的时期，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十万人次。⒀

　　战后基督徒的人数更是迅速增加，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１１０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增加到９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２４％，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⒁基督教在韩国如此迅猛地发展，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的崩溃。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在于它具有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⒂基督教反对把个人溶入集体，它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因此主张人人平等，主张不能把个人撇开，而个人则应当为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基督教在现代的目标有了双重重点，即解救个人和集体。正如金大中所言“信仰基督教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意味着自救，而意味着献身救世，救所有的人，决不仅仅是自己。”⒃

　　新教历来被视为与民主平等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但天主教却以宗教裁判所在人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在历史上，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到了２０世纪，这种情况随着天主教本身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按照亨廷顿第三波理论，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主教内部的变化。两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为天主教的改革作出了最终也是最重要的贡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强调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⒄而随着约翰·保罗二世在１９７９年就任教皇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权威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指出“自由是人类真正的尊严的条件和基础”。
  
　　然而教派的差别在衍生型基督教国家从来都没有达到纷争的地步，相反，在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天主教和新教徒甚至在一起共同做礼拜，共同翻译圣经。⒅宗教精神成为一种反传统、反权威主义的旗帜，反对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金泳三、金大中都是基督教徒，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

　　经济发展也促进基督教在韩国的扩张。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与基督教的上升势头几乎是同步和成正比例的。原因大概有：（１）社会结构不稳定与不安意识加剧，为宗教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土壤和良机；（２）由于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了社会上被剥夺意识的日益增长，而需求水平的提高一旦与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作用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宗教动机和宗教冲动；（３）现存价值观、权势极其共同体崩溃，而强调兄弟友爱气氛的宗教团体便可能成为恢复业已丧失的权威集团的重要途径。⒆

　　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朝鲜人自豪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完整。⒇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
  
　　四、民主的可能性：私域意识的转变

　　私域意识指的是一种日常伦理态度，包括个人道德标准、个人价值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相对的公域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期待并认可的一种标准。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的内涵是有限的，笔者提出这样的两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论证人们观念的变化对于民主化的作用。首先，私域意识涵盖了文化伦理、家庭伦理和道德伦理，简单说来，它最大的载体是家庭，而不是社会或者国家。其次，私域意识表明的是一种道德体制中最安全的意识，即一旦采用这套态度对己对人，作为个人就绝对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良心上的自责。再次，私域意识与公域意识是相剥离的，只要采纳足够合法的私域意识，个体完全可以只有淡泊的公域意识甚至没有公域意识。也就是说，私域意识的规范性要强得多，个体绝对不可以没有私域意识而存在。第四，由于私域意识的强规范性，它的稳定性极高，一般不易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化。第五，私域意识影响甚至决定公域意识。

　　儒家私域意识本质上是崇尚权威的，它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只是建立了一套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但是作为观念的民主却从此开始在各个方面冲击传统儒家私域意识。最先接受民主理念的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向独裁和不公平挑战。４·１９学生运动把大韩民国的第一位总统推下台，这件事情足以成为反权威主义的民主运动中的里程碑。一开始受学生阵营影响巨大，后来依然为平等和自由而锲而不舍奋斗的反对派政治精英，在经历了专制政府的多次打压之后，则成了民主的旗手。他们的崛起，同时也为民主政府培养了潜在的代言人。金大中曾数度入狱，并曾被判死刑，他最终能够作为反对党的候选人登上韩国总统的宝座，这确实象征着一种民主的胜利。

　　知识精英能够很快接受民主的理念，并且自动地放弃与此相悖的传统观念，这一过程并不困难。其中，高等教育起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它给予了受教育者理论上的民主洗礼，另一方面，它也给予机会让新生一代通过留学等方式直接接触西方社会，而这种接触所产生的震荡主要是在伦理观念上，在私域意识里。

　　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接触民主理论，也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私域意识也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化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事实上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过度依赖权威的传统观念。而基督教徒在韩国的兴起在更大程度上对传统私域意识进行了强有力的瓦解。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教徒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严格秩序的蔑视。例如，儒家传统观念中的“孝”的观念，在基督徒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消释为一种“回报”（reward）。

