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经济工作中的全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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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头绪繁多，困难重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陈云勇挑重担，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实行统购统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出贡献，推动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56年 9月，毛泽东提名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称赞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为什么陈云“能抓住要点”？原因在于他具备很强的全局思维。所谓全局思维，就是指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围绕党和国家的宏观战略认识和把握全局，在自觉服从全局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树立全局思维，才能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抓住要点、有所作为。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历程，我们可以充分领悟树立全局思维的重大意义。

一、运用全局思维解决经济工作中的复杂难题

新中国经济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是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建议从削减开支入手，也有人提出让两广和西南另发钞票，认为这样可以充分照顾到后方的利益。陈云认为，这些办法都是不可行的。他指出：“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陈云强调，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由于军费不能减少，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所以削减开支不现实。另发钞票虽然对后方有好处，但会影响对前线的物资供应，因此也不可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是全国一盘棋，统一物资调度，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打击投机商，逐步遏制通货膨胀。

遵循这样的思路，陈云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米棉之战”。站在全局高度，他意识到：稳定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一个都不能缺少。这些也是投机资本冲击的主要对象。尤其在上海，投机资本大量囤积粮食和纱布，导致物价暴涨。从 1949年 11月中旬开始，陈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粮食和纱布等重要物资，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大量低价抛售。投机商人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大量购进粮食和纱布之后，价格不涨反落，大有越来越低的趋势。预感到大事不妙，投机商人开始大量抛售囤积的粮食和纱布，这样一来，市场上的价格就更低了。与此同时政府加紧征税，银行收紧银根，最终投机分子血本无归，纷纷破产。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开始稳定下来。但是投机分子仍不甘心失败。1950年春节前夕，他们疯狂囤积粮食，市场上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多少，像赌徒一样期待着年后大赚一笔。但陈云早已未雨绸缪，在全国范围内周密布置了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春节过后，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等大城市，价格不涨反跌，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

在这场稳定物价的战斗中，陈云坐镇中央，沉着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部署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沉重打击了投机行为。几轮较量下来，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遏止住了。

在全国一盘棋、统一物资调度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阻力。有些地区的领导干部担心粮食运走后本地区物价上涨、农民缺粮食，不愿意外运粮食。比如，常州不肯把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搞封锁。陈云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各地区要顾全大局，打破封锁，让物资自由流通。他指出：“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搞相互封锁，无论对农民和城市居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

在“米棉之战”中，国家承担了巨额差价。当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几乎等同于粮价，但是在销售时不提高价格，国家补贴差价。赔钱做买卖，国家看似吃亏了。陈云却认为，站在全局的高度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全国经济大有好处。长远来看，只有在与投机商的斗争中获胜，人民政权才能真正站稳脚跟，造福百姓。所以“米棉之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陈云看来，搞财政经济工作一定要有全局思维，不能只算各地方的小账，也要算全国的大账。正如他后来所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米棉之战”之所以胜利，原因就在于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算大账和算小账的关系。如果缺乏全局思维，各地方都只算自己的小账，这场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关键是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1950年 3月 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起草的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陈云特别要求各地方要有全局思维，要服从全国经济工作大局。他承认，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会减少地方的机动性。但是，目前国家的财政状况紧张，能够机动使用的资金本来就很少。如果这些资金再不集中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最终全局没有可以机动使用的力量，大家也就都没有可以机动使用的力量。这就如同打仗一样，兵力分散使用乃是大忌。为什么不实行“多余上缴”的办法，而采取将税收先归国库再发经费的办法？陈云认为，根据经验，如果采取“多余上缴”的办法，地方财政机关往往会首先考虑“当地需要”，其结果必然是严重减少了上缴给国家的财政收入。试想，如果全国各地都只是根据自己的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国家哪还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他恳切地谈到：“一个家庭收入的支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所以，站在全局角度看，“多余上缴”的办法是不可行的。针对统一管理财政收支后给下级工作带来很多困难的情况，陈云指出，这些只是小困难，如果因为全国财经管理分散而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物价飞涨，那才是大困难。只有忍受小困难，才能避免大困难。陈云强调：“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经过一番努力，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进展顺利，收效显著。从 1950年 3月以后，全国的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得以抑制，物价日趋稳定。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多年来饱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毛泽东曾经对这一场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国际上对这场稳定物价的战斗也很是佩服，在短时间内使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堪称经济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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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经济工作者树立全局思维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人，陈云自觉树立全局思维，同时还要求经济工作者树立全局思维，培养了一支具备全局思维的专业干部队伍。

1949年 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陈云被任命为中财委主任。上任以后，陈云为中财委确定了工作方针和工作制度，要求中财委全体同志树立全局思维。他明确提出，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大量的日常性工作，要依靠各个财经主管部去做，发挥各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中财委不要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而应集中精力抓那些关系全局的重点工作。处理地方性的问题，要考虑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要尊重各有关大区财委的意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也要听取各大区财委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中财委建立了两项制度：一是每周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和各部提出的要中财委解决或协调的重要问题；二是每周或每旬向中共中央报告财经要事。

