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民主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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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又称第四波民主化，现在看来并不成功。仅突尼斯一隅还算差强人意，利比亚有成有败，埃及和叙利亚则是全面失败。在叙利亚的失败尤其惨烈，不仅置叙利亚于长期内战之中，更令ISIS崛起，恐怖主义阴影笼罩全球。

　　跟第三波民主化比较，第四波的失败更明显。学者刘瑜对第三波有过定量分析，发现第三波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体制的相对稳固。刘瑜据以认定，第三波属于“脆弱的有限成功”。

　　第三波的结局不算理想。即便不认同负面评价的刘瑜，对第三波的评价仍不得不非常审慎和克制。但相比有一半国家过关的第三波，第四波就只能用惨淡两字形容了。如果说因第三波而生的民主受挫论、民主悲观主义大谬，第四波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可以证成这些结论。

　　第三波第四波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国家的社会生态不同。最大不同，则在第四波都是伊斯兰国家，第三波多数是世俗化国家。

　　伊斯兰国家与世俗化国家对民主的回响，有云泥之别，同在中东的土耳其和伊朗，即是两个鲜明的例子。土耳其先世俗化后民主化，在世俗化的基础上推行民主化，民主化成功了，土耳其最终走向了自由民主。民主虽然也曾遭遇危机，但从未被颠覆。伊朗反其道而行之，中断已经启动的世俗化，在逆世俗化的基础上推行民主化，结果民主化不仅没有带来自由民主，反而强化了极权。民主化在伊朗的变形，其实已经埋下了第四波失败的伏笔。

　　事实上，这是中东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或如伊朗那样推翻威权实行民主，结果是世俗化中断，重新伊斯兰化、政教合一；或为避免重新伊斯兰化、政教合一，不得不拒绝民主，强化威权。第四波的失败印证了这个逻辑。正如民主没有让伊朗变得比威权的巴列维时代更美，第四波也没有让中东总体上变得更好，反倒给基地组织和ISIS提供了趁虚而入的巨大政治真空。

　　所有这些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民主革命可能无条件，如非洲一些实际处于部落状态的国家，仍可以推翻专制而建立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运行，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却一定需要客观条件配合。中东国家就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世俗化。否则，民主化只会带来更大灾难。这大概也是埃及革命后，美国政府默许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原因吧。

　　但世俗化绝非民主制度运行和民主巩固的唯一条件。我们所说的民主指现代民主，亨廷顿已有断言，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即意味着，民主化需要以西方文明作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为基础，这些文明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亨廷顿列举的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等要素。这些文明要素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趋于成熟和系统化，始有欧洲的民主化。

　　这即是说，民主化不可能是孤立的进程，有赖现代文明的整体推进。在非世俗化国家，首要任务是世俗化。而在已经世俗化的国家，则需要进一步文明化，即需要如十七、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经历过的整个文明化进程。世俗化但没有进一步文明化，民主制度的运行、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同样是不可想像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不过徒有其表，实质上仍是酋长统治，甚至一些亚洲国家也如此；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制度屡起屡仆，最终跌落党国威权甚至党天下的深渊，归根结底，都是社会整体文明水准制约的结果。而西班牙、韩国等第三波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其社会整体文明水准都有长足进展，奠定了民主化的深厚基础。

　　民主是文明之花，文明之果，是文明哺育民主，民主反过来再深化文明；而不是倒过来，先有民主再有文明。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民主，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就不适于民主。其二，民主革命可能无条件，不等于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可以无条件，必须为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培育文明的基础。

　　这两个结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宣告了民主乌托邦或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这种民主乌托邦或民主原教旨主义既不承认民主有适用边界，坚信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承认民主需要文明基础，认为民主无条件，实际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这种民主乌托邦把民主空想化、宗教化，对民主事业显然有害无益。

　　民主是人间的事业，需要平常心。有平常心才会脚踏实地，有平常心才会坚忍不拔。而要有平常心，就必须告别民主乌托邦。第四波的失败不是民主的破产，民主受挫论、民主悲观主义用于第三波固然大谬，用于第四波也难于成立。第四波印证的只是民主乌托邦的破产。这反而是好事，挤掉了民主的泡沫，留下的就都是干货。对第四波的反思不会让人沮丧，反而让人更清醒、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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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共的标准这些国家都不能算失败，而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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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饿死3000万都是伟大胜利。起码要摸1000年石头过不了河才算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