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博士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经过：从9。18事变到芦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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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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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1.818181991577148px]东京博士 于 2013-9-19 17:40:2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size=1.25em]作者：在日华人林思云   

９·１８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为什么会发生９·１８事变 的历史背景，可以使我们以历史这一面镜子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一、二十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小史   

１９００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１９０１年 清政府与八国列强签订了停战条约后，其他列强都从中国撤了军，而俄国军队却 一直呆在东北不走。清政府多次向俄国抗议，也全无结果。
１９０４年，日本向 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俄国立即从中国东北撤军，否则日本就要向俄国开战。

俄国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后，爆发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管日本 参战的动机如何，日俄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是有益的。如果日本不出兵或日本战败， 中国的东北被划入俄国版图是非常可能的。   

日本战胜俄国后，俄国把以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在关东州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 包括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和东清铁路（亦称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关东州是俄国 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称呼，沙皇曾设想以长城作为中俄之间的国界。

当时清政府曾 对此进行过强烈抗议，因为关东州在字面上意味着长城以北包括内外蒙古的广大 地区，中国自己也从未使用过关东州的名称。但中国的抗议并未产生效果，日本 也继承了俄国的称呼将东北称为关东州，并将在关东州的驻军称为关东军。   

１８９５年的甲午战争后到１９１５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止的２０ 年时间里，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 生，而日本也积极帮助中国的变法和革命。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 等改良派逃入日本领事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日本。孙中山等革命派受日本 人的恩惠更多。孙中山前后在日本住了十几年，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都是在日本 成立的，此外孙中山还接收了日本政界和民间的很多资助。如果孙中山作了中华 民国的总统，很可能建立一个亲日的政府。   

不过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却是排日的，袁世凯排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支持他的政敌孙中山。日本人也很不喜欢袁世凯，后来袁世凯称帝时日 本曾带头反对，破灭了袁世凯作皇帝美梦。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１９１３年７月 起兵讨袁，发起了“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对孙中山进行了资金和武 器的支援，但没有直接出兵干涉。讨袁失败后，１９１３年８月孙中山再次流亡 日本，当时孙中山曾向日本政府提议，由日本出兵帮助他打倒袁世凯，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根据“日英同盟”的协议，在英国对德国宣战３６小时后，也向德国宣战。１９１４年１１月日本攻占 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   

日本攻占青岛后，袁世凯政府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８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１９１５年１月７日，袁世凯再次向日本政府提 出撤军的要求，这时日本人不但不谈撤军一事，反而向袁世凯抛出了极为强硬的 反要求，即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最主要条款是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权的延长。根据清 政府和俄国签订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到１９２３年为止。日本继承了俄国的租借权后，租借期也理所当然是到１９２３年为止。在此以前日本曾向袁世 凯政府交涉过租借期延长之事，但被袁世凯拒绝。这次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极 为苛刻的二十一条，也有要逼迫袁世凯下台的意思。

二条，袁世凯没有想到日本 人开出如此苛刻的最后通牒。为了保住总统的宝座，袁世凯于１９１５年５月９ 日，在日本的最后通牒到期前，屈辱地接收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六条（日本后来撤 回了五条），同意将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延长到１９９７年，南满铁路的租借权延长到２００２年。   

二十一条使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当时在 日本的数万中国留学生中有半数愤而回国。但反袁的孙中山仍然留在日本，以至 于当时很多人骂孙中山为“汉奸”，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公开作证”说是孙中山 建议日本人对中国提出强硬苛刻的二十一条，试图以此来推翻袁世凯政府。不过 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死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在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中，日本也没有直接介入。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１９１９年的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向日本提出归还前德国在山东殖民地的要求。但在该会议上，除了 意大利以外的欧美列强都同意日本继承前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和特殊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提供２０００万日元的铁道修建援助金。

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８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交换文书上签署“欣然同意”。    但北京政府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引发了“五四”运动。

