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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頭號戰犯毛澤東——從國共和談到血腥内戰(一)
(参与2014年6月21日讯）
頭號戰犯毛澤東
——從國共和談到血腥内戰
康正果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鬥爭。
——毛澤東
你縱可矇世人於一時,騙個別人於一世,但休想把天下人永遠矇騙下去。
——亞伯拉罕?林肯
一 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
毛澤東有關“桃子該由誰摘”的狡辯在中國大陸流傳甚廣，凡受過小學教育的學生，大概都在語文課堂上朗讀過“偉大領袖”這篇義正詞嚴的聲明。那時候我們小學生誰會懷疑毛主席說假話，都以爲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官兵確實躲在峨眉山上，而侵華的日本鬼子，當然就像小説和電影上演義的那樣，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遊擊隊發動地道戰和地雷戰打垮的了。針對毛信口胡謅的“峨眉山”，毛選編者更予以坐空落實，詳為註釋說，那山“實際上泛指中國西南、西北部的山區。自1938年武漢被日軍侵佔以後，蔣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揮的很大一部分軍隊就躲在這些山區裏，坐視解放區軍民同日本侵略者作艱苦的鬥爭。”1 此類在毛時代矇騙國人的讕言早已不攻自破，2005年大陸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連胡錦濤總書記都不得不在他的講話中宣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對國民黨的抗戰功績，從向來的完全否認轉變到開始承認，中共的宣傳口徑畢竟調整到稍有進步的程度。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具體戰績到底如何，胡錦濤的表述仍讓人覺得含混其詞和過於籠統。時至今日，官方版的黨史已敗露得千瘡百孔，再繼續重復國民黨消極抗日的論調，無異於反諷中共自己，對他們來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多做些掩蓋自身抗戰劣跡的工作。官方因此對國軍的抗戰功績開始作有限度的表彰，好顺便把共軍也拉進去評功論賞，平分秋色。這就是中共今日修補歷史，以維持其合法地位的詭變伎倆。
毛澤東當初的那些講話不管多麽強詞奪理，置諸今日的語境，已很難抵賴擺在我們面前的統計數字。數字的對比就是不言自明的結論。國軍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激烈會戰多達二十二次，大型戰役一千多次，其他戰鬥近四萬次。正是通過這些傷亡慘重的戰鬥，中國的抗日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硬是把一場被認爲打不贏的戰爭撐到了最後的勝利。中共在敵後作戰，其目的在於建立根據地和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他們固然也發揮過牽制敵軍，挫傷日偽，輔助正面戰場的作用，抵禦過不少由他們那些偷襲日軍的小動作招致的大掃蕩，但無論是蒙受的犧牲還是獲得的戰果，都遠不足以同國軍相比。國軍在抗戰中陣亡官兵一百三十二萬，其中包括二百零六位將軍。共軍陣亡約十六萬，地位較高的將領中僅有二人陣亡。至於中國軍隊總共斃傷了多少日軍，國共兩方面的統計數字均有不少水分，尤其是敵我雙方負傷人員的數字，尤難作出確切的統計，故在此均可存而不論。參考日方公佈的日軍死亡總數二百一十二萬，除去被美軍、英軍和蘇軍擊斃的人數，中國軍隊擊斃日軍約為四十七萬，其中為共軍所斃者至多五萬。與通行的統計數字相比，這一數字很可能被認爲偏低，但卻更接近實情。2 至於雙方擊斃的日軍中各有多少人爲高級將領，不同的統計數字出入更大，行文中實難以繁瑣細究，但總的來說，同樣是死於國軍之手者遠多於共軍。這樣看來，無論就雙方犧牲的人數而言，還是就各自擊斃的日軍人數而言，國軍都比共軍多八倍以上。
數字畢竟是勝於雄辯的，毛澤東憑什麽說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軍隊“袖手旁觀”，“一擔水也不挑”？又憑什麽貪天之功以爲己有，說共產黨八年來“解放了大量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僞軍”？毛澤東最爲詭詐的反動修辭便是處處拿“人民”這個用語做遮謊的盾牌，並自封為人民的代表，而且自始至終，都把中共的利益和勝算一律冒充在中國人民的名下。他所謂“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於人民”這一連串狡賴的説法，便明顯把中共集團以外的抗日力量排除在他所謂的人民之外，而真正作爲人民大衆的四萬萬沉默群體，反倒被毛澤東瞞天過海，任他們中共集團全面掉包。難道只有共軍中打仗的官兵來自“人民”，國軍的官兵都來自大地主、大資本家，因而不屬於“人民”嗎？“人民”這一彌天的冠冕已把中國人民蒙蔽得太深太久，對毛澤東此類反動修辭，我們處處都應從“反面”讀解。這就是說，凡是他声言“人民”如何如何，實際上都是在包裝他們中共集團。