　　私域意识的转变在军政权统治者那里的转变最为缓慢，它们是既有制度的最大获益者，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转变永远不会自动发生。美国作为它一开始的保护国，把民主的体制强加给了这个刚刚从殖民统治和战祸中走出的国家。但是，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的某些行为却纵容了韩国的军人政府。在越战期间，作为对朴正熙派军参战的一种回报，美国没有反对使朴正熙得以三次连任总统的１９６８宪法修正案。全斗焕发动政变，实施高集权统治后，依然赢得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竟邀请全斗焕作为里根总统１９８１年上台后白宫的第一位外国宾客。

　　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只有私域意识中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地褪去，民主才会真正地扎根。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所以李承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最终却自己背叛了民主的诺言，朴正熙、全斗焕也因此而得以用暴力的方式获得统治权。而只有到了卢泰愚时期，经过私域意识的跌荡变更，一部民主的宪法才真正得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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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二版，内部发行，第３２４页。
②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２７～３５页。
③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二版，内部发行，第２３３页。
④玄雄《朴正熙》，潘屹译，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６页。
⑤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１０页。
⑥［韩］韩升洲《转型中的韩国政治》，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１７页。
⑦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１２７页。
⑧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３１６页。
⑨赵炜《韩国现代政治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１６页。
⑩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４４页。
⑾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６页。
⑿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页。
⒀⒁《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１５５页。
⒂克里斯托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页。
⒃《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内部发行，第１６９页。
⒄转引自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89页。
⒅金文等编《大韩民国——中国的新视眼》，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⒆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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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

•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文明）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
  1。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
  2。古希伯来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
  3。古罗马法制文明，发展为近代法制观念。而这三大文明都汇总于基督教，并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两栖青蛙

回复 4# 青草地.

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构成西方文化的三大基本成分。西方在中世纪时期，犹太人传入地中海环带的神学，权位高於希腊哲学及罗马律法，导致信仰压抑理性。由於神权高於法权，导致在的神的名义下对人性的压抑。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咄咄怪事，由黑喑的中世纪开始，西方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在所谓宗教信念的时代里，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和令人战栗的严刑，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不幸妇女被‘钦点’作女巫而被烧死。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阶层人民施以各种各样的残酷迫害。

环顾今日的世界，你会发现世界上人类的道德精神丶对人性复归的呼唤，稍微有一点进展；刑法律例有任何改进；缓和战争的每一机会；改善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步骤，都曾受到世界上有组织的教会一贯的有系统地反对。 我们可以很慎重地说：

“基督教作为有组织的教会，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世界道德精神进步的最大敌人。”

青草地.

回复  青草地.

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构成西方文化的三大基本成分。西方在中世纪时期，犹太人传入地中海环带的神学，权位高於希腊哲学及罗马律法，导致信仰压抑理性。由於神权高於法权，导致在的神的名义下对人性的压抑。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咄咄怪事，由黑喑的中世纪开始，西方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在所谓宗教信念的时代里，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和令人战栗的严刑，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不幸妇女被‘钦点’作女巫而被烧死。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阶层人民施以各种各样的残酷迫害。

环顾今日的世界，你会发现世界上人类的道德精神丶对人性复归的呼唤，稍微有一点进展；刑法律例有任何改进；缓和战争的每一机会；改善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步骤，都曾受到世界上有组织的教会一贯的有系统地反对。 我们可以很慎重地说：

“基督教作为有组织的教会，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世界道德精神进步的最大敌人。”
两栖青蛙 发表于 2014-3-26 22:12

呵呵，還拿罗素的話當真理。

"我最早读的是‘东方红，太阳升’，后来读马克思和列宁，又读了孔孟和老庄，黑格尔和康德，詹姆士和罗素，现在要读《圣经》。"
--远志明

青草地.

