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控受害者汃（pā)人哥哥: 伴随着V2K的神奇经历

汃人parren

My Weird Experiences Hearing V2K

微波传声入脑（Voiceto skull）技术：可以传送说话声和其它声音，不通过人的耳膜，直达目标的头部，旁边的人听不到。该技术可以在没有脑控芯片的情况下实现。该技术的美国军方代号是“V2K”。详情请用Google搜索“Voice to Skull”。

    人体试验已经不仅仅是药物、细菌、病毒和化学试验。人体试验的重点是电化学试验，即生物电与化学反应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意识、行为与生物电的关系。例如探测和研究神经系统信号，怎样通过电磁脉冲来控制神经系统。俗称脑控试验，不仅仅是研究人类，还研究动物和其它生物。

    1963年纽约时报在它的首页介绍了José M.R. Delgado教授的试验。在试验中，植入了芯片的凶猛的斗牛，向着没有武器的，从不曾面对斗牛的Delgado教授冲去。但是斗牛的角没有触到红斗篷后面的人体。Jose Delgado博士，按下了电磁波发射器的按钮，牛猛地停住了脚步，然后Delgado按下了另外一个按钮，牛温顺地向右转身走开。

    1999年第三季度的芬兰语报刊杂志《镜子》中，Dr. Rauni Kilde在其文章《微芯片植入，脑控和控制论》中写道：“30年前，脑植入物在X光下显示的大小为一厘米。随后的植入物缩小到一粒米的大小。植入物开始时用硅，后来用砷化镓制造。现在它们小到足以植入颈部或者背部，或者在外科手术的时候放在身体不同部位的静脉里面，在通过或不通过目标同意的情况下。现在几乎不可能探测或者移除它们。”

    MK-Ultra是美国特工和军方在1950年代早期秘密开展的人类行为控制试验项目，该项目在1973年被中止。（请Google MKUltra。）但是，根据前CIA特工MarkPhilips和Robert Duncan的话，CIA脑控试验项目“MK-Ultra”在1970年代被暴露以后，并没有真正终止，而是换了部门，换了名称，以新的预算，在继续进行中。现在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做类似于MK-Ultra的试验。

    [1]初始，V2K猛烈轰炸阶段

在多伦多西面的Mississauga市，2009年8月27日半夜起我脑子里听到声音（传声入脑Voice to skull 或V2K），开始是两个女声，V2K声音连续不停地说，晚上声音不让我睡觉，跟我说个不停。我心里所思所想的东西声音都知道。声音跟我的想法对话。声音回顾我的过去，对我的隐私知道得一清二楚。女声至少连续说了三天三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声音变成了男女混合声。
声音说个不停,好像机器在自动说一样,还带着很大的轰鸣,脑控施害者同时在我的脑子里输入恐慌信号，好象我要得了精神病一样，我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我的孩子们就要从中国到加拿大来了，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必须在这几天租好房子。听着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的V2K声音，我在多伦多的Jane&Wilson附近找出租公寓。在一个公寓里，声音叫我把手机藏在卫生间的柜子里，然后我出去准备租下这个公寓。但是，当我害怕租下那个公寓时，我想把手机拿回来。但是脑控者控制着我的语言，给我极大的恐慌感，同时脑控着公寓管理员对我极端不友好。我竟然匪夷所思地放弃拿回我的新买的索爱手机，我害怕管理员把我当作精神病而叫来警察，当时我对警察恐惧不已。

在离公寓不远的TimHorton里，我发现我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声音也看得到，声音告诉我我看到的食品。我恐惧不已。我曾经在MindJustice.org网站看到过，只要我身上有芯片，我的所思所想，我听到的，我看到的，脑控施害者一清二楚。V2K说芯片一般装在颈椎或尾椎里，连着脊椎神经。

    2009年二月Laurentian大学的教授Michael Persinger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定量和定性的EEG脑波数据表明，在你的大脑右侧有电活动异常存在，特别是在颞岛区域（temporal-insular region ）里面，这增加了你对刺激能量的敏感性，解释了刺激能量的来源。”他暗示在我的大脑右侧颞岛区域有芯片。

当我要离开该公寓时，我发现有人把我的车子偷走了，应该是特工干的。我知道Eglinton & Birchmount那儿有个警局，遂坐车准备到那儿报警。沿途我混混沌沌，昏昏欲睡，整个人好像要死一样。沿途我支撑不住，饥肠辘辘，只好在Eglinton&Warden附近的WalMart买了一盒切片西瓜聊以充饥，然后沿着Eglinton走到了Birchmount报了警。然后我坐车准备到Mississauga。在Kennedy地铁站坐地铁到了Islinton还是Kipling，已经记不清了。然后坐车往北走，到了Etobicoke的一个地方，我下了车。

声音告诉我胡锦涛正在多伦多开秘密脑控特工会议，后来还模拟胡锦涛的声音问候我，还说要带我回中国去。在停车场声音好像是车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声音让我开车门进车子里面等。可是车子都是锁的，我开不了车门。在停车场我站了一晚上，声音骗我扔掉了我随身携带的所有的物品，包括证件和包。(后来有人拾到了证件，把它寄给了我。)V2K玩了我一晚上，让我又是唱歌，又是做僵尸动作两手平伸，又是说话。

   [2]警察犯错抓我入狱
第二天早上，由于各种原因，V2K让我在大马路上拦车准备去Pearson机场，V2K告诉我准备乘坐货机去中国，机场有中国特工接我。我在大马路上拦汽车，准备hitchhike（搭便车）。有司机报了警，警察把我带上了警车。V2K告诉我一个假名字，让我告诉警察。我告诉警察该名字，由于我随身没有证件，证件都扔掉了，警察没有异议。警察把我带到医院里，让医生鉴定我。在医院V2K让我做各种类似于精神病的表情，我机械地配合着V2K做着各种事。后来警察把我带到了临时监狱，即关押嫌疑犯等候过堂的监狱，我被关在单间里。


