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紧急会议：汶川8级地震研讨会

jan_ai Zhang

http://www.backchina.com/newspage/2008/05/23/156205.shtml

     5月19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机理及后续灾情科学分析”的紧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

　　该会议由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社会发展司紧急组织策划。来自国家地震局、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震科学研究院等部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中，一些已经退休，非地震系统的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受邀参与了这次会议。这些专家曾经在唐山大地震、海城地震等预测取得成功。

　　据科技部基础司副司级巡视员彭以祺介绍，此次会议目的是集各领域、各部门专家的合力，重点对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机理与后续发展态势、重大地震灾害的多学科综合前期预警及灾后评估等进行研讨。

　　本次会议中一些专家刚从四川地震灾区赶来，带来了不少一线的资料。对于四川汶川地震的深层次的分析，接下来余震的情况，仍在加紧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刘静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她对记者指出，现在非常需要到前方具体了解这次地震断裂的实际情况，但是目前尚在酝酿中。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地震以及其他大灾大害预报需要“群策群防”方法。事实上一些非地震系统的人员使用整体思维(就是不使用一个学科预测，使用多个学科同时整体预测)预测地震的水平是有效的。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对记者指出，地震前出现各种异常是有的，这已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采取一个有效的预防。

　　汶川地震机理加紧研究

　　记者获悉，香山此次会议对于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机理和地震破裂过程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

　　一些专家通过对地震破裂过程、地震活动性和发震构造的分析，认为汶川地震的余震活动将持续一段时间，其中不排除在震区发生强余震的可能。同时一些分析专家表示，汶川地震的破裂过程非常复杂，应该对这次地震前后的各种资料进行认真地分析、整理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的监测预报水平。

　　由于此次会议非常紧急，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郭讯研究员是19日凌晨从四川北川县回到北京，直接赶往会场的，向与会专家提供了许多现场的一手材料。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张令心、杨学山则匆匆发言后下午再次赶往灾区进行研究。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刘静指出，本次地震属于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使得青藏高原隆起，导致中间和周边断裂带发生。这种情况不是什么新事情，因为过去这里经常有地震，只是在无人区，损失小未引起注意而已，但是这次断裂的具体时间和断裂带事前并不清楚。

　　关键是接下来余震和再发生哪些次生灾害要加紧研究，“断裂带的破坏作用，比地震波的破坏作用甚至更大，这个断裂带目前还没有找到。”她介绍说，地震预测仍属于不成熟的科学。

　　这种说法是有理由的。根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的看法，目前我国对于重大灾害预测水平亟待提高。比如一般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为70-80%，24小时内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为20-40%，对于特大暴雨美国准确率为20%，中国只有15%。

　　对于地震的准确率，从1960年到2007年我国地震成功预报的准确率为16%，其中7级以上地震准确率为13%，呈现地震级别越高，成功率越低的情况。

　　目前国际上普遍存在对于巨大灾害预测效果不佳的情况。而国内一些机构，由于延用国际通用的预测方法，也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群策群防”方法应该引起重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独特的方法。在5月19日的香山会议上，一些权威专家指出，自己使用独特的方法对以前和本次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预测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使用次声波、地应力、地电脉冲、大地微动等预测地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高建国指出，“中国的整体思维的方法，对于预测大的地震有作用。”

　　记者获悉，国内地震专家汪成民使用一套地震预测系统，即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综合整体分析，可能将地震的成功预报率从31%提高到60%以上。

　　汪成民在唐山大地震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唐山大地震，通过一次“吹风会”将消息传达给了河北省青龙县，促成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青龙县无人伤亡的历史奇迹。

　　此外，另一位地震专家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山地震。上述专家对于本次的汶川地震研究也有重大贡献。

　　根据原国家地震局局长何永年5月16日接受人民网采访的说法，这一次汶川地震通过地震记录检查，也没有明显的小震活动，只有一些一级以下的少量的地震，这种情况就很难判断要发生地震。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启用“群测群防”的工作。同时使用整体思维预测地震的方法，也应该得到重视。

　　中国地震局专家罗灼礼同意群测群防的作用。5月16日，他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根据40多年的地震预报的实践经验，一次大的地震，前兆异常的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群众能够及时发现，对于判断震情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事实上，本次地震征兆很明显。比如南宁地震局的蛇出现了急躁不安，不进食和碰撞的情况。南宁市地震局局长蒋维松告诉相关记者，根据经验判断，如果不是附近有重大震情发生，就是本地会发生小型地震。