回应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小灶

序

我第一次接触到罗素这篇演讲大约是1997年南开大学的BBS站上。 当时有网友把这篇演讲的中译文按顺序贴出来，造成很大影响，于是我没多计划就写回应。但后来因为时间关系，只写到传统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一停就是几年。这期间虽不时有朋友催促我把它完成，但因为我曾看到过好几篇其他对此文的回应，[ii] 所以没有很着急。今年暑假稍微有了点时间，就希望把它完成。

现有的几篇回应中，Smith和Bahnsen基本采用相同的思路，侧重于针对罗素这个人进行整体性的考量；Geisler则选择主要论点加以反驳。不过它们都是英文，对中文读者影响不大。中文有章力生先生的回应，但一来时代比较久远，二来其辩论方式基本采用直接引圣经，有基督徒自说自话之嫌。另外，相较于西方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影响中，基督教的太少，而罗素的又太多，鉴于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再写一篇中文回应是合适的。

数位研究罗素的学者都发现，罗素常常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iii] ——虽然他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研究数理逻辑问题时又很清晰。这篇“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的演讲，通常认为是他处于情绪化状态的代表，所以论证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修辞所产生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而不是逻辑和哲学思辩，因此该文在学术界也并没有多大份量。[iv] 我当初回应时也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词句，颇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气势。但现在时过境迁，已经没有那样的意气了。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被重新整理了一次，虽然在与原来重叠的部分上，要点并没有大变化。下面仍按罗素发表这篇演讲时的分段来回应，最后作一简短总结。

什么是基督徒？
我想罗素在这里的思路是：要说明“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当然要先说明我对“什么是基督徒”的看法。而要反驳他的话，自然就会质问：「罗素所理解的基督徒」是否就是真的基督徒？换句话说，罗素完全可能是在堂吉柯德式地大战风车。这个问题深入问下去可以牵涉出很多哲学上、或认识论上的问题，而显然罗素在这里没有兴趣作这些思考。另外，从哲学史上来说，罗素自己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上的观点也相当混乱，贡献远不如他在数理逻辑上的工作。[v] 因此，我原来的回应基本上也以此为把柄来反驳他，即认为他并没有了解「基督徒」的真正涵义。这很容易做到，因为罗素把「基督徒」教条式的简单约化为：①相信上帝和永生；②对耶稣表示相当崇敬的人。但这样一来，罗素不仅完全没有抓住「救赎」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中心地位，而且就教会传统上对「信仰（faith）」一词的反思来说，他也不得要领，因为他只是将之等同于理智上的认同。不过，从辩论，特别是单从反驳他的技术角度来说，除非他的理解完全跑出「基督徒」一词所涵盖的正确范围以外，我们仍然可以就他提出的这两条来辩论。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当然相信上帝和永生，——虽然我们的信仰内容不仅只此，况且罗素对上帝和永生的理解也不一定符合基督徒的理解——；当然也对耶稣表示相当的崇敬，——当然我们的“崇敬”是以之为神来敬拜。另外顺便也指出，罗素开篇为煽动对基督徒的仇恨，使用了相当情绪化的修辞。这篇演讲充斥着类似的春秋笔法，下面除非必要，就不一一指出了。

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认真思考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承认，能够被人的理智在逻辑实证的意义上完全证明的上帝，一定不是在信仰意义上的上帝。其实罗素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也承认这一点。[vi] 然而现在他却将天主教的这种立场（也是新教在这类问题上的立场）归因于教会在理智上的无能，实在让人对他的春秋笔法扼腕。不过Smith和Bahnsen（师从范泰尔）基于类似的理由拒绝在这些问题上回应罗素，我也不太满意。因为「不能在逻辑实证意义上证明」不等于「不能说明其合理性」。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倾向于Geisler的做法。固然，「合理性」这个词本身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看来，可能都有不同的涵义；但既然范泰尔也承认，非基督徒也不可能在上帝可以触动和改变的范围之外，那么，我们还是可能按照恰当的方式来论证我们信仰的合理性。

第一因的论证
罗素自作聪明地以为他十八岁就能推翻传统上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在Brightman看来，这却令人发噱了。[vii] 因为其谬误相当简单，在于混淆了上帝与世界，——按照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属于所谓“范畴上的错误（categorical fault）”。因为上帝是创造者，而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被造的，是偶发之物（contingent being）；因此，一切偶发之物需要一个起因，不等于上帝需要一个起因。我原来举的一个例子，虽然尖锐点，倒颇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罗素扎了一个稻草人，于是根据稻草人的脑袋里面都是稻草，就说罗素的脑袋里面也都是稻草。这叫做创造者和被造者“在范畴上的差别（categorical difference）”。