毛這場延安幹部會議上的“摘桃”動員報告作於1945年8月13日，身為莫斯科耳目的弗拉基米洛夫隨即做出迅速的反應，弗氏次日便在日記中狠批毛的詭詐，說毛“盡可以天天説謊，年年説謊，但卻不可能永遠說謊下去。”弗氏同時還指出，“這場震撼中國的大革命本身即含有求真的奮鬥，”他說他深信，“中國人民一定會獲取其所求。” 3時至今日，曾一度修煉成精的毛澤東已逐漸露出其卑劣的原形，包括筆者“還原毛共”的工程在内，近年來大量評毛批毛和重寫黨史的論著所持續從事的，可以說即屬於中國人民求真的奮鬥。真相的顯示猶如撥雲見日，真相一旦光照天下，成精的妖孽自然會在現出原形後撲地而滅。
二 搶先發動“摘桃戰”
那一年8月6日，美軍投下原子彈轟炸廣島，兩天之後，蘇聯即對日宣戰。蘇聯紅軍趁勢出兵東北，在十數日的猛烈進攻中，對七十五萬關東軍發動了毀滅性的打擊。原子彈的致命一擊和蘇軍參戰極大地加速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天皇及其政府不敢再堅持他們那“一億總玉碎”的頑抗，在8月15日宣佈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盟軍中受降的中方代表當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而非並無合法地位的中共集團。但一向“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並不理會盟軍在美國“密蘇里”戰艦上履行的那一套手續，他向他的黨軍宣稱，中國人民已經把解放他們的“權力委託給能代表他們的、能忠實為他們辦事的”共產黨了。因此在8月13日的動員報告中，他及時發佈命令，敦促共軍搶先去摘能摘到手的那“一批中小桃子”。毛澤東作報告寫文章，慣於操持煽動慫恿性的比喻，所謂“摘桃子”，就是搶先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具體的做法是：突擊行動，與國民黨爭奪受降權，盡量從日軍手中繳獲先進武器，佔領更多的地盤，把共軍在抗戰中從未間斷的“鬣狗行動”急劇升級，擴大為“解放全國人民”的正義之戰。毛澤東現在已有恃無恐，他多次揚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強大的槍桿子已撐硬了他的腰桿，他一面擺出敢打内戰的強勢姿態，一面發動爭民主求和平的宣傳攻勢，同時把挑起内戰的罪責全推到蔣介石身上。抗戰八年中從未間斷的“摩擦”和“打頑”如今改稱“摘桃”，鬥爭的形式也從被動還擊轉向主動進攻。抗戰終於結束，廝殺卻並未停止，一場更血腥的“摘桃戰”就這樣在國共兩軍間惡性互動起來，把美蘇最擔心發生的，國共兩黨内很多人士都試圖避免的，全國人民特別反對的内戰一步步推向全面爆發的邊緣。
對毛澤東來說，抗戰勝利的偉大意義並不在於國家與民族的浴血重生，不在於基本上終結了自晚清以來遭受列強欺淩的國恥，也不在於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團結一致，努力實現戰後的和平建國綱領，而在於中共集團已轉危爲安，由弱變強，具備了抗衡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力量，擁有了進一步乘勝追擊，打天下坐江山的革命資本。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就在閲讀一份報告時隨手批示道：“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那正是國軍與日軍在貴州和廣西一帶鏖戰的日子，中國大地上砲火連天，血肉橫飛，抗戰的勝敗尚未見分曉，穩坐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已急不可待，把他摘桃的手伸得老長老長。在六屆七中全會上，毛公然告訴與會者說，美國記者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都認爲“天下是我們的”。接著他預測出未來的三種可能性，特別強調第三種可能性是以中共為中心，並向與會者詳加描述說，“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更加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討論黨的七大路綫時，毛澤東更明確提出“解放全國人民”的“人民戰爭”。他說：“所謂人民大衆，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所謂人民戰爭，就是農民戰爭。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農民戰爭。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 4 正是本著他利用“農民軍”打天下的一貫戰略和終極目標，對於國民黨方面讓共軍“就原地駐防待命”的指令，毛澤東立即回電批駁，拒絕執行。原來的“抗日根據地”，他現在一律改稱“解放區”，大大小小的解放區那時已遍及從遼寧到廣東，從山東到陝甘的十九省之多。在蘇聯出兵東北之後，毛更於8月20日命令華北根據地抽調大量兵力，儘快開赴東北，乘紅軍佔領東北之機，領先奪取東北的各大城市。自從逃出蘇區，踏上西竄之路，毛澤東從未斷絕“打通蘇聯”和爭取“飛機大炮”的念頭，只要能一舉顛覆國民黨的政權，他隨時都做好了與蘇聯紅軍裏應外合的準備。在佈置進軍東北的同時，毛還向華中局和華北局發令，要求前者組織數百萬農民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奪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求後者組織北平、天津等地的市民武裝起義，配合八路軍奪取平津一帶的城市。5 那時候毛澤東實在是摘桃心切，其猴急的情狀一時間達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他明知道沒有外援和機械化武器裝備是共軍嚴重的缺陷，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奪權衝動，又想搞一次軍事冒險，以期儘快佔領更多的大城市。6 偏不巧就在毛頭腦發熱之日，莫斯科發來一封電報，斯大林再次給他當頭潑了盆冷水，弄得他十分惱火，卻又倍感無奈。
