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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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还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冯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六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表示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

        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大严惩西山会议派，还提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但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国民党，也不希望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谭平山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共同努力，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对此次大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国民党二大“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大会召开前，党内在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时曾发生争执。起初，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为七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其理由“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①。陈独秀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选举的实际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人，未达到三分之一。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从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

        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指出国家主义派虽然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这充分表明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