自然律的论证
这是所谓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的一种。罗素在这里有两个子论点。第一点，往好里说，是他认为我们应该把“约定性的（prescriptive）”律和“描述性的（descriptive）”律加以区分；往坏里说，则是他认为，因为科学家所能给我们的自然律都是描述性的，所以自然界实际并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规律。但无论怎么说，罗素靠此点并不能驳倒自然律的论证，因为自然律论证的重点不在于科学家以何种具体的方式来描述，而在于描述本身的可能性，或者说，自然界本身是否有秩序存在，以至于科学家可以对它进行描述。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就否认了科学的合法性。而这对无比推崇科学的罗素来说，无异于自打嘴巴。

接下来的第二点，如果我们接受约定性和描述性的区别的话，罗素认为接受上帝作为自然律的约定者也有困难，因为上帝制定规律的原因或者：①不在自己以外；②在自己以外。一般来说，对①的批评在于，这样一来上帝就任意了（arbitrary）。但明显罗素这里没有采纳这种批评，而与其第一点混淆了，即他认为规律有例外。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家所做的仅是描述性的工作的话，那么出现例外毫不奇怪。因为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是否有可描述的东西——无论你描述得怎样——，而不在于如何描述。我想实际比较可能的情况应该是罗素作为有相当造诣的哲学家，原本知道这种对上帝任意性的批评；而他在这里提出这一点，原也是要以此来反驳。但老先生当时正处于亢奋状态，思维有点混乱，结果就把第一点和第二点搅在一起了。对②，罗素认为这样一来，上帝就非真正的终极了，——这么说当然对。因此，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制定自然律的原则当然不在自己以外。但这并不任意，因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并不是一个唯意志论的怪物，而是有智慧、公义、圣洁等一系列具体的属性。因此，上帝一切的作为都与自己的本性相合。“上帝不能背乎自己。”这样，我们就既不能说上帝做事的准则在上帝以外（以至于上帝不再是终极），也不能说上帝做事毫无根据（以至于任意）。

设计论论证
这是目的论论证的另外一种形式。[viii] 粗略来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本意要反驳设计论，因此罗素在这里也以此为论点。Geisler认为罗素在这里犯了一个经典的逻辑错误，[ix] 但我倒觉得Geisler把他看高了，用现代无神进化论的看法取代了罗素的看法。就现代的进化论和设计论之争来说，若没有引入“变异（mutation）”的观念，进化论本质上就会蜕化成循环论证（tautology）。从纯粹哲学思辨的角度来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生物都与环境适应得很好。那么如何解释这种适应性的出现呢？设计论者说，这是因为设计者的设计；而进化论者说，这是因为变异和选择的结果。Geisler认为，除非事先就假设了这两种解释是非此即彼的，否则两者并不一定冲突，因为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好象要解释我为什么现在不饿，那么原因既可能是因为我五分钟前刚吃了东西，也可能是因为我午饭吃得比较多，也可能两个因素都有，更也可能是我五分钟前吃的就是午饭！现代辩论的双方的确常常在此点上混淆不清。但罗素只用了一个意思很含混的“适应性（adaptation）”一词，很难让人相信他有现代进化论者那样的了解。

这从罗素对设计论的攻击也可以看出来。罗素在这里要讲的大约是所谓邪恶的问题。不过就技术上来说，他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因为具体到生物进化论来说，邪恶问题具体体现在所谓“无用”或“有害”的生物器官或组织上，而不是社会现象中的邪恶。社会中的邪恶现象实际上正好带入基督教的堕落和救赎的观念。而堕落也是基督教对邪恶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回答。不过，就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说，正如Nash所指出的那样，邪恶问题（包括在生物上的应用）在逻辑上并不必然给基督教的上帝观带来困难。[x] 但与上面类似地，我怀疑罗素在这问题上深入思考的兴趣，因为他马上讨论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式的机械宿命论的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与他的伦理学完全相左，正如他在清醒时也承认的一样。[xi]

道德论论证
罗素对道德论论证的反驳实际上与他对自然律论证的反驳一样，所以对他的回答也与前面一样。上帝本为善，所以当上帝说一物为善时，祂既不必诉诸于外在的标准，也不必流于任意。总的来说，罗素对上帝的理解还是局限于抽象的理性主义圈子，对基督徒所信靠、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并不认识。