　　在发生地震后，记者5月13日在四川阿巴州政府网站上发现，地震发生前几天，当地曾有即将发生地质灾害的消息，被一些地方传达变成地震将要发生的情况，后经政府辟谣才平息。

　　高建国告诉记者，地质灾害在一定意义上本身是地震发生的征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将多个信息汇总，千百万个信息汇总。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二十日通过中国地震信息网谈四川汶川八点零级地震预报问题时表示，由于地震预报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社会性，政府发布地震预测意见非常慎重。

　　这位地震官员强调，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程序发布。

　　任何单位和个人根据地震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提出短临地震预测意见，可向所在地或所预测地区的县级以上政府地震管理机构提出书面报告，也可直接向中国地震局书面报告，但不得向社会散布，也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个人或团体对地震活动趋势的长期和中期预测研究成果除外，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讨论。

　　任何单位或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中国地震局或县级以上政府地震管理部门或机构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

jan_ai Zhang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3_16_53_23_738.html

四川地震最受称讚的是灾情的透明度。除了开放境外媒体採访之外，对内地媒体，也突破了过去凡有大事件都必须统一按照新华社通稿报道的禁忌，儘管中宣部在震灾后立即下达指令，要各地媒体须循温馨、感人、正面的方向报道灾情，不得擅自作负面报道。但内地媒体多把中宣部禁令抛诸脑后。

地震后两天，上海《新民晚报》就刊登了李泓冰的文章，指出这次大地震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特点，就是伤害最惨重的，是学校和孩子。这篇文章且获「新华网」转载。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质问：「最应该安全的学校为甚么不堪一击？……某些『豆腐渣』工程，有关责任人缺的或许并不是对质量标准的生疏，而缺的恰恰是人的良心。」

倒塌这么多学校，在内地媒体报道和质疑下，周三出现家长集体抗议行动，并打出「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口号声讨。但在香港，却出现容不得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群情」。许多人认为，现在救灾要紧，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地震后两天，《南方都市报》在「天祐吾民」的言论专辑中，刊出上海大学历史系授朱学勤的话：「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甚么又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

《新世纪》网页十四日刊登「伍老」的文章，文中说：「古代中国皇帝，面临灾异、灾害，往往要下罪己诏，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28份罪己诏。他们自谦、自谴、自省，对苍天尚有敬畏之心，因为敬畏，往往在灾害来临之际，修改政策政略，期对民间有所帮助……」

笔者不知道中共终于愿意下半旗、暂停圣火，是不是跟朱学勤或伍老的痛陈有关。我们都希望中国民主，有权力制衡，有舆论监督，但在缺乏这种制衡机制的专权政治下，朱学勤与伍老的话不能不说有其现实意义。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凌沧洲表示，这次地震，中国各地报纸突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但中国现存的新闻体制恐怕还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

然而，从良知出发，据实报道，秉心直说，不惜冒政治风险，总算是这次震灾中内地记者和部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我们希望这种精神可以持续。

距今五十四年前，胡适写过一篇读书笔记，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宋朝范仲淹在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同美国开国时 Patrick Henry在1775年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异曲同工之意。

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出自比Henry的话早740年的《灵乌赋》。他是因同时代人梅圣俞写给他的《灵乌赋》而作的同一题目的回应。梅圣俞的《灵乌赋》劝范仲淹应学凤凰报喜之鸣，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仲淹回答的《灵乌赋》则表示，乌鸦纵使因报凶而使自己折翼、被烹，但也不愿隐瞒凶讯而给人带来灾祸，牠要在灾祸未成形时就表示忧虑，烈火未炽时就表示恐惧（「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牠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当时是「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与谏诤自由，当然是不同的层次。但在专权政治下，未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不畏死的谏诤勇气，也是时代限制下值得尊敬推崇的表现。现代的自由主义者，若不是别有衷情，也应理解这种情操。

自范仲淹提出这两句话，千多年来，尤其是过去五十多年，已有许多知识人「宁鸣而死」了。笔者论政以来，也奉此为圭臬，儘管香港有言论自由，不会因言入罪。但范仲淹其后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得到物质酬报而高兴，不为自己的遭遇而悲哀），还是可以操持的。因此，笔者尊重所有批骂笔者的意见，儘管有些意见恐是「以物喜」而发，不生气，也「不以己悲」，即使咒笔者死吧，也不过是对「宁鸣而死」的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