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的伟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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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因揭露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报道获得2014年度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者包括格伦·格林沃尔德、劳拉·柏翠思、巴顿·格尔曼、埃文·麦卡斯吉，他们在斯诺登事件报道中厥功甚伟。

两家报纸获得的奖项是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普利策新闻奖通常被认为是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而公共服务奖则是其中的大奖。

在斯诺登间谍罪、盗窃罪以及侵占政府财产罪诸罪加身的当口，在斯诺登被当做美国的国家敌人和卖国贼的当口，如此大奖凸显了普利策奖评委会的绝对独立性，以及公共利益高于政府利益的伟大价值观。正如格林沃尔德此前在美国接受另一奖项时所说的，给斯诺登颁奖，反证了斯诺登挺身而出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美国应该感激他，而不是用起诉书和几十年的监狱服刑来对待他。

另一位获奖者柏翠思说得好：“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决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提供这些信息，我们没有人会在这里领奖。所以这个奖真的是颁给爱德华·斯诺登的。”

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揭发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而青史留名）深刻地意识到斯诺登的重要性。他说，斯诺登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泄漏。“斯诺登的吹口哨（即揭发不法行为、不当行为和机密）使得我们有可能阻止一场反对美国宪法的 ‘行政政变’。”在这个意义上，斯诺登是真正的爱国者。

有关斯诺登的报道已被誉为一代中最重要的新闻工作。有意味的是，普利策的这个奖也是对揭发者（whistle-blower）的肯定。揭发者从其社会定义上来说不是职业记者，但伴随着新的传播能力，他们给当代社会带来的震动比新闻记者要剧烈得多。试想破产的能源公司安然里一名会计谢罗恩·沃特金的故事。2001年，沃特金给少数几位安然公司的执行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会计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题为“你消灭不了的罪证” （“The smoking gun you can’t extinguish”），其中详细列举了安然公司用以掩盖其收入与成本真相的危险行为。她富于先见的话——“我感到非常紧张，公司可能在一系列会计丑闻中内爆” ——不幸而言中第二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沃特金的电子邮件只发给了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少数人，但在这个无限完美地实现了多人同时抄送的时代，写封电子邮件发出也构成一种出版，因为一旦邮件被发出去，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复制件，而任何人只要有一份在手，就可以凭自己的意愿轻松地将其内容告之全世界。

再来看一下阿桑奇的故事，他的维基泄密要干的事情就是无视国家利益发放信息。在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政权和军队单枪匹马地对抗之后，阿桑奇如此高调地指责传统媒体：“我们揭露了不少秘密，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成功——相反，这表明其他的媒体是多么不可靠。五个人的小组向公众公布的秘密比世界其他媒体加起来公布的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可耻！”而他叫板媒体的资本在于维基泄密的整个架构设计：服务器设在瑞典和比利时境内，两国都有全世界最严密的对新闻消息来源提供保护的法律；它仅有5位全职人员，来自全球的数百位记者、工程师、法律人士、视频加密专家，作为志愿者，帮助它维持运转，许多人仅参加一小部分工作。跨国界的的维基泄密被纽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杰·罗森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无国界新闻组织”。

阿桑奇说记者是让其他人冒风险而自己获取声名的人。他声称，他们让国家、大企业、既得利益者逃脱的时间过长，而黑客和揭发者依赖计算机网络，给复杂的数据赋予意义，目的是让这些数据能被自由获得，后者现在可以比记者做得更好。

这是一个颇具鼓动性的说法，但不见得完全成立。然而，沃特金、阿桑奇和斯诺登的做法显示，虽然他们都不是记者，但他们可能代表新闻的未来。怀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普通公民，现在加入崭新的新媒体世界，澄清事实，呈现未经污染的真相，和勇敢的记者一起。斯诺登作为一个逃亡者的命运依然未卜，但他说，希望个人的遭际不会导致公众的注意力从他披露的实质上转移。“我真正想要的焦点，集中在这些文件和其后的辩论上，我希望它在全球的公民中引发思考，我们将来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还说：“我唯一的动机是告诉公众，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在做的事情，其实正在反对他们。”

这是揭发的本质。斯诺登带来信息给公众，使公众可以合理地要求其领导人的改变。奥巴马本来可以适意地无视监控问题，直到被迫看到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砸在他的脸上。斯诺登在普利策奖颁布后的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对所有认为公众应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的人士做出的辩护。”

自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NSA的棱镜计划以来，10个月当中，多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已就安全和隐私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斯诺登被迫寻求多地避难，而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建议对美国的监控系统做大幅度的修正。斯诺登永久地改写了全球互联网权利与互联网政策的版图格局，为此，他不仅应当获得普利策奖，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