补偿公义的论证
严格说来，传统上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并不包括一种所谓“补偿公义的论证”。这种论证就罗素所描述的形式来看，也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它以「公义已经存在」为更根本的前提。但这个前提显然与通常谈到上帝时，自然就以上帝为终极的观念相左。虽然如此，罗素显然在这里没有真正做逻辑思辨的兴趣，而在于迎合听众对科学的狂热，所以他的反驳也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罗素这里隐含的前提包括归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所以要跟他抬杠的话，只需要指出一些反例就可以了。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更关键也是更自然的，就是告诉他将来的世界，根据圣经，是「新天新地」，所以他的归纳法不能用，就可以了。

青草地.

基督的品格
从这里开始，罗素进入了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的第二大理由的阐述，即基督并不能令他信服。我想因为修辞的原因，罗素先还假惺惺地要说两句基督的好话，以给人公允的感觉。不过，这除了迎合当时听众中反基督教的狂热情绪以外，大约就只能骗骗对基督教毫无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了。Jager说他常常把靶子故意“不负责任地夸张（unduly inflated）”，[xii] 我倒更倾向于Brightman的看法，认为罗素因为过早就太轻率地放弃了对宗教问题的探求，所以很多问题其实根本就是不懂。[xiii] 当然，考虑到罗素的极端个性，即对凡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都要极尽抹黑之能事，[xiv] Jager的看法也不无道理。

比如罗素在这里举了基督的四句话，以证明他本来多么欣赏基督，但基督徒们太不争气。当然，我们承认历史上有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行为并不荣耀基督。但是若我们同意信仰的核心不是由信徒的行为来定义的话，那么这自然不成为罗素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理由。不过罗素显然不是要在这里作这样的思考，因为如果仔细看他所举的例子和他所作的引申，若往好里说的话，我们可以说他真是不懂，因为这涉及到一些释经学原则的问题；往坏里说的话，则他是故意怀着恶意了。罗素举的第一句话是基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的一句，即所谓“别人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人打”。基督在这里教导信徒不要以恶抗恶；罗素却解释为要纵容邪恶，并进而指责何以基督徒们都没有纵容。第二句是基督关于不要论断的教导；罗素扭曲为不可伸张正义，于是社会上伸张正义的基督徒在罗素眼里都变成不遵从基督教导的了。第三句是基督关于无伪的爱心的教导；罗素则解释为放弃原则的乡愿，于是基督徒按照正常的经济学原理进行财政管理的辩论也成了与基督的教导相违。最后，罗素把基督关于舍己的教导等同于要人抛弃一切物质的财富，这样当然又有一大片基督徒不合格了。从这几个简单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素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处于故意，把基督的话作了“不负责任的夸张”，因而其攻击除了迎合一些本来就很反对基督教的人以外，就是蒙蔽对基督教不甚了了的人了。他后面的攻击，基本上都是同一手法，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

基督教导的缺点
虽然说要讲几点，但罗素在这里实际只讲了一点，即他认为基督教导说，祂的第二次来临是在门徒们的有生之年；但事实上这并没有实现，所以基督并不聪明。但这明显是他的误解，因为基督并没有这么教导。他举的几个例子，根本就是把几种情形硬按自己的意思拉在一起。比如，他举的“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一句，出自马太福音10：23，情景是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去宣教。就上下文来看，基督丝毫没有教导关于末世的事教导，而是坚固门徒受逼迫时的信心，即应许会随时拯救他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同样出自马太福音16：28，马可、路加福音也都记载了类似的话，根据下文的记载，很显然基督是指着祂登山变像说的。最后，对“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句，普天下大约只有罗素一个人才能作如此天才的释经了，因为正常的释经学者都知道这是基督为了教导关于天父护理的恩典，并坚固信徒的信心而说的。事实上，基督明白地教导说，他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太24：36）他怎么可能又说，那日子就在门徒们的有生之年呢？

另外，罗素在这里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历史真实性。虽然从圣经研究史来看，的确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有一些圣经学者对此提出过怀疑。但按罗素对宗教的认知程度，我很怀疑他在这里讲的是否是这些圣经批判学的内容，还是只是信口开河而已。但无论如何，现在主流圣经学者已经抛弃这些过分极端的看法了。[xv]