这不是正式的监狱，不需穿囚服，没有定时的一日三餐，没有公用电话，没有洗浴，没有电视，没有窗户，只有水泥床，没有床垫子，没有被褥，有的只是一个不锈钢马桶，一个不锈钢水池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住在里面分不清白天与黑夜。只是一个临时监狱。
在临时监狱里我每天大约只有一、两顿面包加橙汁，警察好象把我忘掉了似的。这很不正常。一般在临时监狱只关押一个晚上就会送去法庭过堂，等等。我在临时监狱里住了大约十几天。好象特工控制了监狱里的电脑系统，我住在监狱里没有人关注到我，我在监狱里无人过问。我没有犯任何罪，就这样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上演了精彩的一幕。在监狱里V2K声音时刻不断地跟我说话，除非我在睡觉。睡觉一般睡不了多久，特工就把我搞醒。声音一直在说着，跟我的脑子聊着天。这时候已经换成了男声，没有了女声。在监狱里开始时说英语，后来说汉语。说的英语可以听出来明显是华人在说。那个英语的男声还逗我玩说他是Calgary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的学历高。

    V2K告诉我全球脑控部门以国际反恐的名义在进行全球合作。在加拿大，我被中国特工所脑控。中国脑控特工部门准备招聘我为反恐精英（即脑控特工）。在招聘我为中国脑控特工之前要对我进行各项心理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将我招聘。

在监狱里V2K声音时刻不停地给我介绍着反恐精英的故事，开着玩笑，我渐渐地失去了敏感度，意识糊里糊涂地随着声音转。V2K加脑控要我站起来，我就站在水泥床的床沿。脑控施害者脑控着我闭上眼睛，V2K说了一声“倒也”，然后脑控着我往前摔下去。在模糊意识状态下，我从床上站着一头栽了下去，我的下巴重重地撞上了不锈钢水池子。我的运气真好，是下巴而不是眼睛撞上了水池子，要不然我的眼睛会失明。真是后怕。

我在模糊意识状态下。有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把我抬到走廊对面的房间里进行了简单的检查，没有包扎我下巴上的伤口，就把我抬回了房间。我的下巴上至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伤疤。

抬我的两个人是谁？？？一定是脑控特工！他们就在监狱里。

过了很久, 大约十几天, 我被转入了正式监狱, 依然没有人来过问我的真实身份, 监狱方依然用的是我的假名字。正式监狱里穿橙色的囚服，有了正式的用餐，大厅里有了电视和洗浴，不再是单间，有了床褥。V2K依然在给我设置各种场景，给我灌输反党思想，然后要求我抵抗脑控，从心底里爱党，否则就不会把我招聘为中国脑控特工。

有一天，很奇怪，监狱方给我安排一个会见，见的人有几个律师，两个翻译，可能还有法官，六个人的样子。律师说的英语，我脑子里有V2K干扰，没有太听清，好象说我与一桩命案有关系，要将我引渡到中国。我心里很恐惧，以为他们在构陷我。我用英语大嚷起来，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姓名，告诉他们把我的名字搞错了。他们简短讨论了一下，把我放回了牢房。

这件事说明了特工神通广大，什么都可以安排，也说明了监狱和警方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发人深省。

汃人parren

[12] V2K大量减少，攻击开始很有规律

    2013年一年V2K大为减弱。V2K分两种，一种是声音不通过耳膜，但是与通过耳膜的普通的声音没有区别；但是有时又与通过耳膜的声音有所区别。另一种是“默听”，不通过耳膜，也不象普通的声音，好象默读一样，但是又不影响发声器官，是“静音”。2013年有大量的被迫说话（forcedspeaking），少有V2K。期间主要的特点就是攻击屁股和脚。站着就攻击脚，坐着就攻击屁股，不能久坐亦不能久站，只能站一会儿，又坐一会儿，或者干脆躺下，非常痛苦。

    脑控试验可以控制人体对温度的感觉。有时候天气稍一变热，在脑控的影响下，我却满头大汗，感到热得受不了，但是我观察旁边的人却都不觉得很热。天气稍一变冷，就感觉皮肤冰凉，冷得生痛。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冷。V2K称这种控制方法为打热感神经信号和打冷感神经信号。在热感神经信号和冷感神经信号的影响下，我既怕热又怕冷。

    2013年以来的特点就是对我的攻击比较平均，但是每时每刻我的身体的某一部位一定有问题：一会儿是眼睛问题，一会儿是胃部问题，一会儿又是脚部疼痛，一会儿又是屁股疼痛。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对我的攻击。

    [13]回顾2008年以前，脑控特工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

    脑控特工通过脑控我周围的人们，安排我做LASIK手术，安排在上海八五医院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做手术。手术不但不是很成功，而且在手术以后猛收缩我的眼肌，人工制造并发症。结果又脑控着我重新手术。前后折腾了很多回。现在回忆起来，我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有很奇怪的经验。在2005年我到加拿大以后，经常攻击我的腿、屁股和脚，产生酸痛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脑控，不知道真实的原因。

    我们家族过去是富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中国的早期脑控研究特工盯上了。我大伯20多岁上吊自杀，细娘早死，堂妹和表妹早夭，可能都跟脑控研究有联系。1998年我父亲53岁就因为连续饮酒一个星期导致脑益血去世，联想到我父亲去世前一年的情况，而且脑控特工可以控制酒瘾，因此我父亲的死与脑控界的活动一定有关系。我的小舅舅在2003年50岁突然得尿毒症去世，也让我充满了怀疑。我的妈妈在生了我的弟弟以后也慢慢地得了精神病，一定与脑控有关系。

