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对中国民主的议论较多,目的是针对网络上一些人公然宣称中国人不需要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进行说服。事实上,在中国,不是需不需要民主、何不合适民主的问题,而是怎样体现民主、如何尽快实现民主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都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而不懈奋斗。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到如今的胡锦涛、马英九,都从没有提出过中国人不需要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的问题,仅仅是围绕怎样体现民主、如何尽快实现民主的问题而展开斗争,甚至长时间的血雨腥风。笔者曾写过《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的旗帜》(2009年6月6日发表)以及《http://blog.ifeng.com/article/2894618.html执政党内,民主讲得最多的人是胡锦涛[/url]》(2009年7月5日发表),说明大陆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对民主的推崇。
在网络上,有人称笔者是“贩卖二手民主”,笔者领受了;因为民主的概念本来就不是笔者发明,笔者只能做二道贩子;不过,笔者“贩卖二手民主”,总比那些“贩卖二手专制”的人要胸襟坦荡得多,并以此为荣耀。
现在,笔者仍要二手贩卖一下;这次是贩卖毛泽东对民主的一些观点。事实上,如今一些宣称中国人不需要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之所以是陈词滥调,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喧嚣过;不过60多年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予了严词批驳。
清末民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保皇派,力主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其理由就是中国“国民恶劣”,“民智未开”,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孙中山驳斥了康梁的学说,提出:在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一定会很快觉醒,“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但后来又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认为人民必须经过训政时期,才能学会民主政治,而后才能进入宪政时期,开始实行民主政治。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又提出:“最近主张开国民大会,……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蒋介石重新拣起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时期说,以军政、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愈益强烈地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民主政治,以为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又再度念起了“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咒语,以此顽固地抵抗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
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其有关著述中,对于顽固派的这种观点,一再给予严肃批判,并从实际出发,反复阐述了中国可以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譬如,1938年7月,他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有效。”(毛泽东1938年7月2日《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9年9月,他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虽然还没有做得彻底。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士绅和有为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1939年9月16日《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同年11月,他在国边区党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又从另一角度指出:“孙中山的三时期,军政训政宪政,民主是宪政时期。中国训政到民国二十八年还没有完,老百姓太顽固了,民主不能实行的,道理有没有呢?我们考察一下没有的。国民参政会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九日决定召集国民大会,历史上有没有呢?很古的时候是没有。[但]在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宣言中便取消了三时期,又取消了训政时期,提出了宪政,开国民大会。此外,还有没有根据呢?在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总理遗嘱也说到的,……遗嘱上讲: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曾有俗话讲,牛要死时叫的哀,人要死时讲话讲的深。孙中山先生死时讲话讲的深不深呢?他死时讲话是很深的。应不应该遵守?是应该遵守的。”(毛泽东1939年11《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这一切表明,在毛泽东看来,所谓“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因而,中国应当立即结束“训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同年12月1日,他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又具体地讲到:“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8页)
毋庸置疑,“现有物质条件限制”,是一个相当大的限制。因为如要向大众发表言论,就必须有场所、设备等物质条件;要出版书刊杂志,就必须具备相庆的经济条件和技术设备条件;要召集一个相当规模的集会,通常也需要有会堂、操场等相应的场所;而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里,这类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充分具备的。因此,在这种现实中,即使有政治、法律上的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也还是不能够充分地实现。所以,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也不是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是要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应立即实现民主政治。
如今,过去了65年,中国的物质条件已经空前提高,他所说的“物质条件限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按照毛泽东所讲的“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1949年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后,就完全“忘记”他1949年前所说的话了。
1945年9月27日,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个问题,作出合计约1500字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当天,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这个答问,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收有该文,标题是《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甘贝尔的第一问是: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毛泽东的答复是:“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第二问是: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毛泽东回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这里出现了贯穿全篇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民主”,随后反复出现,比如“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民主改革”、“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