基督的道德问题
正如多位作者都指出一样，让罗素来评论别人的道德这件事本身就很滑稽，这不单因为罗素自己的道德生活一塌糊涂，[xvi] 而且就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同一本书所收录的另外一篇文章，“我相信什么”中，罗素就明明白白地宣称，“严格说来，我并不认为有所谓伦理知识这件事。”[xvii] 换句话说，真要按罗素的哲学来跟他较真的话，他这里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我不喜欢基督”而已，跟“基督的道德究竟如何”毫无关系。当然，在群情激昂的大众面前，他就很“智慧”地把自己的哲学收起来了。

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罗素攻击的所谓基督的道德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其诡辩的地方了。他所谓“重要性很大”的问题，无非是说基督教导了最后的审判。试想一下，我们若看见一个人要干坏事了，于是告诉他说法网恢恢，并严厉警告他不要玩火，这能算是我们的道德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吗？另外，「按照法律发出警告」与「滥用法律」、甚至「冒用法律、私设刑堂」，是完全两回事，罗素居然要前者为后者负责，真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从哪儿来的，——肯定不是地球！呵呵。

他所谓“重要性较小”的问题当然也没什么新意。要知道，基督把鬼赶出来以后，鬼总要逗留在某种地方，无论是猪群也好，树林也罢，还是就在大地上游游荡荡。我相信无论那种情况罗素都找得出来说词。比如说，让鬼“走开了事”吧，那么我们的罗素先生一定会说基督做事不彻底，不负责任，因为鬼在外面继续游荡，万一附到了罗素先生身上怎么办？而至于让鬼到猪身上，我实在看不出来罗素吃猪肉比这仁慈了多少。总之一句话，罗素在这里是在用修辞的手法引导听众和读者的情绪，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思考。对无花果树也一样。罗素同样用了移情的手法，先把树木拟人化，赋以人的情感，然后再替无花果树叫曲。但问题在于，只有有位格者，比如人，才能谈论诸如公义、是非、曲直这一类的伦理问题。否则的话，罗素每次写文章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考虑他桌子上的纸如何痛，笔如何委曲呢？基督在这里以无花果树为工具来说明以色列人悖逆神的结局，与罗素砍一段木头做桌子有什么差别呢？何以到基督身上就变成了道德问题？

情感因素
罗素对宗教中的情感因素指责很多，大约是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很敏感，也很善于调动和利用大众的情感吧。因为他这里前半段的手法，就是利用情绪的感染力来达到说服效果的绝佳范例——他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逻辑上来说，他讲的这个故事完全以「根本就没有上帝」为事实前提，因此丝毫不具说服力。他的后半段更是打胡乱说。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有很多在基督教名义下做的错误事情，但这不等于基督教对人类文明完全没有贡献——要按这种逻辑，没有任何东西对人类文明有过贡献了。事实上，犹太—基督教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方文明不可缺少的两条腿，乃众所周知的事情。[xviii] 文化、社会、人类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犊。就以罗素提到的废除奴隶制度为例，在英国，这件事的成就恰恰就是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不懈努力的结果。[xix]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是罗素随意发放肤浅之辞，也引得其知识分子对罗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中国，她的近/现代化进程就从基督教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帮助。[xx] 这些恐怕都是罗素在受情感因素控制时不能明白的事。

青草地.

教会是怎样阻碍进步的
用Brightman的话说，罗素在这里的逻辑是“故意地制造借口”，[xxi] 因为个别的例子并不能作为整体教义的考量。否则的话，任何一次医疗事故都可以作为「医学阻碍人类进步」的证据，任何一次科学探索的失败（比如挑战者号的爆炸）都可以作为「科学阻碍人类进步」的证据了。至于历史事实方面，我想上面一段的回答已经够了。