陈云还强调，中财委要想把工作做好，就不能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要胸怀全局，与其他部门加强沟通联系。他观察发现，各部门、各机关的干部对目前财政困难的状况不是很了解，经常提出一些不适当的要求，如提出的预算太大，不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抱怨前线生活物资难以保证；地方干部则说税收任务太重等。陈云指出：“所有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从全局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发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部门不了解当前全国的财政状况。因此，他要求中财委采取“通气”的办法，经常发工作通报，报道财经要闻。这些材料大都是陈云亲自起草，经中共中央批发各地，帮助各方面的负责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全局性的财经状况，对于各个部门之间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此外，陈云还进而对全国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树立全局思维。1950年 2月 13日，陈云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要求全国财经工作者有远大眼光，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负责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忽略某些重要问题。他提醒同志们要把工作放在全国范围来看，如果发现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陈云特别指出，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大家呢？陈云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我们对财经工作人员的要求，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即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如果不这样做，就一定会犯错误，既坏事又害人。

陈云要求经济工作人员提高政治站位，这样才能抓住重点、看到全局。1951年 4月 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整顿财经队伍。“财经部门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电报、会议，但是有一样很少，就是经验少。事情多，经验少，就容易忙乱，就不能很好思考问题，就容易出毛病，结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党的八大之后，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1956年 11月 19日，他在部务会议上发表《做好商业工作》的讲话，要求商业工作者提高政治站位、培养长远眼光。“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正是由于陈云注重对财经队伍开展全局思维的教育，一批既有专业素质又有全局思维的经济工作者逐渐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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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全局思维处理好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哪一项搞不好都有可能出大问题。特别是国家财力有限，而各项支出又多，财政经常是捉襟见肘。如何从全局出发，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直接考验着陈云的智慧。为此，他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要进行统筹安排，就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陈云这一思想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一，灵活调整工商业政策，处理好稳定金融秩序与发展私人工商业的关系。1950年 3月通货膨胀停止以后，国内财政紧缩过猛，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陷入困境。陈云提出，金融要保持稳定，私人工商业有困难我们也要帮助解决。二者要统筹兼顾。他形象地指出：“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为帮助私营工商业，除了减轻税收、缓催公债以外，陈云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第一条措施是加紧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这样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能打开工业产品在广大乡村的销路。第二条措施是增加加工订货数量，实际上是由国家出钱购买私营企业的产品，这样就能够保障私营企业的产品销量。措施的出台，给私营工商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1950年三四月间经营遇到困难时，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是“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到五六月间，国家调整工商业政策，不安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改成了“挂红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新措施收效十分显著，8月以后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第二，提出财经工作的正确方针，处理好抗美援朝和稳定国内市场的关系。1950年 11月，陈云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必须把战争放在第一位，这是大局。但是，稳定物价这一头也不能掉以轻心。“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1951年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这一财经工作方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两个方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正确的财经工作方针，对于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市场的稳定，以及有重点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主持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央共编制过 5次“一五”计划，其中有 4次是由陈云主持的。陈云对“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把握大局、统筹兼顾的思想。党中央确定的经济工作大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和发展速度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最终，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45%，新中国现代工业的体系逐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工业落后尤其是重工业落后的问题。与此同时，陈云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一五”计划规定，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原有轻纺企业，发挥其潜力。在“一五”期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不缓慢，不但逐步满足了人民需要，而且为国家建设提供了 100多亿元的积累。在 1955年 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陈云指出：必须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用各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尽量适应或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为此，除拿出占基本建设总支出 7.6%的资金用于对农业投资外，“一五”计划还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

第四，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处理好国家和农民、商人以及消费者的关系。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加之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行为的出现，国家的粮食供销出现严重失衡，市场供应极度紧张。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实质上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及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陈云认识到，必须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并且造成牵动全局的物价波动，最终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要解决粮食问题，就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国家和商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其中最难处理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与农村所有余粮户的关系。他认为，只要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天下的事情就容易办了。只要能够收到粮食，分配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但是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呢？对此他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经过反复考虑，陈云提出了可供研究的八种方案（八种方案是：（1）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2）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3）只征不配，一定会边征边漏；（4）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5）“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6）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但没有把握；（7）合同预购，有数量问题和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8）各行其是，可以试一试，但是要考虑互相之间的影响），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只能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即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长远看，统购统销能够统筹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利多害少。这个重大决策，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党中央的批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而且基本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在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1955年 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作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报告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所谓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不论是国营部分，还是私营部分，都要有计划。有问题的行业要安排，现在正常生产的行业也要安排。陈云强调，统筹安排的范围非常广泛，国营和私营之间，私营和私营之间，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和明天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处理好，都需要统筹安排。同时，要处理好私营企业改造与资方人员安置的关系，所有资方实职人员都要安置起来，不要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人员坐冷板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设想，必须在生产、经营和市场活动中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1956年 9月召开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提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计是陈云运用全局思维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得的重要成果，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大胆突破，对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