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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土法炼钢不也是在断腕求发展吗?现在的人们都在嘲笑、鄙视那场“大跃进”,似乎觉得那时的人们没知识,殊不知当年的中国不乏海外归国的学者,不乏苏联来的经济专家。那年代创造的成绩都被之后给完全否定了,这其实也不客观和公正。——紫黄:《身处海外,纪念毛泽东》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由此拉开序幕的。“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完成各种各样的高指标。当年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做了严厉批评,认为搞建设就是要那么冒一点,就是要克服那种右倾保守思想,致使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后一次总动员。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工作报告。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所规定的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又多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十分理想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它是在对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形势做了过高过好估计的情况下提出的,过度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贪多求快实际上压倒了“好”和“省”,并成了“大跃进”的主要特征。
进入6月之后,“大跃进”如火如荼般地开展起来,而各种好消息也不断地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6月16日,负责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用不了3年时间即可赶上和超过英国,原来需要15年才能实现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
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只过了半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时间便由15年改为2年。
几天后,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又告诉毛泽东:华东4省1市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500亿斤,人均达到了1000斤,原来计划四五年时间才能实现的指标1年就达到了,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在5000亿斤以上。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1958年8月,在全国一片“大跃进”的炽热浪潮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那年月,人们是将钢产量的多少,同工业化水平的高低等同起来的。自从制定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之后,钢产量是否能超过英国,就成为短期赶超的最主要内容。1958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全年的钢铁生产将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但直到北戴河会议召开时,还只完成了450万吨。也就是说,在剩下的4个月时间里,却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这显然是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进行生产所无法完成的。
既然正规钢铁企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就想起了老办法——发动群众。因此,北戴河会议不但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全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而且明确提出要来一个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北戴河会议后,各地大搞“小(小转炉、小土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兴建了难以数计的小土高炉。炼钢铁需要铁矿、煤等原料,也需要交通运输,于是在地质、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大搞“小、土、群”,出现了全民找矿、全民办小煤窑、全民办交通运输等一系列的“大办”。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土高炉”的方针,全国一时间办起了10万多个小煤窑。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又猛增到9000多万人。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1倍挂零。4个月前,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要在今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号召,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现在已经胜利地提前、超额完成了。”
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首先,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高等学校的校园里、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里,甚至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尤其严重的是,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在秋收大忙季节,丢下已经成熟的农作物不管,参与炼钢炼铁,大量的粮食未能及时收回而烂在地里。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当年约有10%的粮食在地里没有收回。1958年的确风调雨顺,庄稼长势不错,本是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年景,但是,丰产并不丰收,成为1959年粮食紧张的重要根源。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其次,全民大炼钢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1073万吨钢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他的是根本不能用的钢坨、坨铁疙瘩,而国家却为这些土钢土铁付出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生铁的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铁厂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而土高炉每吨铁的成本,多在250~300元之间,高者达460多元。为了鼓励群众性的炼钢炼铁,国家规定“小、土、群”生产的生铁调拨价为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结果国家为这些无用的铁疙瘩补贴了40亿元,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4还多,是真正的得不偿失。来源:《现代阅读 》 栏目:陈景往事 2008年 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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