恐惧是宗教的基础
罗素在这里的高论当然经不起任何历史事实和逻辑的推敲。比如，罗素肯定没听说过基督教历史上有一类叫做“殉道士”的人，这些人因为“害怕”，以至于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而整个基督教历史中都贯穿着这样愿意为信仰而忍受逼迫的人（与历史事实矛盾）。又比如，从逻辑上说，有人因恐惧而选择宗教，并不等于所有选择宗教的人都是因为恐惧（逻辑不等价）；心理因素最多只能解释人们为何会选择信仰——所谓“病急乱投医”，但并不能解释为何人们会具体选择这种信仰（逻辑不充分）；最后，人们因害怕而做一件事，并不等于这件事就一定不好。比如，罗素因为害怕赤脚走路扎到钉子所以穿鞋，这是否意味着罗素穿鞋这件事就大逆不道呢（逻辑不必要）？实际上，所谓「恐惧是宗教产生的原因」不过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曾有一群鼓吹所谓“实证主义哲学”的人所倡导的说法，而现在早已被主流学界抛弃了。

我们要做什么
在一大群狂热的听众面前，罗素当然把人类说得充满希望，“人定胜天”。他大约想不到过不到十年，同样的人类在他笔下就已变得毫无价值、丑陋、残忍、好斗，比动物都不如了。[xxii] 当然，无论那种情况，罗素都是作为导师在对人类进行语重心长地劝诫的。[xxiii]

结语

考虑到罗素在宗教问题上实际认识的肤浅，这篇演讲其实并非那么难回答。正如Smith和Bahnsen所指出来的那样，罗素自己的哲学并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对宗教问题进行批判的基础。他后来的逻辑原子主义（Logical Atomism）给出的形而上学其实也相当混乱，[xxiv] 而他1949年出版的《人的知识》（Human Knowledge）更被学术界评为“巫婆的唠叨。”[xxv] 甚至他的辩护者Jager虽想极力证明罗素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不那么肤浅，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至少罗素的后半生在这上面乏善可陈。[xxvi] 而罗素早期的所谓“洞见”则更多应归因于他思想中的柏拉图主义因素，但这些因素后来却为他所抛弃。这样一来，他就只能陷入更深的不可知论，遑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判断了。

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如果老老实实地呆在书斋里倒也罢了。然而他却是不甘寂寞的人。在哲学上明显江郎才尽的时候，他转向普罗大众以继续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甚至自己都承认，写那些东西纯粹是为了赚钱。[xxvii] 但问题在于，这样持之以恒哗众取宠的结果，就是

象1920到1930年代的爱因斯坦一样，对世界各地的普罗大众来说，罗素成了抽象哲学家的精华、原形，思想机器的体现。什么是哲学呢？那，就是伯兰德罗素谈论的那些事儿。[xxviii]

更不幸的是，罗素1920年代对中国的访问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一代甚至几代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逗留一年，留下了一系列与其说是基于他对中国的认识，不如说是基于他对西方文明的牢骚而“托物言志”的高谈阔论之后，[xxix] 这位“人类的导师”挥挥手带走的，却不单是一片云彩，而是这文明古国在她痛苦的现代化寻求中一片迷惘的眼睛。中国知识分子何时才能从这些二流牙秽中清醒过来，真正地“睁眼看世界”呢？

9/19/2003

superca

有点意思

两栖青蛙

回复 9# 青草地.

猶太民耶經布道，指導教徒們如何滅外國、滅外國文化、對外國人。基督教，本質上是荒唐迷信、原始愚昧的，本質上又是企圖用野蠻奴隸民族文化來消滅其他民族文化的。

除了暴力，基督教是通過什麼法寶征服了那麼多民族的呢？基督教首先把人變為沒有思考能力的沒有自尊的沒有人性的下賤的禽獸奴才。“人到我這里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正是因為基督徒的奴性以及沒有尊嚴、沒有理性思考能力、沒有人性。西方現代民主政體之父盧梭：“基督教只宣揚奴役與服從”，是奴隸制和暴君制的幫凶。盧梭 的一生，就是要把歐洲人從基督教會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既然基督徒們已經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奴才，那無論是什麼邪說，只要是主人說的，那都要盲從了。以色列國暴君說：“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太 12：30）； 不信我的人是魔鬼的兒子（約8：44）；“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太23：32）

正因為如此，基督徒什麼反人類的事情都能干出來。“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都是極其邪惡的。“基督教作為有組織的教會，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世界 道德進步的主要敵人。” 羅素。