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９日，北京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罢免３名被指责为卖国贼的高官，同时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正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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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运动后的中日关系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损失，使欧美各国的社会构造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要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抬头。当时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块还没有变成列强殖民地的土地，人们担心列强在角逐中国时，会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此背景下，１９２１年８月，美国邀请英、法、日、意以及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九国条约规定各国要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对于中国来说，九国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它客观上限制了列强继续在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活动，对中国的领土完整起到不小的作用。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由于违反了九国条约，被列强们所孤立，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同意进行大规模裁军，并对中国作出了不少让步， 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并将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归还中国。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２２年２月４日，中国和日本在青岛正式返还中国的条约上签字。不过日本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青岛返还中国后作为开放港口对外开放。日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外交，却引来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当时的原敬内阁政府软弱、卖国。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２２年，日本政府又取消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中对日赔款的剩余部分（约占总赔款额的７０％）。此后中日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日间的经济来 往也迅速扩大。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在上海的日本人开设的纺织厂中劳动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在上海的租界发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待遇。工人的游行示威遭到了英国警察的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工人几十人。而事后日本的工厂主却对中国工人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size=15.199999809265137px]英国警察的暴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英、抵制英货的“五卅运动”，使英国受到了相当的损失。１９２０年代初，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商 品中英国占有４０％以上的份额。１９２５年的反英运动使英国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猛跌至３０％以下，而日本货却乘虚直入。１９２６年以后日货在中国市 场的份额超过了英货，日本成为当时中国的最大贸易国。   

[size=15.199999809265137px]总而言之，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 一条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而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９·１８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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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９·１８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２１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裁军。１９２１年日本的军费为７亿３０００万日元，１９３０年则裁减到５亿日元以下，裁减额 达４０％。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size=15.199999809265137px]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最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 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发酵的军人们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２７年开始，国民党 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 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   

[size=15.199999809265137px]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很清楚，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 迫使若榇内阁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倒台。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１９２７年日本以保 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２８年张作霖 的军队被北伐军击败，６月３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阴谋爆 炸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 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计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惜道：“孺子不知父母心 啊”。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张作霖谋杀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 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严惩肇事者的许诺，只好向天皇汇报说： “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 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    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 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仅对河本大佐实行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这也播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size=15.199999809265137px]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 的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１９２９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１９２９年就爆发了。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３０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 ９３１年５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了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在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进行烧、杀、抢等暴行，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３１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９. １８事变。１９３１ 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了沈阳。９. １８事变发 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９. １８事变就会夭折。但不幸的是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成为可能。关东军挑起９. １８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 抗政策，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９月２１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计划，因为这样露骨地违反日本和九大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９月２５日在“国际联盟” 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２）日本的军事行动是 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３）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１０月１８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若榇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１２月２０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 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后，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 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当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犬养首相被杀后，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 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 正式承认“满洲国”，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７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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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９·１８事变的思考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 而日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 国人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 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 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９·１８ 事变的发生是毫不意外的。   

[size=15.199999809265137px]一些人认为９·１８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９ ·１８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 的全面战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在９·１８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９·１ ８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９·１８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 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的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 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 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 “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size=15.199999809265137px]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９·１８事变是中国 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９·１８事变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 都与当时日本国内迷漫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９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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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应

作者：林思云

一、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后，开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级参谋一起，策划在东北搞军事事变。石原最初设想招募相当数量的日本人，穿上张学良军的军服，对在奉天（今沈阳）的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进行袭击， 来挑发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后来考虑到这样做牵扯到的人数太多容易泄密，遂改为极少数人进行的铁路爆破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从旅顺的关东军本部前来奉天阅兵，届时要进行夜间军事演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９月１８日晚关东 军在奉天附近进行夜间演习，密谋者们趁演习之际，在满洲铁路奉天车站附近的 柳条湖进行了爆破。演习的日军听到爆炸声后，密谋者之一的川岛中队长立即下令停止演习，开始向驻扎在奉天的张学良军队发起进攻。   

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领事，在得知日军进攻奉天后，急忙找日军负责人板桓参谋询问为什么要攻击奉天的张学良军以及是谁下的进攻命令。板桓回答说： 因为张学良军队爆破铁路，所以关东军进行反击。由于时间紧迫，他自己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了进攻命令。森岛领事请关东军克制，试图说服板桓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事端。这时旁边的一名关东军军官拔出军刀喝道：“你这个国贼，想干什 么？”森岛只好退出。   

