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笑蜀 可治理的台灣與不可治理的大陸 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紀錄片《看見台灣》上映,很轟動。我故意拖了很久才去看,就為避開高峰。結果呢,我去的當天依然爆棚,隻買到一張最差的票。又過了一段時間,朋友請我看電影,還是《看見台灣》。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應了。不想爆棚依然,隻是位置好了點點,稍得安慰。 從影院出來,朋友邊走邊感慨:“哪個社會都有問題。這不,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 他這麼說,是因為電影的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汙染的鏡頭,都是批評人類的貪婪,人類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 我幾乎不假思索,馬上回答:“是的,都有問題,但性質不同。” 朋友好奇:“怎麼個不同法?”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不會通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卷風,迫使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可治理,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不可治理,沒有招,隻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朋友聽了,長歎口氣。他是大陸問題專家,何嚐不懂我的話。兩人默默無語,走到影院門口揮手告別。 回頭想想,覺得自己似有失態。大概是“慢慢來”三個字刺激了我。經常有外麵的朋友那麼勸我,我知道他們都好心,但聽多了仍不免抵觸。我不同意大陸很多問題是快和慢的問題,不是我們性急,不是我們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決,而的確很多問題都無解,給多少時間、怎麼慢怎麼耐心,都沒救的問題。 比如環境汙染。誰都承認大陸的汙染已無以複加。但總有人強辯,說渲染汙染是西方的陰謀,為了打壓中國的經濟發展。說西方當年不也如此?先汙染再治理是發達國家的通例,中國為什麼就不行?且不講,當十麵“霾”伏令億萬同胞心驚肉跳時仍這麼刻意開脫,是否有起碼人性,純就邏輯而言,也根本站不住腳。發達國家曆史上的確有過嚴重汙染。但對內而言,人家有能解決汙染的公共治理機製;對外而言,人家有廣闊的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及時輸出低端製造業,從而轉移汙染。 但是,當下中國有這條件麼?沒有的話,憑什麼主張先汙染再治理?汙染了拿什麼治理?比如雲南滇池,比如淮河,花了多少億治了多少年?結果非但沒治,反而成了釣魚工程,一代一代人就靠這吃飯。最典型的是北京霧霾,都威脅到中南海了,有好轉麼?連威脅到中南海的霧霾都治不了,還有什麼汙染能治? 正寫此文,就看到臉書上一個台灣朋友的帖子,驚呼北京霧霾殺到台灣,以致平時玲玲瓏瓏的101大樓已虛無縹緲,夜空中彌漫著一股似乎燃燒過的腐臭味。我開窗一看,果然如此。
到了台灣都躲不過霧霾,真讓人哭笑不得。我立馬把這轉到微信朋友圈,配了八個字: 無處可逃,唯有改變!
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 唯有改變,但改變好難。 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出去,腳下隱隱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著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仿佛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覺得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麼?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但是,億萬同胞,確實都棲息在肮水中,波瀾不驚。所以才有外媒嘲笑:他們麵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 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中國的問題不夠多?危機不夠深?倒逼出什麼了?有辦法的人紛紛用腳投票,一走了之,沒辦法的人紛紛給自己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即便威權時代的台灣,抗議環境汙染的社會運動不也風起雲湧?有危必有爭,有爭才有變,這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 但這似乎不適用中國,中國似乎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汙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到了可忽略不計的程度。問題倒逼、危機倒逼在中國更多是幻想,它們沒倒逼出多少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憤怒的口水不僅噴向當局,也噴向民眾。甚至對自己同事、自己親友也不放過,斷言一切苦難,都是他們自作自受。極端如陳水總公交車上濫殺無辜時,都有人拍手稱快,理由是受害者並非真正無辜,因為他們麵對暴政沒有挺身而出,客觀上都是同謀,都有原罪。口水滿天飛,幾乎罵遍天下。 “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難道,真是因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希望?不一切都虛無麼?既然一切虛無,那憑什麼去要求、憑什麼去責備呢?犯得著麼?“爭”固然必要;但人們容易忽略的是,“爭”並不是無條件的。不問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罵倒,眾人皆醉我獨醒,這除了盲目的發泄,對社會進步沒有任何意義。 “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還是對比台灣吧。蔣介石時代的台灣,民眾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殺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嚇倒,以至蔣介石鎮壓雷震組黨時,沒有任何鎮壓成本可言,因為民間沒有任何像樣的反抗。隻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麵隨著經濟騰飛和均富的實現,產生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麵,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再沒有父輩的杯弓蛇影。總之社會已經崛起。有了廣袤的社會作為植被,什麼樣的飛禽走獸都會應運而生,就形成豐富的生態。正是靠這整個的生態支撐,才有了美麗島的大規模集結,才有了美麗島被鎮壓後持續高漲的抗爭。持續高漲的抗爭宣告了鎮壓的無效,迫使統治者退讓,也才有了解嚴,有了台灣的和平轉型。 抗爭要有依托,這依托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這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隻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個人麵對利維坦的無力是人性常態,一概歸為罪錯太苛刻。可以嚴於律己,但對他人應同情地理解。如果這點都做不到,無非打造另一個道德理想國而已。
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 苛求個人不是出路,關鍵是保衛社會、搶救社會,這已刻不容緩。 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在政治和經濟,最大損失在以下兩端:首先是文化的浩劫,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本土的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製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理性、和平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愈來愈蛻變為人類社會的“異度空間”。
其次是社會的浩劫,即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社會的每個毛細胞,全麵占領、全麵綁架社會,其必然結果,就是窒息社會、扼殺社會。本義的社會主義無非主張社會本位,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恰恰權力本位。改革啟動了自由化進程,從經濟擴大到社會領域,社會逐步生長起來,公權力有所收縮。但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全麵反撲,試圖把所有人重新趕回孤島,相互之間沒有任何聯係。沉睡了一段時間的總體國家,大有複活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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