         看了一本专讲坏话的书，很 赞。卢梭、罗素、萨特等顶尖大师都被写得特别不堪。卢梭《忏悔录》以真诚著称吧？假的。波伏娃女权界教母吧？结果一生被一个沙文主义贱男控制得死死的。好笑的是萨特为他们二人古怪的不婚关系赋予了各种超然定义和哲学高见，波伏娃被哄得一愣一愣的，结果呢，萨特偷偷向好几个辣妹求过婚。推荐大家去看：《知识 分子》，保罗?约翰逊写的，别被它厚道又无聊的名字骗了。这本书除了刻薄、记仇，还有一个优点：啰嗦。据说关于欧洲那位姓马的大师的段落没放，我猜可能是纸张不够了吧！

基民的思维很奇特，－位哲学家对耶教的描述被形容为在说什么'真理'。他们把他们的神 "被真理" 后，便以为这个世界已没有真理，这大概都给基民收藏起来私有化了。

青草地.

回复  青草地.

猶太民耶經布道，指導教徒們如何滅外國、滅外國文化、對外國人。基督教，本質上是荒唐迷信、原始愚昧的，本質上又是企圖用野蠻奴隸民族文化來消滅其他民族文化的。

除了暴力，基督教是通過什麼法寶征服了那麼多民族的呢？基督教首先把人變為沒有思考能力的沒有自尊的沒有人性的下賤的禽獸奴才。“人到我這里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正是因為基督徒的奴性以及沒有尊嚴、沒有理性思考能力、沒有人性。西方現代民主政體之父盧梭：“基督教只宣揚奴役與服從”，是奴隸制和暴君制的幫凶。盧梭 的一生，就是要把歐洲人從基督教會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既然基督徒們已經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奴才，那無論是什麼邪說，只要是主人說的，那都要盲從了。以色列國暴君說：“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太 12：30）； 不信我的人是魔鬼的兒子（約8：44）；“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太23：32）

正因為如此，基督徒什麼反人類的事情都能干出來。“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都是極其邪惡的。“基督教作為有組織的教會，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世界 道德進步的主要敵人。” 羅素。

         看了一本专讲坏话的书，很 赞。卢梭、罗素、萨特等顶尖大师都被写得特别不堪。卢梭《忏悔录》以真诚著称吧？假的。波伏娃女权界教母吧？结果一生被一个沙文主义贱男控制得死死的。好笑的是萨特为他们二人古怪的不婚关系赋予了各种超然定义和哲学高见，波伏娃被哄得一愣一愣的，结果呢，萨特偷偷向好几个辣妹求过婚。推荐大家去看：《知识 分子》，保罗?约翰逊写的，别被它厚道又无聊的名字骗了。这本书除了刻薄、记仇，还有一个优点：啰嗦。据说关于欧洲那位姓马的大师的段落没放，我猜可能是纸张不够了吧！

基民的思维很奇特，－位哲学家对耶教的描述被形容为在说什么'真理'。他们把他们的神 "被真理" 后，便以为这个世界已没有真理，这大概都给基民收藏起来私有化了。
两栖青蛙 发表于 2014-3-27 12:12

“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都是極其邪惡的。“基督教作為有組織的教會，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世界 道德進步的主要敵人。”
羅素敢說這樣的話，也是因為他生活在基督教為主體文化的西方。
在中國有誰敢對佛教說同樣的話試試。

费事傾

“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都是極其邪惡的。“基督教作為有組織的教會，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世界 道德進步的主要敵人。”
羅素敢說這樣的話，也是因為他生活在基督教為主體文化的西方。
在中國有誰敢對佛教說同樣的話試試。
青草地. 发表于 2014-3-27 14:22

佛教沒有燒女巫, 沒有宗教裁判所, 沒有新教和舊教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 总之, 基督教有过的一切罪惡, 佛教都沒有, 又怎會有人 "對佛教說同樣的話"?

沒有人說, 就改成 "在中國有誰敢對佛教說", 洋教徒的技倆確高超。

青草地.

回复 13# 费事傾
"儒家私域意识本质上是崇尚权威的，它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
老費, 是不是這樣?

费事傾

歷史上,那一个民族, 那一个國家不是 "崇尚权威，强调等级，强调形式"?但時代進步, 不合時宜的就要揚棄, 很不幸, 耶穌教把些过時的東西說是神的話語, 不可質疑。自己不肯與時並進, 終必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