关东军本庄司令官９月１８日夜回到旅顺后，接到板桓参谋打来的电报，说狂暴的中国军队突然爆炸铁路，并对日本军队进行袭击。由于本庄司令并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阴谋，对板桓的电报迷惑不解。但经过石原的热心说服后，同意下令向张学良军队进攻。   

９·１８事变时，张学良拥兵１０万驻扎在北平。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９。１８事变后，经过和军事顾问们的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最为忧虑的是，如果东北军和日军交战，东北军的败北是毫无疑问的。一旦东北军败北，日军就会占领整个东北，张学良将丧失他在东北的根据地。失去了东北的地盘，张学良也就失去了支撑军队的经济来源，东北军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独立存在的资格。因此以不抵抗来避免事态的扩大，力保自己在东北的地盘，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另外９·１８事变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蒋得知９·１８事变后，急忙于９月２１日由江西前线返回南京。对于蒋介石来说， 当时正全力剿灭心腹之患的共产党，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的扩大，因此蒋介石也完全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人评价说张学良是由于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这不完全正确。尽管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但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如果真想积极抵抗的话，蒋介石并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对关东军悍然发动９·１８事变，也十分吃惊。当时的若榇首相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９·１８事变的经历。    “（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这就是满洲事变的第一声。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可是关东军并没有停止进军。陆军大臣再次责令停止进军，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   

“在事变发生时，在满洲的部队仅有１个师团（约１万４千人）。关东军向朝鲜军（日本在殖民地朝鲜的驻军）请求增援，朝鲜军林司令官当即派出２个师团的部队进入满洲增援。本来向外国派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要经过天皇和内阁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却不经过这项手续就独断派出了军队。”   

“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对关东军对中国领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于对中 国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们，比关东军的狂热军官们看得更远一些，认为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从日本的整体利益上来看，是弊大于利。首先日本是一个在粮食、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外国的对外依赖型国家，这样的国家最怕在国际上被孤立。而关东军的露骨侵略明显违反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这样下去日本势必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阻害作用。

其次当时中国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必然使日本失去这个巨大市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未必有利。９·１８事变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额由原来的每月２５００万日元骤降为每月４００万日元。   

由于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进行抵抗，关东军几十天之内就占领了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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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政府的苦恼

[size=15.199999809265137px]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了是“战”还是“和”的苦恼。此时蒋介石采取了“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蒋介石认为：当前中国的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忍辱负重”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够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说法： “当之国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战，必遭亡国之祸，故忍辱而避战。”   

[size=15.199999809265137px]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却有强大的反对派。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９。１ ８事变后，针对蒋介石剿共优先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广州政府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给蒋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当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是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积极抗战。９·１８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学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学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 学生们还派出了请愿团前往南京。９月２８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方针”。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９月３０日辞职。   

[size=15.199999809265137px]中国学生发起爱国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学生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 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２０年代中期，曾有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 ；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 全部淹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舆论之下。   

[size=15.199999809265137px]中国政府于９月２１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 中国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裁决。日本当时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币原外交大臣，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日本代表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但也同意立即进行撤军。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９月３０日，国联理事会达成中日两国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说：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２、在满洲日军的出动仅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３、日军将立即开始撤退。

[size=15.199999809265137px]中国政府表态说：中国将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如果关东军能够遵守国联的决议案，９·１８事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是 关东军却有更大的阴谋，这就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以及关东军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在满洲建立一个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这个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最合适候选人自然是清朝的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   

[size=15.199999809265137px]若榇首相察觉关东军的一夥少壮派准备在满洲搞独立国家时深感忧虑。９月２６日，若榇首相通过南陆军大臣向关东军司令发出电报，电报说：“本国人如果参与在满洲树立新政权的活动，将使帝国的立场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关重大，严格禁止一切本国人对此事的参与。”然而，收电报的军官居然将如此重要的电报私藏起来不给本庄司令官看，可见关东军的少壮派们气焰之嚣张。

[size=15.199999809265137px]此外，币原外务大臣还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溥仪在满洲建 国是一个政治阴谋，请溥仪自重，不要轻率地投入这个阴谋的旋涡中。但溥仪复 辟心切，还是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１９３１年１１ 月又向东北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在此情况下，一度有所缓和的学生运动再次勃发。