完成于2014年2月18日星期二
汃（pā)人哥哥(网名)
    QQ:1400331347
    英文名：Charles Cheng

汃人parren

    [11] 我看到了Video ，V2K“舞革命”的一年，“国际脑控行规大会”

（这一章如科幻小说一般。2012年，我每天睡眠很少，我除了睡觉之外，就在听着V2K声音，声音从不停止。）
2012年初，V2K向我详细介绍了研究我的脑控小组核心成员，所有姓名皆是特工证上的名字，是化名，V2K告诉我特工不用真实姓名工作。组长是李一兰，组员按年龄分别是李作冰，李维全，李维中和程冰冰（生于1988年），其中李维全、李维中是男人，其余是女人。有一天，我的眼睛看到了Video。眼睛看到的Video与发送到脑子里的Video完全不同。这种Video是发送到眼睛里的，异常地清晰和逼真。很多脑控受害者经历过发送到大脑里的视频，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发送到眼睛的视频。发射到眼睛的视频和我亲眼所见差不多，由不得我不相信。

在视频中，高挑而美丽的程冰冰小姐，侧面对着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她坐在最后一排。她的电脑的显示器里分上下两部分，都是人体的内脏器官显示在显示器上。程冰冰侧过脸来，对着我挤眉弄眼，跟我打招呼，她异常地妩媚。

李维中坐在程冰冰的旁边，他坐在一个平台上面，比较高。他的前面是李一兰、李作冰和李维全，都坐得比较低。整个办公室很象我中学时上音乐课的阶梯教室。李维中的电脑控制着发到我大脑中的V2K。其他的特工也可以对我说话，特工说的话转换为文字，送到李维中的电脑里。李维中可以对文字用李维中的脑波进行编辑，编辑过的文字转换成李维中的声音送到我的脑子里，就是我听到的V2K了。

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就是国际脑控行规大会的开始。据V2K介绍，旧行规已经快结束，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行规。专门针对中国脑控界制定的行为规范，就是国际脑控行规的中国部分。而规范中国脑控特工们的不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特工内部男女配对行规等，则放在中国国内脑控行规里。

参加国际行规大会的脑控特工，除了资深脑控特工外，还有刚刚被招聘的新脑控特工。新特工参与行规的制定，可以了解新人的观点，能让行规面面俱到。V2K告诉我，我的在新西兰的二哥被中国脑控部门招聘并且选送他作为参加国际行规大会的新人。而V2K告诉我，在本次行规大会结束后，我也会被招聘为脑控特工，招聘我的人是组长李一兰。


    V2K介绍，脑控界会研究各种人的心理学，包括研究脑控特工他们自己。例如对性心理学的研究。脑控特工一般都是已经离婚的人或单身的人，不是没有孩子，就是孩子归前妻或前夫抚养。因此脑控特工界普遍乱性。为了规范特工们的性行为，常常会制定国内行规来加以规定，以便研究性心理学。

    V2K介绍，程冰冰中学时代即已被秘密招聘为脑控特工。广州局副局长主持制定的国内行规要求她必须保持处女身份。V2K介绍，李一兰的上司，脑控广州局副局长，绰号为“胡大海”的大连人，曾经研究过我。胡大海要求我被招聘以后，与程冰冰配对组成特工夫妻，并且双方要签署行规，谁也不允许有“婚”外性行为。如果我先死，程冰冰必须为我守贞；如果程冰冰先死，我必须为她守贞。


在我眼睛看到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在多伦多认识的一个英语老师。据V2K介绍，她是高级特工，出生于俄罗斯。她被中国上海局副局长，国家领导人的儿子XXX聘为私人高级顾问。她要求把我与程冰冰的“配对行规”放在国际行规的中国部分，不要放在中国国内行规里面，有利于严格执行，因为这一行规是适用一辈子的行规。这个俄罗斯老特工对性心理学很感兴趣。


据V2K介绍，我二哥作为刚刚被招聘的新特工，应邀参加了在2012年在渥太华召开的国际行规大会。我在眼睛的视频里我看到了我的二哥，他走进脑控控制室里，与李维中打了个招呼，然后借着视频跟我讲了几句话，然后他转向程冰冰小姐，开始寒暄。这画面很温馨。眼睛里看到的视频很逼真很清晰，由不得我不信。我想这项技术如果用于造福人类,可以让瞎子能看见。但是根据V2K向我提供的信息，脑控研究还在不断进行中，他们不会用这项技术来造福人类，只会用它来祸害人类。

    V2K介绍，旧行规倾向于研究某些国家的专制制度，以及人类大脑固有的专制本性。新行规将研究民主和革命。在视频中，俄罗斯老特工要我配合她制定中国的特工“革命”行规。在协助制定行规的过程中，我只能完全被控制，V2K把新行规读给我听，然后研究我大脑中的“接受”和“拒绝”信号：如果我“接受”，行规就确立；如果我“拒绝”，行规就得重新制定。在新行规里，支持西藏自治区独立，但是不支持大藏区独立；支持喀什附近的新疆南部一部分独立，但是不支持整个新疆独立；反对内蒙和延边独立。在这里汃人哥哥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行规全部牵涉政治，不只是人体研究。因为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是由脑控特工在暗中操控，因此公开的政治与脑控特工的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俄罗斯老特工”制定的“革命”的行规里一定有大量的政治内容。


我眼睛能看到的视频很快就结束了。V2K实时地继续给我介绍由俄罗斯脑控部门主导的中国脑控特工革命，而由英国王室领导的英联邦脑控特工部门则反对进行中国特工革命，但是英联邦基层特工们都支持中国特工革命。中国基层脑控特工们也支持中国特工民主革命。因此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展开了各种斗争。


