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从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到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英格兰还是一个帝国。现在不是了。
英国脱欧已经把伊丽莎白二世末年变成了大不列颠的最后篇章。脱欧支持者在街头挥舞着旗帜,热泪盈眶地庆祝“独立日”到来的那一天,让英格兰自16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的大国角色,以及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之都的地位,都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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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登基后,她手下的商人-冒险家开始了帝国的创建。到伊丽莎白二世出生时,大英帝国已将近四分之一个地球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英国脱欧承载着关于伟大复兴的幻想——“收回控制权”——但现实将与这一幻想背道而驰。目前,英格兰对脱离欧盟的渴求似乎已经导致苏格兰终将不可避免地脱离英国。它让北爱尔兰的身份也变得不确定起来,那里的大多数人也都投票反对脱欧。
这种被误导的渴求,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联合国安理会为英国争取的一席之地变成了一个“腐败选区”(即历史上诸多人口稀少但依然得以存在的议会选区)。那些大国绝不会允许这个小小的英格兰一票否决其意愿。
英国为何做出这种选择?关键因素并不是主权问题,而是对民族变化的抗拒。
“它已经不是英格兰了,”我穿梭于全国各地报道公投期间,人们告诉我。在汤布里奇和格兰瑟姆,在罗姆福特和威特尼,我成百上千次地听人说起:“我们已经不认识我们的国家了”。
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人们认为这场公投所针对的议题并不是欧盟成员国资格,而是移民问题。他们还认为,“移民”是非白种英国人的同义词。促使他们投票赞同脱欧的是身份,而非紧缩政策。
在1953年加冕之际,伊丽莎白二世也成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君主。当时,英国的非白人人口数量可能还不到2万。70%以上的英国劳工是手工劳动者。
英国首都伦敦还远远没有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都会。在1993年,只有不足3%的伦敦人出生于国外;那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常态。历史学家认为,虽然有大量的商贸活动,伦敦一直到17世纪基本上还是一个单一民族城市。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都市精英们便常常以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在英国定居为依据,宣扬不列颠是一个移民国家的国家叙事,但这种说法与历史并不相符。我们选择忘记的是,英国的爱尔兰人群体直到1980年代还在承受令人震惊的民族仇恨和社区隔离。
犹太人在13世纪被赶出了英国,直到17世纪才被允许定居于此。由于极端敌视犹太移民,英国在1905年基本关闭了犹太人的入境通道,后来又拒绝庇护欧洲数十万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二战爆发前,这个“岛国”只经历过三场给其人口结构带来影响的移民潮:法国和荷兰的胡格诺派(Huguenots)信徒在16世纪涌入,爱尔兰移民在19世纪中叶涌入,犹太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涌入。移民人数一直都很少。胡格诺派信徒占伦敦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爱尔兰移民的数量在19世纪达到了顶峰,但即便是那时,他们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比重也少于3%。在1880至1914年间,只有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movinghere.org.uk/galleries/histories/jewish/origins/origins.htm]不到25万[/url]犹太人移居英国。
因此,伊丽莎白二世治下最令人震惊的历史潮流,莫过于在英国突然出现了一场民族转型。在1931年,也就是女王只有5岁的时候,英国人口中只有1.75%出生在国外。在她治下,帝国蜕变成了不列颠:这个岛国首次经历了来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白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到2011年,也就是她85岁的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约20%的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子女。
到女王今年庆祝9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臣民中12%以上为非白人。这是一个新英格兰,但伦敦已经是另一个国家。在1971年,伦敦人中仍有86%是白种英国人。40年后只剩下不到50%。现在,包括斯劳、莱斯特、卢顿和伯明翰等大城市在内,许多城市地区的人口中白种英国人的占比都不到60%。民族变化正在加速:到2050年,大约30%的英国人可能会是非白人。
留欧派指出,移民涌入量不大的地区,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比例最大。这就忽略了从各个城市大量涌入这类地区的白种英国人家庭,并且误解了他们。人们投票反对让自己所在的城镇变成伦敦,他们投票反对让英国变成移民国家。
在汤布里奇,我听见人们说“伊诺克是对的”。他们指的是政治人物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他在1968年的一场演讲中预言移民大量涌入会引发种族冲突,其言论让党内同仁感到震惊,却赢得了大批民众的支持。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家乡格兰瑟姆,我被告知英国会“因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佬的涌入而崩溃”。在伦敦以东的郊区罗姆福特,有人警告我,“英国人和移民之间会有一场内战。”
自从投票决定脱欧以来,英国迎来了一波袭击、纵火和凌辱的浪潮。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变化是一个社会所能遭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但愤怒的火焰为何在今时今日变得如此炽烈?
部分原因在于,脱欧运动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英国其实是在听德国发号施令。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由于土耳其即将成为欧盟成员国,源自欧盟的移民潮一触即发。这让脱欧公投所承载的情绪,与希腊去年针对救助方案的公投有着诡异的相似,后者同样包含着一种二战重新打响的心理暗示。
在旅途中,我时常想起作家J·G·巴拉德(J. G. Ballard)。他说,英格兰人很可笑,“讲起话来让人觉得他们会打赢这场战争,但做起事来让人觉得他们已经输了。”
郊区在梦想着暴力,他写道。但在这种表象之下,他看到了一个愤怒而迷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让英国在过去数百年间得以傲然挺立的支柱——帝国、教会、海军、阶级——正走向崩塌。英国不复存在许久之后,这种崩塌仍然在它内部继续着。
如今,患有怀旧病的梦想家们在无意间拆毁了大不列颠最后一点破旧的遗迹。它已经不再是英女王的英格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