[size=15.199999809265137px]１２月上旬，全国各地的１万多名学生来到南京，抗议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１５日， 学生们冲击了中央党部，蔡元培等人负伤。１７日学生又冲击了中央日报社，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１２月１８日政府开始镇压学生，学生领袖拘捕，外地学生被强行遣出南京。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对学生的镇压，引起了社会各层的强烈反蒋运动。在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下野，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再次统一。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广州派的人为主，孙科（孙中山长子）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一改过去对日避战的方针，宣布准备积 极抗战。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 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 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size=15.199999809265137px]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个考验又落到孙科政府头上，这就是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发生的上海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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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事变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１月１８日，在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 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板桓参谋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

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

在此情况下，上海总领事村井１月２１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强硬要求：
１、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
２、逮捕和处罚作案者；
３、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
４、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村井总领事声称如果中国不接受上述条件，日本就要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   

吴市长当时表示可以考虑前三项要求，但第四项要求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后才能决定。由于上海是国际都市，英美法等国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封锁上海必然给英美法等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所以欧美诸国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孙科政府放弃激进的外交政策。在此情况下，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 重大事件，请求蒋介石和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１月２８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出任军事委员负责军事领导。   

１月２５日，村井总领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进行督促，并开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１月２８日下午６点以前作出回答，否则日本就要对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戒严。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请示后，１月２７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３项要求，第４项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但没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条件为由，决定在１月２８日夜开始戒严。   

当时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国各有数千人的驻军，日本也驻有数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担的警备地区是虹口地区，与驻扎在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隔街相对。由于越过虹口进入闸北的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国划分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区，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线以外的道路，成为后来中日两军开战的前线。十九路军约３万余人，以德国装备为主，战斗力较强。１月２５日开始，十九路军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附近用沙袋、 铁丝网等建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日军一战。   

共同租界的欧美列国由于惧怕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及到上海，也对日本的立场表示“同情”，１月２８日共同租界的国际参议会同意对共同租界实行戒严。 １月２８日晚，日军戒严部队强行进入闸北区，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地与十九路军发生了战斗。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日海军陆战队在遭受重创后，无力继续战斗，紧急请求国内派陆军部队增援。

２月中旬， 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陆续上陆。日军得到增援后，向十九路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２月２０日以前，向后撤退２０公里，但十九路军没有接受日方的最后通牒。于是日军在２月２０日发动总攻，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人数达１４０００多人，但十九路军并没有得到其它部队的增援。日军在上海事变中也遭到重创，伤亡人数达３１００人，而９。１８事变后占领整个东北时，日军的伤亡仅为１２００人，可见中国军队的全力抵抗与不抵抗的区别。   

３月３日，十九路军和日军脱离接触，日军占领了当初要求的２０公里纵深地区后，宣布作战胜利。３月６日，十九路军的将领接受国联的请求，宣布停战。 １９３２年４月３０日，国联通过关于上海事变的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到１月２８日以前的防线，同时要求中国不再在浦东地区部署军队。中日两国接受了国联的决议，第一次上海事变结束。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在撤退前举行了庆贺仪式，在仪式中朝鲜独立党的爱国者投掷了炸弹，白川司令炸死，村井总领事重伤。   

上海事变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另一方面又解释说政府接受停战是由于担心共产党势力的崛起。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又向日本宣战，在军事和社会舆论上都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上海事变解决后，解决东北问题又成为国民政府的焦点。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趁上海事变之乱，在关东军的策划下，面积１２０万平方公里、人口３４００万的“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本来关东军准备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满洲共和国”，但由于溥仪坚决要当 皇帝，则改为帝制的“满洲帝国”。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坚决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 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 制。

上海事变的解决，和犬养首相对事件不扩大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 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 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 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９·１８事变以前的状况。 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 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日本从此走上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军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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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反思

９·１８事变中，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私家军”体制。不管张学良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其它军阀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对于私家军来说，他们的 第一目的并不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卫他们军队司令的个人利 益和个人的安全。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私家军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自己而不是国家，都希望别人出头和敌人拼死一战，最后自己坐享胜利果实。   

