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堡“病毒暗史”：起底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Talented

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发的同时，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复了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前的去年8月，这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突然被要求关闭。

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上世纪中期不仅接手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还曾研究并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甚至被曝试验进行精神控制的“洗脑术”。

时至今日，围绕这座臭名昭著的“暗黑实验室”，争议仍然不断。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Politico写道。

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

《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美军直到1975年7月才承认，博伊尔斯的真实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军方此前伪造了他的死亡证明，将其死因定为 “伴有胃溃疡和出血的支气管肺炎”。

与此同时，美军还承认掩盖了另外两名德特里克堡雇员的真实死因：一名电工和一名动物管理员分别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们曾被军方认定为死于“罕见疾病”。

然而，电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军当时称其死于“职业性呼吸道疾病”。动物管理员的真正死因则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然而他的死亡证明却将死因列为“病因尚未确定的病毒性脑炎”。

除此之外，也有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在世时就大放猛料，直言实验室内生物武器杀伤力惊人。

据《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比尔·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雇员，负责研究细菌战，并监督团队开展工作。他坦言，当美军在偏远地区秘密测试致命细菌时，他本人总是在场。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观测了一场细菌武器试验，彼时美军出动战机将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细菌武器投掷到驳船上，而驳船上堆满了数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细菌武器攻击后，其中一半的动物命丧黄泉。

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个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触了细菌武器后一命呜呼。

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舆论炸开了锅，重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特里克堡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

然而，美军内部的批评人士指出，“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究实际上还是一回事。因而，民间的反对声浪也并未平息。《纽约时报》1970年7月报道称，和平组织联盟当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并向国会请愿，要求美军停止研制并生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个名为“CBW运动”的反生物武器联盟还呼吁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设施转变为世界卫生中心。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据《纽约时报》1971年10月报道，尼克松在当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

美国联邦政府内的专家盛赞此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生物武器“几乎无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称他这么做仅仅是将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终结者”的形象，而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无实质性改变。

有舆论继续批评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强调“进攻性”研究与“防御性”研究之间实质上几乎没有区别。对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虽然就研究而言，两者确实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不研制生物武器，这全都是医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从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

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

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

正因如此，怀特雇用了流行病学家和毒理学家来检测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气、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况，除此之外，他还向邻居询问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测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德特里克堡周边地区确实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况。

今年3月，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主任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在《城市日报》（City Journal）上联合署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实验室管理不善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不受五角大楼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人心涣散等。

2016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关于军事生物研究企业的审计报告也指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些实验室存在“使用未经验证的研究方案，缺少定期的检查、甚至是不被检查，有明显的但未被国防部纠正的缺陷和漏洞”等问题。

突然关停后再重启

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周边居民质疑污染物泄漏的同时，德特里克堡却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建。《自然》科学杂志在2006年8月刊文指出，联邦政府计划对德特里克堡的现有设施进行大修，并建造一个新的“生物防御研究综合体”，新设施将包括以最高生物安全级别运行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处理最致命的病原体。

该计划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舆论炮轰。“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马里兰州律师兼国会议员候选人基辛（Barry Kissin）指责道，“这项计划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危险巨大，恐对居民安全造成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更多的实验室只会增加对周围社区的威胁，“病原体可能会从实验室中泄漏。”另有反对者指责扩建德特里克堡可能会使得其它国家怀疑美国企图研发进攻性生物武器。

尽管反对声重重，但是德特里克堡的扩建计划仍然在2008年顺利完成。不过，就在完成扩建后没几年，德特里克堡却在2019年8月突然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令关停。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对此发表声明称，该设施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险微生物的研究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而研究所发言人林登（Vander Linden）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德特里克堡或将持续关停数月，因为其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废水净化系统能力不足”。

林登透露称，德特里克堡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雨使得该研究所用来处理实验室废水的蒸汽灭菌设备进水报废，而该设备已有数十年历史，“这使得研究停止了数月之久，直到研究所开发出一种使用化学药品的新型去污系统才得以恢复。”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林登指出，尽管新系统要求更改实验室中的某些程序，但在2019年6月的检查中却发现工作人员没有遵循新程序，“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去污系统存在机械问题，同时仍有化学物质泄漏。”

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除去废水净化系统故障，美国疾控中心还在检查时发现德特里克堡内的工作人员多次公然违反安全操作指南，如在清除生物危害性废物时，工作人员竟然撑开了高压灭菌室的大门，增加了遭污染的空气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在高压灭菌室内，工作人员甚至不佩戴防护设备。

不过，德特里克堡并没有就此彻底偃旗息鼓，据“军事”网站2019年11月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当月宣布，德特里克堡将重启部分设施，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强调， CDC指出的所有不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几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美国也未能幸免。

《华尔街日报》2020年3月报道称，近年来研究过SARS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德特里克堡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通过了CDC的最后一次实地检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复运行，并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这座历史上曾从事过多种致命生物武器研究的神秘实验室，当下已成为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