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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9 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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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前人以本来面目
近代历史人物中,在当代受到歪曲、篡改最严重的,莫过于胡适和鲁迅了。对胡适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 ”,批判了20多年,化了几百万字。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矣!这是胡适?!反过来,对鲁迅,则带上一顶顶吓人的桂冠,十全十美,神通广大矣!先生九泉有知,能够认可?不禁首先要问,这是为什么?批判胡适,是为了杀鸡骇猴、敲山镇虎。收拾得大陆上众书生,万马齐喑、俯首帖耳。神化鲁迅,则服从于借“我和鲁迅是相通的”,来神化“救星”。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果说这在近代,是为革命,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中,借歪曲鲁迅的话来打倒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却是别有一番用心了。还前人以本来面目,更待何时?对前人,不应依今人的需要来苛求,而应从他所处的条件出发,看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要把政治和学术(含文学、艺术)分开来看。政治的因素,会随历史的发展逐渐淡化。而学术的魅力,却是永恒的。
⑴ 先来看胡适。
① 政治表现需要分析。以“九一八”事变为界,胡适的政治态度有较大变化。在“九一八”之前,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同处于掌权地位的国民党有激烈的冲突。“九一八”之后,胡适则成了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学者。他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人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30]。他信奉的实证主义,不主张设置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同共产党也没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31],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难》,是针对孙中山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32]。敢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适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并为此大声疾呼[32]。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为之暴跳如雷,并不奇怪。说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非常牵强。这和说“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能促其衰亡,赃官比清官好”,意思相近。解放战争后期,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施镇压,逮捕学生。胡适在此关键时刻,并未出来帮政府的忙。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还亲自找过李宗仁 [32]。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挺微妙。不能说他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蒋介石一生未脱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是胡适对于这一点并不清醒。书生的悲剧正在于此。
② 胡适的功绩。在五四时期,他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等[23],影响很大。单拿《文学改良刍议》来说[33],所提的八个问题: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不仅当时,对文学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就是拿到现在来看,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胡适主张学习西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34]。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不还是振聋发聩的吗?!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35]他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学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史料和学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真面目呈现出来 [36]。
③ 问题与主义之争。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这是一个冤案。胡适的文章[37],写作的动因和矛头所向,是安福部首领、亲日派大王揖唐。这样的人,居然也主张“民生主义”,并高唱社会主义,不是很危险吗?胡适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社会主义,有马克思的,也有王揖唐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研究解决问题就难了。”“不是劝人不研究主义”。“‘主义’的大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李大钊的文章[38]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研究主义,寻找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重要。表示对胡适的观点,“有的全赞成,有的稍有差异”。胡适的说法,有片面性。李大钊看来是作为同事和学友提出探讨,很客气、很平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看不出激烈的斗争。胡适的罪状,完全是后人断章取义,恣意炒作的结果。我倒有两点意外的发现:一是,“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建国以来,尤其十年动乱中,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二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理论界,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可喜趋向。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不恪守某一主义,能解决问题的都汲取。这不是与胡适不谋而合吗?胡适文章在80多年后的这些现实意义,恐怕是胡、李二位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
④ 治学之道。他有极精辟的论述,仔细玩味,受用不尽。一是博与精[39]。“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维他独尊,无人能及”。博有助于精,“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精,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二是“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39]三是“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39]四是治学方法四字诀[40]:勤、谨、和、缓。勤是眼勤,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谨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气和,平心静气,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理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缓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五是下聪明的笨功夫。“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41]。
⑤ 为人处世。他的若干特点,人所难及[36]。一是居处恭,执事勤。二是对人热诚忠心,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也颇为难能可贵。三是做学问一丝不苟。四是“于人何所不容”的大度。他认为对同事和朋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41]所以他的朋友极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微笑。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怎么这么少?!
⑵ 再来看鲁迅。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至今学术界各派仍各持其理,分歧随处可见。台湾学者一直努力淡化鲁迅的政治倾向,视其为传统文人加以研究。日本学术界受大陆影响较大。西方一些学者的鲁迅研究,明显带有反共的政治倾向。对鲁迅的评价,有几种观点:一是继续坚持传统观点,神化鲁迅。二是全盘否定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如有的学者从基督教神学“爱”和“宽容”的观点,认为他宣扬“恨”的哲学。三是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不把鲁迅当作神或完人来对待。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但实际表述差距较大。如有认认为:“立人”是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斗争,贯穿鲁迅的一生。有人则认为:鲁迅说不上是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而属于“世纪末”非理性心理学传统。在政治上,他只视共产党为同盟者,但保持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立性。这些都值得参考。受限于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我对鲁迅的认识,现在还不大清楚。仅记下几点。
① 鲁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说法在文革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准革命”[42],被用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和煽动造反精神。“四条汉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被用来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领导干部。“横眉冷对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来促使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连他那段关于水浒的评论,也同毛关于水浒的“最新指示”一起,成为打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为这些,我曾认为,鲁迅的极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论武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
鲁迅被曲解有几种情况。一是时代和批判对象的迁移。如“打落水狗”等,是1926年针对反对革命和维新,甚至到官府告密“以人血染红顶子”的反动派的。40多年后,革命胜利也很久了,却被用来对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是本来并无多少恶意的批评,被上升到恶意的判决。如“四条汉子”。三是曲解原作者的本意。《阿Q正传》的本意,是借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反映国民性中夸耀过去、自我安慰、不能正视严酷现实的弱点,表达作者对于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和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愿望。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45,46]。数十年后,一大批觉悟起来投身革命、在胜利后参与管理国家的农民,却成了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这是鲁迅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四是借机影射。毛先生和一个青年议论几句《水浒传》,观点也未必正确。我就认为金圣叹和罗尔刚是对的。水浒只有70回,后30回是后来的好事者盗加的[47,48]。不用多深的功底,细心即可看出:70回后,语言和整个艺术水平都远远和前面的不相匹配。而从70回本,得不出毛的结论。但从文学评论来说,作为一家之言,毛怎么讲有他的自由。而作为“最高指示”,还拉上鲁迅作陪,假借一本小说来影射和打击主张解放干部的人,这种发明可就太卑下了。
② 鲁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五四时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对于仍然面临着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实现开放、民主、科学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接着,是他所体现的人本位思想。在一个最不把人当人的极权国家里,他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49]。他因不愿做奴隶而反抗,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不料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左联”成立前,他与“创造社” 、“太阳社”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之争。“左联”成立后,彼此已成“同志”,他又不宣而战,对当年的“革命文学”论者进行再批判。在 “左联”时期,他与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个口号”的论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联”内部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集体对个人的斗争。鲁迅加入“左联”,并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种有着森严纪律的党派组织的。他始终要成为“个人”,而不是什么“驯服工具”,不是那种生锈的或不生锈的“螺丝钉”。假如鲁迅活到70年代,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命运如何?我倒希望有胆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一部小说: 《鲁迅在文革中》。
③ 应当把鲁迅请下祭坛,还他一个人间的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当认真开掘与发扬。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于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否定中医[50]等。就不必求全责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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