中国在９·１８事变中，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表面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责任，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的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要抗日救国，实际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让张学良军和日军拼死一战，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孙科政府请各路将军援助张学良时，竞没有一人考虑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北前线和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愤而撤军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海事变时，大家都一致称赞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实际上却没有一支 队前往增援十九路军。从言行一致的为人品德来看，那些口头高喊抗日实际上按兵不动的“爱国者”，还不如蒋介石诚实地说出不抵抗的“卖国者”。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军，建立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否则各路私家军都打保存自己实力的小算盘，无法进行有效的抗日。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理论并非没有道理。

１９４５年初，美军正和日军在海上苦战，作为盟国的中国军队本应该配合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可是中国军队却在一旁隔海观战。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完全有可能出兵东北收回失地，根本没必要等苏联人来解放东北。可是各路军阀都想着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实，不要说反攻收回失地，就连一个反攻收回失地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制订过。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９·１８事变中，一夥年轻军官们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发动对外侵略，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东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 中国军队保卫祖国是正义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非正义侵略者的内心世界， 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一些。   

私家军体制是中国军事体制上的一颗毒瘤，是中国无力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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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夜

作者：在日华人林思云

一、塘沽停战协定和华北自治

1932年1月，试图实行“积极抗战”方针的孙科政府失败下台后，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政府成立。“积极抗战”的政策无人响应，“不抵抗”政策又被民众所反对。

于是蒋汪联合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按汪精卫的话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蒋汪联合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悬案。

蒋介石委托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当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停战的问题，1933年5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

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塘沽协定由于得到了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要人的承认，蒋介石的责任并没有表面化。但塘沽协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不少人认为黄郛是主要责任者，有人还向黄郛居住的院内扔投炸弹。虽然塘沽停战协定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1927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
察哈尔省：宋哲元，
绥远省：傅作义，
河北省：商震；
山东省：韩复榘，
山西省：阎锡山。

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对于军阀们来说，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来源于手中私家军队。而要养活一支私家军队就必须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

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

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但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的反对，8月汪精卫提出辞职，但被国民党中央慰留。11月1日汪精卫遇刺重伤后，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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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介石对日立场的改变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2·26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狂热的军人所控制。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也深感忧虑，认为事态发展下去必然超越中国退让的底线，中日间的战争必至。

1936年6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1936年7月的国民党5届2中全会，是国民党对日方针的转折点。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此后南京政府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日本2·26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5届2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12月3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塘沽停战协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原是张学良的地盘，塘沽协定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以下野和出国外游的方式表示抗议，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

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按蒋介石的话，这叫做“君子之约”，“言必信，行必果”。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蒋基本承诺了他的“君子之约”。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10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的请愿，1937年 1月4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但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信心大增。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的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

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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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芦沟桥事变

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5届3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榘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1900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8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1937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二十九军的将士对天津军的抵触和敌对意识较强。

为了缓和与二十九军的关系，1937年4月天津军司令邀请以张自忠为团长的二十九军干部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在日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这并没有改变二十九军和天津军的紧张关系。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应该说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原二十九军副将秦纯德在国际法庭上提出的起诉材料“七·七事变纪实”中，也回避了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的问题。

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1937年7月7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打完仗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是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在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表示了坚决抗战的态度。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中国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的战略和决心。

共产党

客观的回顾，值得一读啊！

满河星

这篇文章是非常客观,很值一读.但不知酒兄弟读出了什么结果?千读万读总不能读出侵略中国不是日本政府所为吧?支援十九路军,蒋手中也有部队,为什么他不能带个头呢?那时侯共产党的部队实力远不如文中所提的几大军阀,为什么蒋要急着在国难当头时非要"安"这个 "内"呢?山本五十六也知道跟美国开战没好果子,当初的日本如果不把眼光放在亚洲,只放在中国,那中日两国的历史就会改写. 好的战略家都是深谋远虑,造势布局,水到渠成.好好的一个家,被八九个贼(日本和八国联军)明目张胆抢劫分赃,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这就是以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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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回顾，值得一读啊！
酒中仙 发表于 2014-1-4 09:36

酒兄辛苦，
新年好！

宇宙洪荒

老酒受累了！
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