該電文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實際上傳達的是斯大林的旨意。
大老闆警告毛澤東說：“中國一定不能打内戰，如果打内戰，中華民族就要毀滅。”來電並要求毛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迅速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7 蘇聯紅軍反攻柏林途中，解放了一批東歐國家，其中有不少共產黨領導的反法西斯遊擊隊都在紅軍扶植下奪取了政權。法西斯在歐洲敗陣後出現的這一“新生事物”對毛澤東大有鼓舞，他也盼望蘇聯紅軍能像援助保加利亞共產黨那樣武裝介入，直接幫中共武裝奪權。沒想到莫斯科這封電令突如其來，展開一看，聖意難違，一下子打消了毛澤東興奮的狂想。斯大林顯然是要中共步法國共產黨的後塵，放下武器去走議會道路。這正是毛所說的三種可能性中最不樂觀的那一種：中共得向蔣介石交出軍隊，毛及其同僚都要去聯合政府内當官。斯大林的干預和指令讓毛十分生氣，以致他多年後提起此事仍耿耿於懷，多次把史大林此舉作為“整他”的實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並把斯比成不許阿Q革命的趙太爺。由此可以想見，毛澤東當初被迫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心裏頭曾經何等的窩火。
三 美蘇軍援及其對國共的牽制
作為一個外國人，史大林現在何以表現得比毛澤東還更加關心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呢？就毛不惜打一場內戰的蠢動而言，毛的缺乏國家民族關懷是顯而易見的，他因而對史大林的關懷頗感意外，一時間尚摸不透大老闆的用意。毛澤東囿於其延安窯洞的土見識，講話中一再貶抑原子彈的威力，把日本的迅速投降多歸功於蘇聯的出兵東北。毛誇大蘇軍功勞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他指望蘇軍佔領下的東北能從速轉到共軍手中。有關美、英、蘇三國雅爾塔會議的情況，毛其實早有所聞，那時候他一味為共軍可開到東北與蘇軍並肩作戰而高興，並不在乎蘇聯對中國的主權侵犯到多麽嚴重的地步。8 至於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顯然尚不完全清楚其内容，更不知道斯大林對他們毛共和國民黨政府分別持什麽態度。雅爾塔會議後，赫爾利反美途中曾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面，斯大林答應赫爾利同美國一起“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政府”，並表示“無論戰時戰後都願尊重蔣主席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至於中共，斯大林指責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是土地改革者”。 9 由此可見，至少在斯大林與美國人圖謀“雅爾塔密約”那一段時間内，莫斯科並無扶植中共全面奪權的計劃。幾個月之後，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成功爆炸，核威力的確威震了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頭子。他有他通觀全局，權衡利弊的頭腦，其深遠的思慮豈是好説大話的毛澤東所可企及！那時候斯大林實在擔心，美國和蘇聯若因介入中國的内戰而互起衝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連俄羅斯民族也難免遭到毀滅的厄運。斯大林其實更比美國人害怕被拖入國共内戰的漩渦，應該說，這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關懷。
中國自晚清以降，根本的問題在於自身的積貧積弱和内部的分裂，各個武裝化的政治集團都在為壯大自身的勢力爭取外援，分別去投靠他們可以依賴的列強。從孫中山聯俄到中共甘當共產國際的在華支部，再到蔣介石親美，都是在既缺錢又少武器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外伸手。日本侵華後，國民政府無力單獨對付強敵，只好四處求援，竭力去聯合國際上可能爭取到的反日力量，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時也受到援助國多方面的牽制和困擾。因爲國際間的援助和示好並非出自單純的慈善人道或私自的情誼，每一項外援都與援助國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抗戰初起，英美均無意軍援中國，國民政府之所以獨能得到蘇聯的援助——低息貸款二億五千萬美元，提供飛機一千架，派遣約兩千名飛行員和五百名軍事顧問——，完全是因爲那時候幫助中國對蘇方大大有益。中國的抗日戰爭打得越激烈，蘇聯的遠東地區便越安全。日軍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潭，蘇聯才得以抽出兵力去集中對付來自歐洲的戰爭威脅。莫斯科唯恐蔣介石與日本謀和，因此才逼迫中共與國民黨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綫。從國家利益出發的外交原則向來都很講究實際，不容你弱國有絲毫爭辯，面對強權世界的冷酷現實，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只能徒喚奈何，生他們各自的悶氣。
