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狂生自述与三名女土匪调情并赞其“贤妇”

星汉灿烂

25年前，我在书店见到一本小册子《读书堂西征随笔》，因为向来喜欢收集历代文人的笔记，就随手买下了，定价0.45元。这是一种影印本，书前有一页影印的雍正帝御批：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雍正帝一向是要当“有道明君”的，这段御批却如此咬牙切齿，其痛恨之情跃然纸上。他为何要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如此痛恨？

这本书的作者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浙江钱塘人，其父为户部侍郎，其兄为礼部主事，他自己中过举人，53岁那年自投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府，乃作《读书堂西征随笔》。谁知次年（雍正三年，1738年）年羹尧即获罪，《读书堂西征随笔》也被搜查出来，上缴。这虽只薄薄一本小册子，却使雍正帝大为恼火，有旨谓“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查禁此书，并将作者斩首示众，株连到五服。《读书堂西征随笔》还成为年羹尧“大逆五罪”之一。廷臣们又奉旨从此书中锻炼出八款“罪证”――其实都只是汪景祺对朝廷政治举措的一些批评意见。

清代文字之狱多矣，汪景祺不过其中一例而已，他主要是受了年羹尧失宠获罪之累。汪景祺一个小文人，父兄未做大官，自己未入仕途，他因此攀附权贵，希图干禄，本来也是相当厚颜的。书中有一篇“上抚远大将军书”，其中对年羹尧极尽吹捧之能事，例如称颂其武功竟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赞美其人望则谓：“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甚至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还献诗六首，全力歌颂吹嘘。这六首七律都很平庸，倒是书末还附载“秦中凯歌十三首”，也是专门吹捧年羹尧的，有的稍像样些，

如：

其四

指挥克敌战河湟，

纪律严明举九章，

内府新承卢矢赐，

令公引满射天狼。

其五

阵前金甲绣蛟螭，

五色云开玉帐旗，

青海已闻传箭去，

天山又见挂弓时。

汪景祺既然如此厚颜吹捧年羹尧，一旦年羹尧成为“大逆”罪人，他自然就让雍正很讨厌了。至于“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的指责，实际上却很难落实。那首被当作罪证的绝句“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本来是汪景祺记述别人的作品，那个人是“某，无锡人，不欲言其姓名”。想来汪景祺既不肯言其姓名，皇上就将它算在汪景祺头上了――谁让它出现在你文集里呢？

除了上面这桩公案，《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大违礼教的篇什（廷臣们锻炼的八款罪状中对这方面无一涉及）。其自序称：
自问生平，都无是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祢处士，一言不合，不难挺刃而斗。……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牵脂粉，语涉狭斜，犹是香奁本色。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表示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在乎旁人怎么看。书中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是“步光小传”和“遇红石村三女记”两篇。在“步光小传”开首，他公然表白：

余素好狭邪之游，……锦袅烂然，共处其中，虽不敢云大程之心中无妓，亦庶几柳下之坐怀不乱，所谓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如若耶溪头一面也。

接着记述他旅途中一次召妓的故事。步光是一个会武功的妓女，出身武将之家，流落风尘。汪景祺详记与她的一夕之会，从初见、调笑、就寝到步光自述悲惨身世，无不详细道来，已是小说笔法。并为步光作绝句八首，其中自然不乏青楼文学套语，如：

其二

明月雕弓挽铁胎，

风流格调小身材，

儿家生长云中郡，

曾向恒山射虎来。

其三

河光清浅月黄昏，

琥珀光浮酒满樽，

宛转柔情人半醉，

这般时节最销魂。

其八

背人私语晕红潮，

戍鼓沉沉漏渐遥，

兽炭已薰鸳被暖，

莫将闲恨负良宵。

书中又有“遇红石村三女记”一篇，更为“出格”――专记他自己路过红石村时与当地三个女子调情之事。这三女子因为厌恶北方汉子粗鲁不洁，喜欢“南方官人”，所以对旅途中因疝气发作而来求助的汪景祺青眼有加。她们帮他按摩止痛，后来就渐渐进入打情骂俏光景。汪景祺对于和她们相互挑逗的语言动作，乃至上床同衾共枕亲昵之事，逐一详细叙述，不厌其烦。例如：

小云娃自坑后下啜茶，余戏弄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错。”小云娃曰：“青天白日，两边面生生地，何错之有？”语毕仍至故处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云娃之股，且掣其足，则坚如铁石，不可动。余曰：“邂逅逢卿，岂有他念，不过以爱慕之切，聊以相戏。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云娃即引双足置余膝上，余遽脱其鞋，小云娃怫然曰：“官人不畏我嗔耶！”玉娃曰：“青天白日，两边面生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视而嘻。

末了这三位女子催促汪景祺赶紧上路，说是怕他出事。在这样三个热情好客而又放诞风流的女子那里，能出什么事呢？汪景祺在后面一篇“记蒲州常生语”中告诉我们，原来这三个女子都是当地的土匪首领！红石村在山西境内，当地有一些女子会武功，当土匪，抢劫商旅，上面那段情色文字中提到的“玉娃”和“小云娃”，都是有响当当名号的人物。玉娃“能开十力弓，箭长十六把”，号“神臂弓”；小云娃则能舞五十斤重的大刀，号“一堆雪”。她们之所以没有抢劫自动送上门来的汪景祺，估计是因为看他只是穷书生一个，没什么财物。

按照传统观念，汪景祺上面那段情色文字中的行径可说是“调戏妇女”，但如果从某种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又何尝不可以说成是三女匪“调戏”汪景祺呢？而汪景祺本人事后得知真相，虽然不无后怕，但他竟仍然称赞三女子这番言行是“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呜呼，可谓贤妇人矣！”土匪（三女子的父亲、丈夫及她们本人都是）自然是反叛官府朝廷的罪人；能和过路客人上床亲昵，岂非“荡妇”，然而她们竟被赞为“以礼自守”的“贤妇人”，可以想见汪景祺心目中的“礼”与道学家相去何啻天壤。

《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的这类记事，已可隐约看到某些近代小说中笔法的端倪；这些记事的真实性也很难考证。其中可能有夸大、虚构，甚至可能只是措大狂生的白日梦――这种猜测似乎也可以由他为三女子所作的绝句四首得到支持：

其三

疑于紫府会群真，

三女扶持一病身，

日欲沉西催客去，

恐将侠骨染征尘。

其实汪景祺所记之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士人而详述自己与妓女、女匪的情事，又不以为耻，这在任何时代的文人中都属少见。在封建时代，这倒也可以算得上“名教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