所谓“零和”，据V2K介绍，就是特工甲调用受害者旁边的发波器发射使肌肉撕裂的痛感信号到受害者，特工乙利用零和软件，通过调用发波器来中和特工甲发出的痛感信号。零和分两种，一种是发波器零和，另一种是芯片零和。发波器零和就是信号发给受害者时已经是无害的。芯片零和就是特工甲发给受害者芯片的信号仍然是有害的，但是特工乙发出的信号通过芯片以后正好中和特工甲的信号。如果特工乙的零和“开了个洞”，受害者依然能接收到痛感，但是痛感的区域很小。V2K经常开玩笑说，李一兰、李作冰和程冰冰经常给我发射痛感信号，让已经招聘为脑控特工的我的亲戚们给我做零和，而且零和必须留下破洞。这样我的身体经常接收到电磁波攻击的痛感。另外因为我支持脑控特工革命，因此让反革命派攻击我，让革命派给我做零和。V2K的这种零和的游戏玩了一年。

V2K常常告诉我他们是前国家领导人J某某的亲信。J是中国脑控界的老大。特工经常脑控着我在心里反对J，然后要我在心里面抗脑控，对J表忠心。如果我不能抗脑控，我身上的关键部位就感觉到尖锐的痛感。而我永远也抵抗不了脑控。


大约2012年8月份，脑控特工逼迫我，要求拥有iPhone才能被招聘为特工，我受不了每天向我身上发射的痛感，也受不了不停向我脑子里发射的思维，我买了一个新的iPhone。买了iPhone以后，V2K又要我在渥太华的市中心带着iPhone走来走去，名曰“测试零和”，他们不断地向我身上发射痛感，看看特工中的“亲友”能不能利用我的iPhone发射中和信号给发波器或给我身上的芯片，来零和这些痛感。这种游戏玩了很久，发现iPhone不起作用，我身上依然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在2012年的10月，V2K不停地跟我说着话，给我脑子里送着思维，我不能控制自己。V2K多次告诉我，有了iPhone以后特工向我身上发痛感更方便了。V2K要我把iPhone在地上摔坏，又向我脑子里发射了表示“同意”的思维，我在不能思考和控制自己的状态下将我的iPhone狠狠地摔向了地面。

    2012年，在渥太华市中心的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经常可以看到纪念1812年战争的宣传画。1812到2012年正好是200周年。据V2K介绍，这一年全球脑控特工们开始“舞革命”（V2K特工用语，“舞”即操纵的意思，舞动的意思）。2012年全年，我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都不满8个小时。在不睡眠的时间里，我的脑子里都是V2K声音，声音配合脑控舞动着各种事情。因此2012年一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多很多，我能够在这里记载下来的很少很少。由于2012年全年V2K说的全都是有关中国高层的事情，我不便在我的回忆录里把它写出来，我有很多的顾虑，而有些事情我都忘记了。2012年我两次被脑控特工舞进了渥太华的监狱，留下了一条犯罪纪录。2002年全年，除了农历新年外，我都被V2K舞来舞去，这一年我没有用互联网，我的facebook,twitter,还有博客，等等，全部没有更新，没有用过QQ，除了查询旅馆和订机票之外，没有用过电脑。所有的时间里我都在听着V2K，这就是发了疯一般的2012。


舞革命之中脑控特工逼迫我去巴黎，我的行李箱在巴黎被盗，失去证件。舞革命的一年是身体上遭受痛感最多的一年，每天身上都有针刺般的痛感，而且都在身体的关键部位，如眼部、头部、心脏、脚部、性器官。跟忻中庆（红聆）公布的受折磨情况差不多。舞革命期间脑子不属于自己，完全被控制。脑控着我扔掉了三部手机，砸坏了一部iphone 5。V2K逼迫着我去了美国的芝加哥和美国的尼亚加拉瀑布城，花光了我所有的金钱。


据V2K介绍，一个已经死亡的人，如果尸体保存得很好，并且死亡的时间不是很久，脑控特工们有办法让尸体复活。采用的办法就是通过芯片发射电信号刺激全身的神经系统，同时辅助以药物处理，例如将血液都换掉。


据V2K介绍，在脑控特工内部，已经可以预防、治疗和制造癌症。癌症首先发生在神经系统有故障的地方。通过芯片刺激可以预防和治疗癌症，通过神经系统的打击可以制造癌症。无论是国际行规还是国内行规都严禁脑控特工利用脑控界的技术去治疗癌症。

    2012年底生不如死，开始研究自杀。发现所有自杀都充满痛苦。在大能量的逼迫下，在寒冷的冬天在街道上光着膀子，故意这么做，让行人拨打911报警，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住院二十多天，後来在生不如死的大电磁能量的逼迫下又主动申请去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月。住院期间也是很痛苦。

汃人parren

    [10]脑控试验界的行规
脑控试验自从在1970年代在美国被揭开以后，转入了不可能被揭发的秘密研究阶段，他们释放了大量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来迷惑国会和老百姓，因此脑控试验受害者一直在揭发，但是一直没有人相信他们。因此脑控试验特工部门不同于CIA和FBI有公开的名称，甚至黑帮也有名称，如斧头帮，青红帮，但是脑控试验部门却没有公开的名称。黑帮有行规，脑控试验部门如黑帮，也有行规。脑控试验行规就是脑控试验特工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在V2K的暗示下，我看了影射国际脑控行规的两部电影，Adelstein的The Experiment（中文名《叛狱风云》）和《武侠》(甄子丹,金城武,汤唯,李小冉,姜武)，这两部电影反映了“行规”很严厉。脑控界的行规相当于脑控界的“国际法”，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脑控特工们为了能够杀人害人做实验，制定了严格的国际行规，脑控特工根据“行规”杀人害人，他们不用为杀人害人负任何责任。脑控界不得利用脑控技术阻止自然灾害和事故的发生。相反，脑控界欢迎这些事故和灾难的发生。因为这些事故和灾害发生时，他们可以研究人的伤残以及死亡过程，以及对伤残和死亡进行后续研究。

