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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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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0 19:53:0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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