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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及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尝试以政变和血流成河的悲剧收场之时，全球华人的目光不由得转向台湾。 台湾是华人世界里唯一一个民主社会，在目睹阿拉伯之春令人震撼的血腥和动乱之后，相信每一个人都理解了台湾民主何以是奇迹的论断。然而奇迹向来只是小概率的事件，极难复制。 台湾民主化的奇迹可归为十大因素：一是两蒋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二是均富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三是教育普及；四是人口规模适当、地理环境狭小；五是强势威权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推动；六是总体廉洁的社会，民怨和社会矛盾较为平和；七是美国的压力；八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两岸敌对的态势，为台湾解除戒严创造了外部条件；九是它的宪法和意识形态也即“三民主义”本身就有民主的设计。比如“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所以转型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十是特殊的历史偶然事件，即江南案，令蒋家长期培养的接班人蒋孝武淘汰出局。 可以说台湾的奇迹是建立在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上天的眷顾。然而，台湾民主化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到今天，虽然没有流血和政变，但它究竟结出什么果实？毕竟，台湾民众不会满足于和埃及比，就如同今天的大陆百姓也不会满足于和朝鲜比一样。一个制度避免流血动荡、保持稳定是最起码的标准，关键是能否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 2013年的台湾没有选举，但却依旧不平静。一个普通士兵之死竟然引发了全社会的抗争运动。这样的悲剧，在台湾实在平常不过了。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件却能引发全民运动，则必然和时代背景脱不了干系。这就如同，在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几乎天天上演城管殴打小贩的事件，但只有2010年年底那一起，才能成为引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这个背景可从台湾著名的媒体人南方朔的评论中找到答案。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南方朔是台湾的外省人，立场一向偏蓝。在蒋经国时期被党外人士视为御用文人。美国和大陆建交时，他放弃已经申请到的美国大学奖学金，拒绝出国留学，为此还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民进党执政时，更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台独立场。应该说，这样的立场在评论今天国民党执政的台湾时，会就事论事，非常的客观。 他的这篇评论就是风传一时的《台湾之春的时间到了！》其开篇就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描述了今天台湾现状：“当一个国家，无能、贪腐、滥权当道，国家已国不成国，军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则成了土匪强盗，这时候，人民就有权挺身而出，将国家从毁灭边缘救回来。这乃是近代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国家之春人民运动正当性的来源，而今天的台湾，台湾之春运动的时间应该已到了成熟的时刻，台湾已必须被拯救！”“今天的台湾正加速在退化，今天已退化到了戒严前，不久后还会退化回白色恐怖的时代”。“台湾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每况愈下，早已成了一种新的专制。” 南方朔进而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一是民主转型没有成功，是“选举出来的暴政”、“滥用执政便利侵害人民利益”。 二是媒体成了帮凶：“台湾的政府有庞大的宣传机器，会帮它硬扯硬拗，会帮它设定停损点，让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逾越了安全范围，它所控制的媒体就会东拉西扯，将问题扯离焦点或将别人污名化。台湾宣传机器、媒体控制以及表演政治早已将台湾人民驯服化，当人们看到再大的不义也只是嘴巴上讦谯一下，当事情过了，一切又都船过水无痕。” 三是“台湾人民太过善良，太过忍耐怠惰，台湾人太容易统治，所以台湾的统治者才会最容易混，也永远可以软土深掘地得寸进尺，一直混下去。因此，台湾的无能、贪腐、滥权、反民主，愈来愈走回头路，人民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持类似观点的不仅仅是南方朔，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敖。李敖不仅学贯中西，更因抨击蒋介石独裁成为政治犯。在民主化时代，则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两岸统一，为此又成为泛蓝阵营的大将。他在微博里是这样点评士兵之死引发的社会抗争运动：“这政权彻底完了，说什么都没有人信了。” 不仅是台湾的学者，就是在台湾的陆生也有同感。近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的大陆学生的文章《台湾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吗？》。文章开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这两年的生活，从满怀期待到爱恋欢喜，从全心投入，到爱恨交加、忧心忡忡”。他声称过去总是从台湾反思大陆，现在却是“越来越觉得我对台湾的忧心，远远超过了对大陆的反思”。他最后的结论则是：“在台湾这样的政党、媒体环境之中，政府无秩序地顺应‘民意’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被破坏的是整个民主制度。” 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竟然沦落至此，确实出乎所有信仰西方民主群体的意料。如果说各种条件都欠缺的埃及非要“民主大跃进”导致悲剧，世人或多或少还都有心理准备的话，拥有如此之多得天独厚条件的台湾走到这一步则更令人触目惊心。海内外华人都不由得要打一个问号：被小布什封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怎么就成了行将沉没的危舟？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台独势力崛起，导致民粹主义盛行。不仅严重威胁到两岸和平，更令台湾的民主恶质化。政党之间并没有民主社会中常见的正常竞争关系，之间的分歧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根本原则，双方形同水火。以致于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拒绝参加双十节庆典。民进党执政时，国民党也同样如此。选举时就搞族群对立和“割喉战”，权力移交也被称为“主权移交”。由于族群对立、国家认同迥异而导致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使台湾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台北（认同‘中华民国’）、台南（认同‘台湾国’）”“一边一国”的现象。 