据V2K的介绍，国际脑控行规要求脑控界主要认种族不认国籍。例如Soleilmavis在澳大利亚受到脑控，在中国继续受到脑控。因为她的种族是华人，不管她在什么地方，根据判断，她都是主要受到中国脑控特工的控制，不管她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新西兰、香港、泰国。中国脑控特工会使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政府的脑控设备。但是一般中国会与上述国家进行合作，双方会有金钱来往和技术交流，科研成果共享。汃人哥哥在加拿大和中国受到脑控，即使他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他仍然受到中国脑控特工的安排和脑控，中国脑控特工部门与加拿大脑控特工部门合作进行试验。中国特工部门和加拿大特工部门有很多的秘密金钱交易。对汃人哥哥脑控的科研成果中加共享。李伟光案是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合作的案例。Tim McLean是加拿大脑控特工安排的受害者。李伟光是中国脑控特工安排的受害者。李伟光被脑控着斩了Tim的首。一切都是安排的。


    9/11事件反映了脑控界的行规很严厉。9/11事件发生前，CIA和FBI都不知情。但是美国脑控界一清二楚。根据行规的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脑控界不得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因此美国和国际脑控界听任9/11事件发生，死了很多的人。说明了国际脑控行规很恐怖。


我曾经多次到多伦多CN Tower的CSIS办公室去找加拿大特工，其中两次受到了CSIS的接待。接待我的加拿大普通特工知道脑控，但是他们爱莫能助。另外我在Ottawa CSIS总部送信时见过一名特工，在国会山见到一位CSIS退役特工，他们都不知道脑控。我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判断，加拿大的脑控应该不是RCMP或CSIS在做，应该是特殊的、专门的军方部门在做，但是他们会秘密地招聘部分RCMP和CSIS的人加入。

    V2K告诉我,脑控特工自己必须打芯片（“打”即是安装的意思。）才可以做脑控特工,他们身上也有芯片。将脑波从victim的脑子通过芯片输入到特工的脑子里，特工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就是特工“听”脑波。

人体试验的重点是电化学试验。通过与V2K的讨论，我明白了人体试验受害者，不仅仅是我们脑控受害者。我们都有过肉体和精神上痛苦受折磨的经历；而另一类受害者与我们的经历有所不同，他们是残障人士，和有重大疾病的人。残障人士和患重病的人士的神经电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人体试验界不会放过他们。例如：某工人正在工作台上忙，机器突然失控起动，将该工人的手轧断。那么该工人的一辈子的神经电就成为人体试验界（脑控界）的研究目标。通过我个人的经验，脑控界可以控制工厂里所有的数控机床，让机器突然起动来轧断工人的手，他们可以办到这一点。他们也会这么做的。每一次我看到坐轮椅的人，我会想到他们都是人体试验受害者。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残酷的时代。

脑控特工在挑选受害者时，有什么选人标准呢？战争时期，为了国家，打仗会死人。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利益做脑控试验也会死人，他们不怕杀死遵纪守法的平民老百姓。政府为了试验可以杀人，是因为脑控界借鉴了战争的经验。

脑控试验特工反正要选人做试验，选甲是选，选乙也是选，他们干脆选那些得罪了国家领导人的人们做试验，干脆选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做试验。这样可以一举两得。V2K告诉我，他们经常选那些买盗版软件的人做试验。因为全球在合作，你买盗版软件可以伤害软件生产国的国家利益，你获得了非法利益。中国人经常喜欢买盗版软件，那些买盗版软件的人经常被选来做试验。我就喜欢买盗版软件。V2K还告诉我，网上下载的软件可以使用，不会因为你用这些软件就选你为受害者。

据V2K介绍，中国脑控特工共分成三个脑控局，广州局负责华南地区、香港、和海外华人的脑控事宜；上海局负责长江流域省份的脑控事宜，包括四川省和山东省；北京局最大，管理新疆，西藏，内蒙古，延边等民族地区和整个中国北方，但是实际上北京局的权力并不大，因为新疆、西藏、内蒙、延边等分局就象独立的局，并不听北京局的话。这三个脑控局都不挂牌，主要由军方组成，吸收部分国安人员、警察、医生和教授。局领导大部分都在监狱里办公。而监狱是脑控的主要控制室。

    V2K说中国脑控界有“必杀死”的行规，就是每年在广州局、上海局和北京局各选一名执行行规不严格的特工，然后再在选出的三名特工中评选一名执行行规最差的人。每两年他们在选出的两名特工中再挑选一名最差的特工作为“必杀死”，评为“必杀死”的特工要被实施安乐死。即使所有特工都严格地遵守行规，也要挑出一名“必杀死”，这是硬指标。谁要是违背了行规，就要被评为“必杀死”，被秘密执行死刑。以上V2K的说法可能是假的。

根据V2K的介绍，有两类人经常会被中国脑控特工选为试验品，一类是乡下人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群，令一类是从中国移民出国了的人群。而我满足两个条件。V2K的这种说法很可信。因此我奉劝中国的乡亲们不要移民出国，外国是外国人的天堂，外国并不是华人的天堂，华人应该留在中国。华人出国移民以后很容易被中国和外国合作做试验。

总之，为了避免被脑控特工盯上，要避免从乡下移民大城市，避免移民国外，不要用言论攻击国家领导人，不要犯罪，不要做买盗版软件等贪小便宜的事情。

汃人parren

    [7]威逼加诱骗进入精神病院，噩梦般的两个月

    V2K经常地逼迫我，要我至少做一件出格的事，例如勾引我朋友的老婆，才能把我招聘为脑控特工。而且，我必须在加拿大的精神病院留下记录，这一条已经办到了。另外，由于中国的精神病院的记录不联网，因此在中国的精神病院里留下记录还不够，还必须让我的亲人和朋友都认为我是精神病，这是招聘我的要求之一。而且达到这一要求以后，攻击我的能量就会降低。