至於美國，畢竟遠處大洋彼岸，對發生在東亞的戰事，自然在最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只是隨著日軍的軍事行動日益損及美國在華的利益，美國才聯絡英、法兩國，公開向日本強硬表態，堅稱要維護他們在遠東的權利和義務。1941年4月，蘇聯為免遭日本與德國的東西夾攻，暗中與日本簽署中立協定，宣佈“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公然侵犯中國主權，轉眼間就背棄了國民政府。接著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自顧不暇，更不願得罪日本，隨即終止了對華物資援助。《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也解除了日軍在遠東的後顧之憂，直接促成日軍大舉南下的行動。隨著日軍南下進犯東南亞各國，明顯擺出與英美決戰的姿態，美國對抗日本的態度才進一步明朗。經國民政府反復遊説，羅斯福始對華有所親善，簽署了支援中國的《租借法案》，開始有限度地軍援中國。但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與日本商討“日美諒解臨時協定”，打算對日作出某些讓步，明顯有“犧牲中國、綏靖日本”的傾向。由於此協定也損及英國的利益，遭到英國的強烈反對，美國對日的態度才被迫轉爲強硬，對該協定作出修改，要求日本從中囯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兵，放棄在中國的特權，最終激發了日本對英美不宣而戰的決定。緊接著珍珠港在年底挨炸，美國終於在對日宣戰後正式與中國結盟。因爲美軍要在中國修建很多機場，要從中囯起飛去轟炸日本，還指望中國戰場拖住更多的日本兵力，更要把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調遣到緬甸協同英軍作戰。國軍一面以血肉長城死戰日本，蔣介石及其政府一面為配合美國和蘇聯的需求而被掣肘在十分彆扭的對外關係之中。
就以上的事實來看，美蘇兩國在援華事務上顯然都基於各自的利益，而且都是在戰事一步步惡化的形勢下迫不得已，一時間被拖入了援華的事務。對國民政府來説，在那種危急時刻，能爭取到貸款和軍火已屬很不錯的結果，哪還顧得上爭辯其中的是非與曲直？但比較而言，蘇聯在處理敵對還是結盟的問題上缺失起碼的道德底綫，因而常玩弄兩面派的手段。美國則態度明朗，敢做敢當，一旦介入戰事，就堅守不與邪惡軸心集團妥協勾結的立場。斯大林的行事卻與之相反，他不惜背信棄義，為趨利避害而兩頭遊走，隨風轉舵。總的來看，對比英國的極度自私和漠視中國，以及蘇聯的包藏禍心和反復無常，反觀美國在援華事務上的不少作爲，應該說還算比較切實，多少有那麽幾分仗義。如果不是羅斯福一再推舉和竭力斡旋，開羅會議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蔣介石的席位，中國更無緣躋身世界“四強”之列。在蔣介石絆絆磕磕，勉強參與了開羅會議的整個過程中，邱吉爾始終都在竭力阻撓，一再抵制，斯大林更因不屑與中國平起平坐而缺席了那次重要的會議。由於受到羅斯福的全力扶助，蔣介石總算為中華民國爭取到國際上的那點名分，並趁勢為國家討回了自晚清以來喪失的部分主權。不幸他代表的這個大國那時候實在是太貧太弱，致使他在整個會議期間，身處名不副實的窘境，隱忍了滿腹難言的辛酸。10
美國人對中國的仗義畢竟有他們的限度，“雅爾塔密約”的達成就是一個明證。三巨頭雅爾塔會首時，研發中的原子彈是否能派上用場尚屬未知。這就是說，要徹底擊潰日軍，美軍勢必要登陸中國或日本本土作持久的血戰。為避免美國子弟兵陸戰中付出太多的傷亡代價，美國政府一直要求蘇軍出兵遠東戰場。斯大林似乎不像羅斯福那樣捨不得犧牲自己的軍隊，但他對美國人的交易提出了很高的要價。從蘇聯自身的利益來看，斯大林當時並沒有漫天要價，因爲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原先就有他認爲本屬於蘇俄的利益，而外蒙古事實上已由蘇俄控制多年。羅斯福爲爭取蘇聯出兵，在並未通知蔣介石的情況下就自作主張，拿中國的主權與蘇俄作了交易。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雅爾塔密約”：蘇聯租借旅順軍港；大連商港國際化；中蘇共管經營中東、南滿鐵路；蘇聯在東北的特別利益應予保障等等。這個密約的内容對國共内戰全面展開後的戰局影響深遠，縱觀後來的事態發展，不能不令人在此再作一“反事實”的假説：假使沒有蘇聯紅軍出兵東北那回事，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勝内戰的光輝歷史就要全部改寫了。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6-25 05: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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