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在防范疫情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彻底调查和问责是改进的开始

Forest Lin

有新闻报道意大利有许多肺炎病人没有到测试，更没有入院就去世了。实际上，武汉早期的情况比意大利好不了多少，只是意大利的情况被及时地报道出来了。武汉有多少没有检测就死亡的新冠病人？有没有人去发掘数据？有没有人报道当时武汉医院和一般病患的状况呢？比如早期医院的拥挤程度，早期的检测能力，医护人员被感染情况，病患等待入院时间，未入院患者的死亡率，居家隔离者的监督和治疗情况等等。这些情况对于以后检讨疫情是多么重要，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事，但在中国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新闻中却很难看到。

新闻媒体不应该只传达政府的声音，而应该到医院发热门诊去，到社区楼道去，直面普通病患、一线医生、基层工作人员，反应他们境遇悲欢、困难要求，回答大众的疑问。媒体内容不能全是教育、鼓舞、歌颂、赞美和感动，也应该有质疑、忧虑、思考、监督和批评。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纠正施政失误，稳定和凝聚人心，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呢？

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初，武汉许多医院已经出现大量肺炎感染病例，人满为患，并有医护人员感染，一线医生面临巨大压力和风险。但在湖北和武汉医疗防疫系统的各种神操作下，汹涌的疫情没能及时转变成为通报数据和应对措施，以致错失防控良机，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当时有媒体能直指医院和一线医生，报道哪怕一些最基本的实况，还需要专家们费尽千辛万苦去得出所谓‘’人传人‘’的结论吗？还有人敢玩弄‘’ 没有新增病例‘’、‘’可防可控‘’的文字游戏吗？所以，媒体舆论是防范公共卫生危机的最后防线，作用不可替代。

目前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大家都在比较世界各国政府应对疫情的优劣得失，希望大家也可以比较各国媒体在疫情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确实展现了体制优势和中国精神，医护人员的奉献牺牲让人感动落泪。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难道外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包括新闻媒体的作用就没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吗？在中国现行政治社会制度下，新闻媒体就没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吗？我建议，中国政府应彻底开放对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报道，这些事情实在与维稳和政府脸面无关。此外，还要立法将隐瞒疫情或自然灾害视为犯罪，必予追究。

在有了SARS疫情的惨痛教训17年后的今天，中国再发生武汉疫情早期的状况实属不应该。纠其原因，就是当年SARS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调查和处置，只是草草撤职几个官员了事。最重要的是没能直面和纠正官僚体系和防疫系统中隐瞒疫情和‘’内紧外松‘’的习惯和潜意识，没能解决及时公布真实疫情的问题，而这是所有应对措施和社会动员的基础。这个方面出现问题，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国际形象，伤了奋勇在一线与疫情搏斗并大声疾呼的医护人员的心，伤了许多海外爱国华人的心，使本来是一张靓丽无比的抗疫成绩单变得暗淡。相信这不是中国最高领导者们的本意和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次疫情过后，必须从国家层面对武汉的疫情进行全面、彻底、公开的调查和追责，进行反思和切实改进。特别是调查武汉、湖北和防疫部门有没有对疫情上报和公布违反规定、设置障碍、故意隐瞒、少报漏报？现行的规定有没有问题？各级官员对疫情的上报和公布都施加了什么影响？做了什么指示？这些跟武汉和湖北在此期间的人大会议有没有关系？等等，民众都在猜疑的实质性问题。

这样的调查和问责不应该受疫情在世界蔓延形势的影响，也不应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能因为怕影响国际形象或被美国抓紧什么把柄而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或者搞什么‘’内外有别‘’、‘’内严外松‘’。

这是全民族的反思，不仅仅是政府。新闻媒体和文化艺术届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唐山大地震后的几十年，中国才出现一批有深度的相关文学作品和调查报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的事。执政体制内各级机构、代表和委员更有宪制责任推动并监督相关的调查和问责。普通民众的关切和呼吁会对执政者形成舆论压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次政府迅速调查涉及李文亮医生的事就是民众作用的证明，不管调查结果是不是令人满意。

任何改进都应该从毫无隐瞒地还原真相，全面、彻底、公开的调查开始。否则，只会一次次重复悲剧，毫无希望，即使在经历这样一个可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疫情之后。202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