台独思潮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这包括后去的中国人（国民党代表的外省人）对早去的中国人（本省人）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二二八事件、日本殖民等。但这种思潮能够坐大成为左右台湾命运的一股力量则要拜民主所赐。 民主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潮的自由化、多元化，这也给各种极端主义打开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极端主义是赢得选票最廉价、最有效的方式。在民主社会要想赢得选举，一是诉诸利益，这就是各政党纷纷许诺提高福利的原因。一是诉诸仇恨和悲情。极端主义则往往成功地扮演这种角色。 纵观各国，尤以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最大。前南斯拉夫在民主化前，各民族安居乐业、相互通婚，早将几个世纪的仇恨淡忘。然而走向民主化后，包括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塞族都要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历史仇恨，寻找所谓真相，以此凝聚支持者和捞取甚至是骗取选票。结果国家在相互仇视、血腥屠杀中解体。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后起的民主国家如非洲的马里共和国就从宪法上禁止基于民族、宗教信仰、地区或性别而成立的党派。 台湾本来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单一民族为主的社会，却仍然由于种种的原因产生了国家认同的分裂，形成“统一”和“独立”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个过程中，民主不但无法有效应对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相反成了台独发展壮大的催化剂乃至最重要的力量，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台独。 台湾民主化后的高度政治对立，给台湾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反过来又打击了台湾民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在全球都在抢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之时，台湾要么搞“南进”、“东进”，要么搞“锁台”，要么干脆频频挑衅大陆，危及台海稳定。结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仅无法有效分离大陆经济发展成果，更致岛内资金和海外资大量抽逃。结果台湾经济也从民主化前的亚洲四小龙之首降为之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经济总量曾占大陆的45%，几乎达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后，却只有区区的2%。 可以说，经济的持续恶化已成为台湾民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毕竟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还是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与提高，而无论哪个国家和社会，一旦经济停滞和恶化，必然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然，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尽管整个台湾除了连江、金门两县外，都负债累累，其中直辖市高雄以负债2136亿新台币高冠全岛，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这也是民主社会的通病，台湾只是也不能免俗罢了。 台湾的经济如何其实无需多少数据，只要到台湾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比大陆要落后二十年。大致相当于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用连战的话讲，来到台湾如同到了第三世界。其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的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其专著《中国政治的精神：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一种心理文化研究》中提出：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对本国的政治有决定性影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传承至今的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沉淀为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方式。 台湾是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的民主制度，但这种以不同政治力量对抗、竞争为特点，强调程序而不是政治责任和结果的模式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差异，也导致民主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台湾和法国都是实行双首长制，最高领导人也都是直选，也都拥有对总理（“行政院长”）的任命权。但当在野党在国会占据多数时，虽然宪法没有任何规定，法国往往会任命在野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从而确保整个体制的顺利运行。但在台湾则相反，民进党执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暂的任命国民党人唐飞担任“行政院长”外，都是民进党垄断。这也是整个八年府、院对抗、整个体制空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其空白处就要由文化来承担。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显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同样的例子还有俄罗斯。这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但法国宪法几年前才进行修改，对总统任期做了限制。但在此前，也没有一个总统会连任超过两次，也没有一位总统卸任后，再抓住宪法漏洞再度出山。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在美国的声望不次于普京在俄罗斯，而且卸任后也同样是年富力强。但却不会再度出山。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政治现象。 再有，法国和台湾是国际社会少见的时常举行公投的民主社会，但在法国公投一旦失败，必然有人承担政治责任。戴高乐就由于公投失败而彻底告别政坛。2005后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当时的总理拉法兰也是引咎辞职。但在台湾，所办公投没有一次成功，却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为此负责。特别是2004年公投绑大选，陈水扁已经声称宁可“总统”不当，也要公投过关。结果公投失败，他却凭借有争议的两颗子弹继续连任。而台湾社会居然也安然接受（国民党抗议的是两颗子弹，而不是公投失败）。