    V2K逼着我，在苏州梅花新村的小区里随时随地下跪，向脑控界的领导人XXX下跪求饶。


从2008年起，由于脑控试验的原因，我的双臂和双大腿上的皮肤出现红点和破皮现象，用抗生素治疗一直不见好，在苏州，V2K告诉我，愈合不愈合完全由他们控制，但是我如果不用药，他们就不会让我愈合，如果我用了药，他们可能会让我愈合。因为用药后就愈合，会造成一个假象：“是药物治好了我的皮肤病。”实际上是因为脑控特工停止了攻击。V2K要我找医生开营养皮肤的药物，我用了药以后双臂和左腿上的皮肤病就好了，但是右腿上的没有好。

我在苏州，天天听着V2K，又不能工作，我就决定回到加拿大去。在我买好了机票，准备离开的时候，脑控特工安排着我的朋友H偷走了我的护照，又脑控着我的大哥过来，把我送进了苏州的精神病院。我大哥把我送进苏州的精神病院的时候，我没有反抗，原因是因为V2K告诉我的两点：（1）这是招聘我的条件；（2）进精神病院以后会降低攻击我的能量。

在苏州的精神病院受到非人的遭遇，时时刻刻遭受大能量的攻击。在那里开始阶段，我的头部的肌腱产生剧烈的收缩，产生巨大的痛苦，生不如死。是被脑控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晚上曾经多次被折磨得在地上打滚。这种头部肌腱的强烈收缩，很明显是芯片发送收缩能量给肌腱而产生的。很明显的我身上有芯片。在医院里我经常痛苦地躺在地上，还要被护士和保安赶起来，不让躺。在医院，我的背部肌肉又酸又软，不能坐，也不能站。V2K同时大量地对我进行说教，告诉我我得罪了国家领导人XXX，我唯一的结局只有死。他们让我的身体及其虚弱。

在住院的后期，在脑控对我大脑的影响下，我中午睡不着觉，经常在地上给脑控特工们下跪求饶，常常一跪就是一个小时。在V2K的不停恐吓下，我象死刑犯一样，接受了死亡的结果，但是特别希望能出医院，不再受苦，死之前舒展一口气。V2K告诉我，死刑犯人在被处死之前都希望游街；因为被关得太久了，希望看看街道再死。V2K说的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亲身体验，我希望在死之前享受享受，也就是舒一口气再死，不要在痛苦之中死去。我害怕在痛苦之中死去。

在精神病院里看到其他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睡觉，我羡慕不已。

　　在精神病院里我听保安说，一个青年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几个月，後来因为某种原因被关进了苏州太仓市监狱精神病院，不久後死在里面。这是明显的脑控界杀人的案例。

　　在精神病院，我一次被高能量所逼，从隔离板壁上往下跳，被保安绑在病床上；另一次我浑身极其难受，V2K逼迫我，只要被绑起来，就不会难受，被迫之下我故意在保安面前摸一个护士的后背，以求得被绑起来。两次被绑在病床上的经历都极其的痛苦。被绑本来就不舒服，加上外来的能量，收缩我腿部的肌肉，攻击我的背部和头部，让我浑身搔痒，肌腱紧张，真是生不如死。在苏州精神病院里我经历了被脑控技术折磨的巨大的痛苦。那两个月经常被人造腹泻，不让睡觉，不让看书看报纸，攻击生殖器，头部肌腱剧烈收缩和猛拉，是噩梦般的不堪回首的两个月。

    [8]被逼再次回到加拿大

出苏州精神病院后，曾找到机械工程师的工作，短暂工作。我坐在办公室时脑控特工经常攻击我的屁股，让我不能久坐。又经常诱导着我拉稀。又控制计算机软件，别人用时一切正常，速度很快，我用时则软件出问题，这也不顺，那也不顺。

被迫离职。回加拿大。回加拿大之前，刺激我的牙齿畸形生长，下牙前突，上牙有几颗扭转着生长，还开始变歪，长出大的牙缝。在长牙的同时，V2K告诉我在改变我的牙齿，让我照镜子观察我牙齿的变化。

脑控特工可以控制着警察犯错误。我回到多伦多之后，我用硬纸板做了标语，在地铁上抗议。在地铁站里，警察将我逮捕，说我拿标语牌撞了一个女的。但是没有人报警，我也没有见到“被我撞了的人”，警察的指控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警察在嘻嘻哈哈之中将我送到St. Michael Hospital,在精神科里面关了三天才被放了出来。

我后来给CSIS写了两封信。同时给最高法院写信。除了给最高法院院长的信收到了回信外，其他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没有人能解决问题。

　　在2011年上半年重点攻击我的腿，不能负重，不能久站，不能走远路。在此期间，花光积蓄，被迫申请政府补助。脑控施害者天天给我发射能量，同时V2K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强迫我去精神病院，还告诉我这是招聘我的条件之一。

在2011年上半年我经常会去国会和总理Harper家门口抗议。在Harper家门口脑控特工经常攻击我的腿，还对我进行催眠，我常常就在街道的地上躺下来。

我的腿部，从2005年以来，一直是人体试验特工攻击的目标，经常有酸痛的感觉。从与V2K的讨论之中，我知道，如果受害者身上有芯片，芯片发出的电信号刺激骨头变酸，变小，也能够刺激骨头生长，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我感觉双腿一直在缩短，而上身反而在生长，身材走形。我想这是很多受害者的共同的特点。另外，我还发现我心窝的一块骨头长得突出，而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2011年初在渥太华公交上突然失控，头脑突然进入混沌状态，摔了一跤。而在2010年中，在苏州精神病院，我面前的一个老人突然摔倒在地差不多，老人的面部都摔出了血。V2K说，让老人在我面前摔倒是对我发出警告，告诉我脑控界的行规异常地严厉，当时给我一种凌然的感觉。

