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之文！！——大陆“洗脚”鼻祖 鲁迅与弟媳“洗脚” （转载）

晴思思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晴思思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 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晴思思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共产党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此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晴思思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
   
    　　（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 “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

Yagou

有人有耐心读了这篇文吗？ 先顶一下。
俺是越往下读，越感到震惊！说它八卦，却有根有据。此文可能出自台湾或香港的学者，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更真实的史料。不管事实到底是否如此，该文起码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思考。
俺对北大狂人范美忠（就是那个范跑跑）的学识还是比较认可的， 范曾说在中国他最崇拜的人是鲁迅，俺在想如果他读了这篇文章是何感想？
:thinking:

晴思思

有人看过了，不敢跟。

Yagou

有人看过了，不敢跟。
晴思思 发表于 2011-10-9 21:49

呵呵，这年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还有什么不可说？
只是，这是颠覆之文，强文耶，容许“有人”迟疑一哈嘛！
:laugh:

晴思思

呵呵，这年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还有什么不可说？
只是，这是颠覆之文，强文耶，容许“有人”迟疑一哈嘛！
Yagou 发表于 2011-10-9 22:21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鲁迅已经过时了，早被刻画成板画葬入墓穴。
不知时代的粉饰堆砌出多少名不符实的高大全，真该一个个掰下来冲去浮华金粉，看个究竟。

dlstbwzg007

佩服作者，实在是太长了，完全是部《鲁迅野传》嘛。俺只看了前两帖就放弃了。
俺是很讨厌鲁迅的。上学时，他的文章篇篇要背，偏偏这厮文笔太差，语句不通，读着都拗口，何况是背了。相信很多同学会和俺有同感。
鲁迅的私生活，估记没几个人会感兴趣。

晴思思

佩服作者，实在是太长了，完全是部《鲁迅野传》嘛。俺只看了前两帖就放弃了。
俺是很讨厌鲁迅的。上学时，他的文章篇篇要背，偏偏这厮文笔太差，语句不通，读着都拗口，何况是背了。相信很多同学会和俺有同感。
鲁迅的私生活，估记没几个人会感兴趣。
dlstbwzg007 发表于 2011-10-9 22:34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文笔太差？呵呵。俺也觉得拗口的很。一直认为写文章第一就是通顺，他写的比古文还累，一个字一个字都要拗。头发象板刷，整天焦黄的指间夹根烟，烟雾缭绕，看看就让人有抽二手烟感，不让人有亲近感。
自小就很诧异这么个民族斗士居然进出交往的都是日本人，当时的侵略国人，曾经兀自纳闷。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sanmiwu

喜欢。

LZ有没有类似写曹雪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