下面再看看台湾的立法机构。众所周知，立法机构的代表选举产生以后，他们代表的就不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区域或者国家。但在台湾却出现全球民主国家都没有出现的现象。 2009年我应邀观摩台湾县市长选举。在台中市，接待方安排我们参观市议会。恰逢台中市长胡志强亲率“文武百官”的超豪华阵容在市议会接受质询。结果四十五位市议员仅十五人出席，远远达不到法定人数。要知道，这可是最高行政长官率领全体阁员到议会接受质询！更可想其他时刻是否还会有人参加。参观之后的座谈中，我将自己的观察和疑问提出，答案居然是：大多数议员都参加当地选区百姓的红白喜事去了或者调解各种纠纷去了。在制度上，台湾也没有对议员是否出席立法机构会议的硬性规定。 一个本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发挥立法、监督职能的议员就变成了参加红白喜事、调解纠纷的公关者了。如果不这样，下次选举来临时就将被选民抛弃。然而，这样连有效出席人数都不到的立法机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出席人员的多少如果是形式的话，辩论的问题则是实质。所以令我十分意外的是，在一个市级的台中市，民意代表当时竟然质询的是“中国的入侵”。双方就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激烈的辩诘！一面是由于参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而不出席立法机构会议，另一面则是在地方立法机构大谈和百姓丝毫无关的“国际大事”，真是鲜明的对比啊。 台湾民主化后另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不管哪一个政党胜选后，最高领导人都一定要兼党主席，否则就无法治“国”。民进党在野时，一直批评国民党是党政不分，结果等到它执政后，也不得不党政不分，必须兼任党主席。此时在野的国民党自然以其之道还治其身，严加批评。不料，等到国民党再度执政，这种“党政不分”不得不重现（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大陆进行政治改革时借鉴，特别是主张党政分开者）。但在其他总统制民主国家中，哪怕在相当落后的非洲，政党只是选举机器，选举过后，胜选者绝不会再兼任党主席。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直到下次选举来临。即使在议会制民主国家，虽然一般国会占多数的政党党魁往往会被选为首相或总理，但在政府的运作中，也没有政党发挥的空间。 表面上看，在台湾如果不兼任党主席，就没有对各个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权，就无法号令各方。但关键还是政党无法认同一切权力归“国家”这一西方通行的原则和传统。没有这个传统还要搞西方的选举民主，则必然还是出现党政不分的现象。现实的逻辑和理论上的逻辑往往不同，这一点非常需要政治学人和政治家的深思。 最后一个独特的现象则是贿选。从政治发展原理和实际来看，贿选一般发生在贫穷落后、文盲率很高的国家。但台湾却打破了这一规律。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你去拜票自然不能空手、空口。送的人心安理得，收的人也视为正常，而不会认为是贿选。 总之，中国文化中的人情社会、缺乏政治竞争的政治传统、胜者王败者寇的理念，都导致民主在进入台湾后，出现不寻常的异化现象，也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主的品质甚至未来的命运。 从大陆的角度看，台湾的民主还有许多方面无法令人接受。比如台湾民主化依然无法有效解决腐败和裙带，甚至在民主的包装下更趋恶化。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只有二十多年，已经形成多个政治家族。如连战家族，其子连胜文为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家族，其子吴志扬为桃园县县长。现在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其父则是国民党大老郝伯村。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其岳父高育仁也为政坛大老，曾任台湾省议会议长、立法委员及台南县县长。现在的陈水扁虽然关于监狱，但其子仍可凭他的荫持，最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至于台湾基层，更是父传子、子传媳。2009年县市长选举过后，花莲县县长傅崐萁竟然任命自己的前妻为副县长。台湾的选举，已经把官二代漂白了。 2010年在台湾五都观选的最后一天与当地学者交流，他们也承认官二代现象造成的不平等已经打击了青年才俊进入政坛的热情。台湾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官二代现象，原因在于它的官僚体系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相当于大陆的公务员，需要严格的考试。但不允许参与政党政治，也不与政党共进退。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或者选举获胜的政治人物任命。现实政治中，官二代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如知名度、党内的支持率。在台湾分为蓝绿的现实格局下，在各自选民占优的选区内，无论是谁出来选举都会获胜。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之子陈致中既卷入其父的贪污弊案，又在选前发生嫖妓丑闻和谎言被戳穿，但依然可以最高票当选。 台湾严重的黑金政治就是享有“台湾民主之父”之称的李登辉时代发生的。2000年打着“清廉”旗号赢得大选的陈水扁更把腐败推向“前无古人”（自然还会“后有来者”）的程度。不仅陈水扁本人，他的家族、亲信，更是遍及所有的执政团队。除“教育部”没有卷入外，其他各部无一幸免。而且陈水扁贪污真相是在其下台之后才曝光的，而且是被瑞士发现和揭发。台湾的政党监督、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都没有发挥作用。 等到更以清廉著称的马英九率领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以后，更发生权力核心人物（“行政院”秘书长、担任过国民党副主席、自夸是马团队第三把交椅）林益世索贿案。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2012年7月2日前还担任着“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员会”委员（7月3日他被开除党籍）。令人震惊的是林益世在1999年刚选上立法委员时，其存款少到未达申报标准（新台币100万元以下，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2012年5月申报时已经高达4742万元（家中搜查发现的7500万巨额现金自然除外）；除此之外还另拥高雄市凤山区和台北市松山区共6笔土地、4笔建物等（考虑到台湾三分之二都是山地，人口密集，这些土地自是天价）。自由派大概很难想像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官员可以如此快地暴富吧。 贪腐不仅是台湾核心高层的专利，就是中级官员也如此。2012年8月底，台湾检查官在前消防署长黄季敏办公室中一下搜出19块金条总重16.5公斤，家中LV、GUCCI、CHANEL等名牌包三十余只，豪宅更价值4000万元。在我们的印象中，消防署应属于清水衙门之地啊。要知道贵为大陆最大实权部门、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的金条才不过9公斤！台湾的经济规模也不过是大陆的2%！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10-7 19: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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