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民信洋人不信政府/梁发芾

痛扁五毛奴

晚清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对日本的巨额战争赔偿，财政出现了大困难。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放下身段，在国内发行公债，筹集经费。
    　　
     中国历史上朝廷不可能向臣民借钱。向臣民借钱的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成为平等关系，这不符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而且欠人钱财后就会低人一等，连平等地位可能保不住。所以，朝廷和官府不可能向老百姓借钱。在清朝， 朝廷缺钱的时候，会不断通过卖官鬻爵或者强征强取要求老百姓捐输，报效。捐输和报效是看起来是自愿的，本来是无偿的，当然，朝廷愿意以官职或荣誉或功名做酬谢，给予捐输和报效者以报答，那也是常见的。但是，朝廷不会想到向老百姓借钱。

    　　
    但朝廷终于不顾面子发行公债，向老百姓借钱的时候，老百姓并不相信朝廷真的会还钱。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强捐的另一种借口而已。事实上，老百姓的担心和怀疑绝非没有道理。晚清发行过几种公债，如“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等。“昭信股票”虽然叫做股票，但其实是公债。这说明，在清廷刚刚发行公债的时候，可能对债还是股都区分得不甚清楚。虽然发行公债的时候政府也信誓旦旦承诺还本付息，而且利息还相当高，比起同期英国国债的利息可能高出不止一倍，但晚清公债的信用确实不敢恭维。与历史上捐输或报效一样，晚清公债确实多是摊派，强征。尤为可笑的是，公债发行的时候，有一帮王公大臣带头表示要为国报效，拒绝领取或接受票证。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如果谁还领取债券，岂不是意味着不为国分忧，岂不是意味着乘机发国难财！所以，很多人尤其官员们被裹胁进去，缴了银子却不敢领票，极不情愿地变成了报效。而有些地方，银子早就收上去了，但是债券迟迟送不到债权人的手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在公债到期需要还本付息的时候，有些官员甚至强迫将公债转为报效，有的则玩起了“债转股”的手段，将公债转化为股票。最后结果是，不少人的公债券被赖账。
    　　
    政府不讲信用，老百姓自然不可能去信任它。梁启超讽刺袁世凯发行的以某种收入为担保的地方公债为“袁世凯式公债”，因为国外政府公债是以政府信用做担保的，本来无需另外规定担保。当然，这也不能太怪袁世凯，因为满清政府信用低下，仅凭信用，是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借来钱的。还必须有某种收入作为偿还担保，方能取信于民。实际上，晚清公债大多是以某种收入为偿还的担保的。但政府所列的收入担保，往往也不可信任。政府财政困难，一项收入被很多支出盯着，根本轮不到优先偿付公债本息；被列为担保的收入，投资人又无从控制，政府想花到别的地方，投资人又有什么办法？所以，即使政府列出某些作为公债偿付的担保收入，老百姓仍然信不过。
    　　
    老百姓信不过本国政府，却相信洋人。
    　　
    当时就有官员抱怨说，发行公债时，竟然有许多商民要求海关税务司外国官员签字担保才肯认购。《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中有《国债各例问答》：“视今中国借款，民以为款必须洋关认保，而借外国之债有以洋关为质。是中国已不可为国，而但有洋关矣”。《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中《记各国国债》一文说：“上次昭信股票内地皆视为捐输而不视为国债，通商口岸则须税务司签字而后允借，不信国家而信一洋员，言之痛心”。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长期是由英国人担任总总税务司的。总税务司这样重要的国家机构，由洋人担任本身是一件可笑的事。而更可笑的是，在税务司由外国人把持的几十年中，中国最廉洁高效的政府部门，就仅仅是这么一个税务司。洋人把持的税务司非常廉洁高效地为大清征收关税，关税成为大清最有保障的收入。大清向洋人举借外债的时候，是由关税做担保的。洋人很清楚，关税的担保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担保。
    　　
    有意思的是，大清政府向本国人民借债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要求由总税务司或税务司的洋人官员签字担保，不然，不予认购。这就是说，当时中国商民信得过海关税务司的洋人，信不过本国政府。尽管有识之士感到痛心，但是，事实是，通商口岸的民众的看法是理性的。后来的公债偿还方面，有外国海关税务司签字的公债大多获得偿还，而无税务司担保的公债，却常常得不到偿还。《记各国国债》也承认：“厥后凡由税务司签字者，固已按期归还，而其他则与捐输无异，重失大信尤为可痛”。
    　　
    虽然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商民信任洋人不信政府是大可痛心的事，但也有官员看到这事对于顺利发行国债倒是可以利用的好事。当时一位驻意大利的官员上奏朝廷，建议以后政府发行公债，都由洋人税务司担保。他说：“职闻甲午年之息借由各省藩司给票者不尽归还，由各海关税务司签字者，届时本利偿清，无丝毫蒂欠。……职现拟办法，先就通商口岸设局，其股票由局盖印外，仍经税务司签字，则华洋各商自比深信不疑，俟数年之后风气既开，内地富商见此项国债有利无害，自可逐渐推广”。张之洞于其书信中也曾提议任用洋人办理公债：“另设一国债局藩司及一实缺道共主之，局不宜设在衙署，居中管事须用洋人方能取信”。张之洞这个建议真是有趣得紧。中国政府已经根本无法取信于民了，只好在衙门中安排洋人官员来取信于民。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啊！
    　　
    （参见曾建民《晚清公债的发行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