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News World）中看到了一部他们新近制作完成的文献片Sisters in the Bush。当年欧洲移民在这片苍茫荒原上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的一幕幕场景，触动了我那在心中隐现了很长时间，却始终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想法，一个冲动──将我们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那份期盼，算计，寻找，失落，和无奈用一个个琐碎的，又是形象的故事表现出来，借以认识生活，总结历史。
首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该片的内容。Sisters in the Bush中的主人公是二姐妹，苏珊娜和凯瑟琳，出身英格兰的上流社会，梦想着成为作家。厌倦了英格兰上流社会的贫乏生活方式，两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做出了一个从此改变了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1832年他们移民到了上加拿大（Upper Canada），落脚于今天的Peterborough一带。
与其他移民相比，苏珊娜，和凯瑟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和相对富裕的，她们相信自己可以轻松地成为殖民地社会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实很快粉碎了他们的梦想。约翰和托马斯作为前军人，虽然可以无偿地分配到土地，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种地，他们更适于在伦敦的文学沙龙中侃侃而谈，而不是在这儿开荒种地。
尽管面对着疾病贫穷，又时甚至是饥饿，二位富家出生的小姐勇敢地面对现实，为生存而战。她们除了洗衣做饭外，还学会了做蜡烛，制作独木舟下湖捕鱼，和赶马车。二姐妹在为生存而辛劳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她们的写作，她们把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转化成了不朽的文字：凯瑟琳将其和英国的姐妹及母亲的书信往来汇编成册，出版了 The Backwoods of Canada；苏珊娜则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了 Roughing It in the Bush。Roughing It in the Bush和Uncle Tom’s Cabin并称为19世纪北美文学的二部扛鼎之作。
时间过去了150多年，加拿大已从当年的先民伐木垦荒的一片荒原，发展成了后工业化国家，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生存我们不用去开荒种地，而是改进工厂了，但生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移民所面临的问题还是相似的。我们90年代中后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仍然有着与苏珊娜和凯瑟琳当年相同的问题−−我们是为美好生活而来的，怎么到了这儿就变成了为生存而奔忙了那。我们茫然，苦恼，甚至有点儿愤愤不平。我们该怎么办？于是就有了“去与留”的讨论。
在“去与留”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有着太多的算计，让人不由地联想到大多数移民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我们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不是总在捉摸着“经济上有利，技术上可行”嘛。其实我们捉摸来分析去的“得失”，都只是生活的表象，而不是实质。在看似全面，或独到的分析中，是一个个萎顿的生命，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对于生命，对于人生是不能，也难以用可行性报告来确定方向的。在此我们呼唤生命的冲动，和对形而上学的追求。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风起云涌的社会形态，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口号，那贫乏而又严酷的现实，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沃土，涌现出了一批知青作家，从而也产生了知青文学。
今天的移民是不是也可以产生出移民文学那？应该。因为我们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曾经“富过”，而现在有些“落魄”，这样的生活落差，正给了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空间；我们亲身体会了帝国主义的繁荣是怎么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洋大人们的善良可以表现在立法禁止超市出售活鱼（在顾客面前杀活鱼被他们认为是太不人道了），却把从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结结实实地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那些在国内时还是党员的人们，到了加拿大没有多长日子，就都纷纷入了教会改信了基督，如此容易改变的可以称之为信仰嘛；民主当然比独裁好，用金钱来竞选当然比用枪杆子打天下来的文明多了，在国内时总觉得西方如何如何，到了这儿才真正发现，政治从来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广大劳动人民只是跟着瞎起哄；在北美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的现在，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仕途与我们移民无缘的时候，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了挣钱上，可房子多大算是够住，钱挣多少算是够花；在工业化国家里这种把人变成机器的现代化，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所表现出来的人被机器所控制，人被机器所压迫的景象现在不就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嘛；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可曾感到过孤寂，母国与我们渐行渐远，加拿大对我们也并不在意，这儿不是我的家，那儿也不是我的家…漂泊的人们将何处为家。
愿我们中间才情横溢的二三素心人，在经历了足够的生活积淀之后，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沉静的思考，能把这生活的表象（琐碎得应该象刘振云的《一地鸡毛》）和其背后的冷峻（异化，集体无意识，和人生的无常等）化作一个个连贯的故事，以此丰富人生，总结时代，也不枉我们在加拿大栖栖惶惶，磕磕绊绊，和寻寻匿匿了一番。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8-18 19: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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