    V2K说脑控界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人是外星球高级生命设计出来的。即人是“神”造出来的。人的设计很有规律，既充满了缺陷，又充满了完美。人只要用一颗芯片就能够完全被控制。一切迹象表明了人不是在地球上进化出来的。我从此坚定相信有神的存在，而我心中的神就是外星球高级生命。

    [9]攻击骤然加重，卧床不起的半年

2011年下半年是转折点。V2K给我进行说教，欺骗我搬进一家黑人家里后，对我的攻击骤然加重。我本来那段时间要去Harper家门口进行抗议，但是我的双小腿一直剧烈酸痛，根本不能走路，我把沙发坐垫铺在地上，我就在地上躺着。抗议的计划被迫放弃。甚至从房间到厕所都困难。从房间到100米开外的Metro超市那段不长的路对我来说很遥远，因为腿痛。

    V2K告诉我，我拿到的加拿大国籍，在脑控特工内部不获承认，只有我经过4次签证，去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加拿大国籍才获内部承认，脑控特工们就会对我进行优待。我被V2K骗到了纽约。在我去纽约归来以后，脑控特工对我展开大能攻击。这种攻击导致我浑身痛苦，痛不欲生。很少见。

乘车时攻击我的臀部和腿、脚，使我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好躺在车的后排座位上。攻击让我产生乘车时的恐惧感。

    2011年的下半年我基本是卧床不起。如果我站着，他们就攻击我的大腿或小腿。如果我坐着，他们就攻击我的屁股。如果我跪着，他们就攻击我的大腿。如果我向左侧躺，他们就攻击我的股部左侧。如果我向右侧躺，他们就攻击我的右侧。因此这半年我基本是仰躺着，有时候就趴着，因为特工会攻击我的屁股和后背，只能趴着。2011年的下半年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我不是趴着，就是躺着，不能站也不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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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出狱以后

不知道因什么原因，监狱将我放了出来。V2K又设计着我玩了很多的游戏。我无票乘车大约沿着Martin Grove Road往北到了Finch，沿着Finch往西走了一个下午，想走过Pearson机场到Mississauga我的住处去。但是V2K脑控着我转圈子，就是走不过机场。直到天黑，我搭了个好心的黑人兄弟的车子才穿过机场到达Dixie和Derry的附近。那位好心的黑人兄弟还给了我三块钱让我坐车。

已经很晚了，没有了公交车。我饿得不得了，我用三块钱在路口的小店里买了一块糖，又讨了一瓶矿泉水，就这样充饥。我沿着Derry Road往西走，一直走到了Mavis Road旁边的SpanishMoss Trail。

我跑到室友Mustafa的窗户那儿敲打，Mustafa的灯还亮着，但是已经睡着了。我在房子前的台阶上坐着休息。正在这时老蒋，在机场接到了我的二哥和我老婆，带着警察出现在我的房前。一切都这么巧。我二哥从新西兰过来，我老婆从中国过来。我老婆孩子本来早应该到加拿大了，因为我失踪了，所以孩子们没有过来。我二哥打电话到Toronto报了警。警察还到我工作的单位调查，到处找我都找不到我。其实我那时就关在监狱里，但是用的是假名字。

我二哥他们问我我失踪这十几天都到哪里去了? 还好警察没有盘问我。我鬼使神差地撒了个谎，我说我丢了车，然后搭了个便车沿401去Kingston旅游去了。他们再问，我支吾其辞，也说不明白。这事就蒙混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应该说真话。

    [4]发传单阶段

老婆很快又回国，接孩子们来到加拿大。开始阶段V2K给我介绍泡妞心理学，讲述怎样勾引女人。也讲解脑控技术和脑控特工应该遵守的规矩，即脑控界的行规，分国际行规和国内行规，但是讲得不多。

我曾经设计了一个钣金的屏蔽柜子，找Agora公司定做的钢板，花了900加元（当时相当于6000人民币）。我把钢板从Agora公司取了出来。V2K要求我把钢板扔掉。这时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老婆在跟我闹离婚。考虑到Eleanor White也花了很多钱做了一个屏蔽的柜子，但是她的柜子并没有让她免予被脑控的命运，因此我对我的屏蔽柜充满了怀疑。考虑到租的房子里不便组装这个巨大的柜子，同时在V2K的诱骗之下，我把这些钢板拖到Toronto的北面扔掉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没有办法抵抗来自于政府的脑控威胁。只能祈求他们把我饶了。

    V2K称他们自己为脑控特工，或MCR（mind controller);称呼我们为victim或者MCE(mindcontrolee)。

    V2K给我讲授脑控知识，比如如何在我手上制造裂口。我感觉到手指上一下剧痛，然后我检查剧痛发生的地方，发现出现了一道裂口。V2K告诉我，特工通过装在我身上的芯片，发射痛感神经信号到我的手指处，接到痛感神经信号处感觉到一下剧痛，这种痛感神经信号可以导致肌腱裂开。我对我的身上装有芯片，深信不疑。但是我不会找医生去检查，因为特工控制住了医院里面的MRI，SPECT，CT，X-ray等机器。检查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虽然不同的文献表明，没有芯片，也可以进行脑控，但是精细的脑控必须要有芯片才能实现。

脑控特工还能控制我的嗅觉，脑控特工给我发射模拟嗅觉的电磁波信号，然后用V2K告诉我。同时，脑控还能控制味觉，控制食欲。这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身上有芯片。

