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附件一:国务院的这个议案不应得到全国人大批准
附件二: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的几点意见
附件三: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 policy)
附件一:国务院的这个议案不应得到全国人大批准
——关于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关于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这是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事。必须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反映我们的意见。特别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这是国务院“先斩后奏”的擅权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关系国家全局的大决策,理应由党中央经过充分酝酿,发动全国人民讨论,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由党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提出决策性意见,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做出决定,然后交由国务院贯彻实施。据悉,建立上海自贸区,有人早有动议,由于反对的意见甚多,上届中央政府也不敢贸然行事。然而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一上任,就迫不及待,亲临上海,指示上海市政府提出“申报”。在既不请示党中央,更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情况下,就召开国务院常委会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只是由于涉及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不能执行现有法律条文,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代全国人大起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停止执行现有法律规定的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李克强总理这种擅自越权和匆忙决策,说明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是缺乏充分准备、极其草率的政府行政行为,全国人大不应批准这种违法的、不成熟的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议案。
二、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没有充分必要的理由
虽然由于国务院的秘密操作,没有公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阐述,但从媒体的解读中只看到对资本谋利(特别是外国资本)的方便和作用。看不到对我国实体经济有何实质性促进作用?对我国国力增长有何促进作用?
如果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可以吸收更多的外资到中国投资,那么人们在问:我国已经是世界外汇储备最的国家,并且有能力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还要那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干什么?联系到近20多年来,外资控告了我国大部分产业,掠夺和耗尽了我国宝贵资源,虽然留给了我们可以撑面子的GDP,而应该交纳的税收被减免和偷漏随丰厚实惠的利润一起拿走了。因此,除了少数富豪和官员以外,广大工农群众是不满意这种主要有利于外国资本的所谓扩大开放的。
三、人们担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后中国的未来
从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出差上海、江苏时关于扩大开放的讲话报道和媒体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宣传,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只是一个起点,而后是要把上海这种“一市两制”的摸式扩大到其他保税区的城市、各个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长三角地区以及其他内陆城市,也就是全国各地将逐步网络成有利于外国投资者通行无阻的“天堂”。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中国经济将成为一个由跨国资本控制的殖民地经济。
当然,这只是人们的担忧。但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务院决定建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没有这种设防。因此国务院的这个议案是不应得到全国人大批准的。
马卫东 8月24日
附件二: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的几点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现在全党正在分期分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有权提出意见,供决策者参考。事关“苏东剧变、中国渐变(现在已经到了质变的关节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世界向何处去的大方向问题!希望同志们关注。
一.上届政府请世界银行佐利克帮助中国制定了一个6000天私有化路线图——《2030年的中国》;近日世行又建议中国银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本届政府继续推行“政左经右”的路线,“以危机倒逼改革、以开放促改革”;“宁要改革的微辞,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明明知道世界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我们却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由,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照此办理,世界经济危机“第三幕”的主角,恐怕非中国莫属了吧!?所以,我们认为,人大常委会审查国务院提请:“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会议讨论通过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决不能只盖橡皮图章,批准“国务院起草的决定草案”而已,应该以宪法为准则,首先是把关定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顶层设计”改革方案,离不开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那么37年来实践的结果是什么?基本的事实是:改革已经产生严重两极分化,工人阶级蜕变为雇佣劳动者弱势群体、开放掉进美国的白条美元陷阱,“美国最大的金融创新是免费收购中国”(黄树东)。邓小平的十个“如果”成谶。
如果贸然批准“国务院起草的决议草案”,等于“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作废了。除了上海浦东外,浙江舟山、广州南沙等国家级新区也提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想。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天津自贸区方案日前也上报国务院。另据悉,重庆、舟山、广州、厦门等地都在争夺设立自贸区的机会。照此办理,中国必将全国都变成“自由贸易区”。正如《美元刀》作者吴学云先生预料,在美元刀下,中国演变成为“半资本半殖民地”社会。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请决策者三思。
二.试验区核心制度“创新”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说白了是允许美国拿美元自由在“试验区”兑换,美国可没有什么“试验区”。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以1971.8.15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为标志,无锚货币美元蜕变成美元刀,变成了搜刮世界人民的工具。美国玩的就是双赤字、绕世界借钱消费,玩得太大了,最后玩不转了,2008.9.15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爆发了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救美国就是就中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四万亿”刺激经济变成了十万亿,留后患至今,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金融“钱荒”只是危机预演;更严重的是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征两次犯了同一个错误,招引巨量“热钱”潜入我国,积累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大约70%购买美国债券,单独购买美国国债一项,就层突破1.3万亿美元,折合13亿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个人购买美国国债1000美元。美国压人民币升值,2005.7.21以来,累计升值35%,造成浮亏7.7万亿人民币。近几个月美联储炒作退出QE,“热钱”回流美国,发展中根据股市爆跌。其实美联储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本质上就是利用无锚货币搜刮世界的金融手段,例如:美国第二论QE6000美元,当期中国外汇储备净增长5500亿美元。我们判断,一旦美联储退出QE且升息超过人民币基准利率的时候,资本逐利的本性,指挥“热钱”回流美国,必然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剧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岿然不动,并且能支持香港抵抗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攻击,使其杀羽而归,是因为我们有稳固的金融挡火墙——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今年我们幻想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把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列入今年国家重点工作,预计2015年完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突破口,届时美联储已然退出QE且升息,两项一碰头,那么金融洗劫就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我们建议:即使试验,可否推迟两年,躲过美联储退出QE且升息的风口浪尖!否则,后果难料。
三.我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与厚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不能违背的。改革开放所以犯右的错误,就是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习近平同志1.5中央党校讲话,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认为应该辩证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即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倡导班柯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逃出白条美元陷阱,通过法律程序,开征35%的托宾税,把热钱困住,关门打狗。修改银行法,夺回货币发行权,用主权财富基金,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深化国企改革,从雇佣劳动桎梏下解放工人阶级,重建自主联合基本经济制度,给下岗工人平反,给农民工落实政策,同工同酬同待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造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死与共的阶级。
四.此次国务院在尚未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率先批准试验区总体方案,是越权违法行为。代人大草拟“决议草案”也是错误的。企图倒逼人大授权而逃避法律责任,享受“如今年6月中旬,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明确对改革创新未达预期目标者,不作负面评价,并依法免除相关责任。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这一决定,无疑将从“顶层”再次强化对改革的法制保障。”不应该准许。
李树泉 2013.8.24
附件三: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 policy)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对扫除封建主义的阻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其实质完全是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自由贸易归根结底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通过自由贸易排除一切仍然阻碍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
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自由贸易政策终于为帝国主义的“超保护政策”所取代,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英国也终于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自由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自己经济优势力量适应对外扩张的要求,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行者。1941年8月与英国在《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即一切国家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的对外援助,迫使西欧等受援国家取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限制,降低关税水平。在1958年欧洲共同市场成立后,美国仍以贸易自由化为理由来反对欧洲共同市场。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和增强,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
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垄断组织即跨国公司,它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以全球为活动舞台,进行自我扩张。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种既互相对立又密切联系的对外政策,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交替使用,是“内外有别”的。
笔者认为,贸易自由政策,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斯所说的是“新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侵略政策的一种工具。当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往往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支配地位,而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往往是自由贸易的主要代表;反之,当着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的年代,保护贸易政策的盛行则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滞涨”时期的到来,保护主义又重新抬头,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实施超保护主义政策,而却要求其他国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尤其在搞垮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它所操纵的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玩弄贸易政策的伎俩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本文主要参考了魏嵩寿所撰写的词条“自由贸易政策’,见《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898——899页
巩献田 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