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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穹顶之下》没有说服我?光靠情怀还不够(图)[size=0.9em]文章来源: 创事记 于 2015-03-02 23:43:01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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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沈 微信公众号:老沈一说
首先要声明,这篇文章并不是来批判《穹顶之下》的。相反,柴静的这部作品,无论从包装的精美,文案叙事的设计,采访对象的深入,还是数据的翔实程度来看,都非常值得喝彩,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是,跳出那些感情叙事的框架之后,我只能说,《穹顶之下》虽然感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从更理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谈论的话,似乎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雾霾的危害具体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柴静在片中引用了前卫生部长陈竺的研究,认为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中国人约有50万(其实陈的原文是35-50万)。但是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由于缺乏更详细的研究数据,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结论可靠度究竟有多少。
在整个科学界,对于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刚刚有所进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大气细颗粒漂浮物对于肺癌有什么关系,2013年,当钟南山宣称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增加的时候,还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驳。直到2013年底,根据几个最新的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才首次把大气污染物列为一级致癌物。
不过,这些调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国家做出的,而中国的PM2.5浓度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光是大气污染一项,就能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所以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线性关系,能不能简单地拷贝到中国,还是比较有疑问。
当然,很多人可能要说,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吗?至于它每年究竟导致10万人还是50万人死亡,有多大意义吗?
但这恰恰是在公共决策层面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雾霾付出的具体成本大约是多少。因为社会的决策,它不是讲温馨讲情怀讲故事,任何一个社会选择的背后,往往都是冰冷的经济学核算。很少有东西是无本万利的,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们要讨论的,是它“值不值得”。
柴静自己曾在博客里写过一篇关于DDT的故事:当年农药DDT被发明出来,用来消灭蚊虫,减少疟疾。但是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致癌,并污染环境。《寂静的春天》后来几乎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圣经,并最终导致了DDT的全面停用。
听上去棒极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后,又没有同样有效的药物来对付蚊虫,这使得非洲疟疾的发病率飙升,仅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就导致了至少10万人的死亡。因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纳建议,并迅速把疟疾死亡人数降到50%以下。后来,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
但此时,已经有大约2000多万人死于疟疾之下。后来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曾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对环保党进行什么非议。把柴静自己曾讲过的这个故事拿出来,无非是想说明,当进行一项公共决策时,我们不能仅仅只是诉诸感情。DDT污染环境好不好?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污染环境能够拯救2000万条生命呢?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骂一样东西“很坏”是不够的。我们至少应该追问三个问题:它“具体有多坏?”,“有没有更坏的?”,以及”没有它会不会更坏?”
雾霾问题也是一样。但凡是个正常人的,恐怕没有谁会喜欢雾霾,谁都知道雾霾对健康不好。但只有定量地做出分析,我们才能搞明白,在公共资源投入上,如何分清轻重缓急。比方说,如果要具体地应对空气对人们的健康影响,我会建议更多地关注吸烟问题。从科学角度来说,吸烟对于健康的影响要远比PM2.5来得明确,在所有的肺癌中,大约60-80%是由于吸烟所引起,而室外大气污染恐怕不到10%。实际上,吸烟也是产生PM2.5的过程,一支烟就能产生浓度相当于633微克/立方米的PM2.5。而中国每年因吸烟而致死的人数,在120万以上。
有人说,吸烟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能和空气污染相比。但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有88%的人在家里被动吸烟,60%的人在公共场所被动吸烟,30%的人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特别是在不吸烟的妇女当中,因为二手烟而患上肺癌的概率,恐怕还要高于大气污染。中国每年有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光是这一点,就不比燃煤造成大气污染的危害小多少。
公共场合禁烟在中国难以彻底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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