有一天，我坐在床上，大脑的卤门部位好象旋转起来，眼前的一切都在有节律地旋转，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只转了大约10秒钟左右，我顿时浑身虚脱，冒冷汗，马上需要上厕所。V2K告诉我这就是“杀天灵”技术，“杀天灵”时间长了可以致人于死地。

我几乎天天发传单。V2K跟我开玩笑，说我发的传单越多，他们越有可能把我给招聘。我在多大，约克大学，医院，在Scarborough和NorthYork的公寓和house等地方发出9000余份传单。全部是我自费复印的。花了不少钱。当时我在GG Fabrication做BrakePress的操作工。上班开车时让我分神。上班时让我极端疲劳，有时只好到厕所去打个盹。

在Toronto我的两个孩子继续受到虐待，尤其是大女儿，左右两侧脸颊青肿。孩子在学校好象有自闭症，在家则活跃。特工脑控着我的两个孩子都厌食。两个孩子从小到大都厌食。
   
    [5]驾照被搞掉，家庭暴力再次入狱

在脑控的影响下,2010初我的驾照不知道被哪个医生给吊起（suspend）。我看的医生比较多，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由于对加拿大法律不熟悉，又由于2010至2012是脑控特工们对我进行折磨的高峰期，我至今没有搞到驾照，而且这辈子驾照都够呛。

    V2K告诉我在安大略省工作的中国脑控特工们不用G1，G2 或G驾照，V2K开玩笑说他们用G0驾照，即不用考试的造假的G驾照，警察在网上可以查得到伪造的纪录，因为加拿大脑控特工控制住了警方和交通部的网络。加拿大脑控特工和中国脑控特工在进行紧密的合作。

脑控技术显然可以控制我老婆的情绪，他们经常制造我们家庭内部的不和谐。有一次我打了我老婆，打得不重，就是用手锤了她的左边的肩膀几下。我老婆报了警。我在监狱待了两个星期，我急于出狱，在庭审中，脑控特工不知道用什么特殊的手段，每次给我安排不同的法律援助，而且好几次都同时给我安排三个法律援助，一定有地方出错了。而且我的好友印度人A接到一个法律援助的电话，从Markham驾车到法庭给我保释，竟不知道找谁，白跑一趟。法律援助误导我认罪就可以出狱。我没有经验，只好认罪，假释出狱（probation）。至今留下一条犯罪记录。其实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绝不认罪。

在监狱期间，V2K一直在跟我说话，打击我的情绪，使我很急躁。

由于我在加拿大期间被特工迫害的悲惨遭遇，我在监狱期间急切地想回到中国。因此那时决心已定，决心回中国生活。
我当时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由于我是脑控受害者，因此我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脑控特工的控制。我回中国用的是中国的护照，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我2011、2012、2013年在渥太华申请去中国签证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签，一切都有安排。

    [6]初回国，两个女儿依然是目标

回国，在大韩航空的飞机和汉城机场一直有V2K。在乘坐机场巴士从上海到昆山的车上大女儿受到脑控特工的打击，我心如刀割。
我回到了江苏的昆山市，短暂停留后又到了我的家乡安徽省怀宁县。我的老家交通闭塞，村民不怎么用手机，我在加拿大的几年，偏僻的小山村竟然建设了多个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手机信号发射塔，注意是“多个”，这些手机信号发射塔都可以用来做脑控人体试验。明显的脑控特工人体试验项目已经深入到了我老家的农村，在那里热火朝天般的开展起来了。虽然我的乡亲们可能不会象我这样是重度长期人体试验受害者，但是我的直觉是脑控特工会在我的家乡做杀人的人体试验，事实让我触目惊心。我的家乡不同于城市，村民们的房子依山傍水建设，各个方向都有，因此村民们的睡眠方向是各个方向都有，有利于特工研究睡眠方向对身体的影响。而在城市里，人们不是朝东睡就是朝西睡。

    2010年的五月份，在江苏省昆山市，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特工利用神经刺激技术刺激我的大女儿下面的牙齿长出了双排牙。V2K告诉我去观察我大女儿的牙齿。然后V2K给我介绍了牙齿生长的原理，也就是电化学反应。脑控电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通过神经传导到牙床部位，刺激我大女儿的乳牙坚固，不脱落；在此同时，神经电刺激我大女儿的牙床长出一排新的牙齿，也就是恒牙。恒牙已萌出,相应乳牙未脱落,叫做乳牙滞留,俗称“双排牙”。在正常换牙状态，都是大脑发出的神经电刺激乳牙脱落，刺激恒牙生长。一般都是一次换一两颗牙。但是脑控这种人工电刺激换牙很快，几天时间一排牙同时生长。V2K告诉我，不同的物质对不同的神经电产生不同的生物化学反应，在不同的电刺激下，物质可以积聚，也可以分解。这是因为化学物质全部带电，象带电离子一样。另外在脑控施害者的提示下，我发现我小女儿的下排牙产生横向挤压的现象，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后来回到老家，看到我七十岁的妈妈，有的牙齿掉了，连牙床都没了；有的，牙齿耷拉着，长的老长老长。七十岁的老人还长牙？拜托脑控人体试验。

脑控特工破坏我大女儿的牙齿，我异常的悲愤。我决定发传单揭露脑控。我在昆山的人民路，以及苏州的两个医院发传单。但是我很快就泄了气。因为我有在加拿大发传单的经验。我在加拿大发出了9000多份传单，在发传单的时候，V2K经常跟我调侃，刺激我去发更多的传单。在加拿大，没有人会多看传单一眼，要不然就是人们看了传单不会采取行动，不会处理问题。因此发传单没有用。通过我在加拿大和中国发传单的经历，我发现加拿大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加拿大老百姓对传单没有丝毫的兴趣，中国老百姓对传单兴趣很大。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发传单都没有用，尤其是加拿大，传单一点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