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菜谱"八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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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龙先生披露的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是全的吗？
“龙文”披露了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的菜谱：大菜为“萝卜丝鲫鱼、长征鸡、烧豆角、炒大白菜”，小菜为“炒腌菜、炒腊肉”，主食、面食为“米饭、寿桃、寿面”。
这是保存毛泽东菜谱的韶山纪念馆以往尚未公布的资料。但鉴于龙先生在1961年9月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菜谱和１９６２年生日餐菜谱上两次弄虚作假，笔者已失去对其学术品德上的信任。从情理上看，比照毛泽东其后几次生日餐的菜谱，“龙文”披露了这个菜谱也未免过于“寒酸”。
现将毛泽东随后几年的生日餐菜谱录之如下：
1959年毛泽东生日餐
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白、油爆肉、鸡油冬瓜球、炒生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毛泽东遗物事典?平淡无奇的生日餐》）
1961年毛泽东生日餐 4席
小吃：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
冷盘：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
热菜：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
主食：煎年糕、寿糕、面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
1965年生日餐
红寽烧冬笋、卤猪肝、油焖鸡、百荷、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王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素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王瓜炒小虾、澲菜等20道（《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
1958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毛泽东春风得意之机，“大跃进”、“放卫星”令他意气昂扬，甚至与农民讨论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但“龙文”披露的当年毛泽东生日餐却只上了4道菜、两道小菜，连日常的“四菜一汤”标准都没达到，这中间删掉了什么？1961年年底，北京市居民的肉类供应已停止半年之久，毛泽东的生日餐尚且鸡、鸭、鱼、肉、海鲜、腊肉、火腿齐全，为什么偏偏在1958年的生日餐上如此俭省？笔者有理由怀疑龙先生删除了1958年生日餐的一些菜品，尤其是猪肉类菜品。请龙先生拿出学术良心来，公布真实、齐全的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
　　七问：中南海的小鱼小虾能随便捞的吗？
“龙文”说：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几个小箱子，里面放一些饭粒，丢进中南海里，第二天取箱子时就能捞上一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
笔者当然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的小虾,还知道玉泉山农场的职工也会在毛家管理员吴连登的要求下在稻田里捕虾。但中南海的鱼虾是什么人都能捞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据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中南海里的鱼一般是不允许钓的，有一阵子为了强调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在海边插了一些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但领导人偶尔为之的消遣，并不禁止。有一次，吴继光在海边玩，看见陈毅来钓鱼。陈毅走到海边，发现了一块写有“禁止钓鱼”的牌子，他自言自语：“禁止钓鱼，这就是说我不能钓鱼了？”旁边的人解释说：“别的人不能钓，您钓是可以的。”站在不远的吴继光听见陈毅闻此发了脾气：“不允许别人钓，那我怎么能钓呢！如果允许我钓，那别人也能钓！”于是，他把牌子拔了出来，扔到一边去了(《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中央领导人正在上中学的子女也吃不饱，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就为了身体好，去晒太阳，吃“太阳蛋白”。他们不知道去中南海里摸虾捕鱼，补充营养吗？而且这正是中学时代孩子们的特长和爱好。如果这期间开放中南海，允许所有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的子女都去捞小鱼小虾为自己补充营养，能被允许么？
答案是——中南海只允许毛家“小灶”的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人就算了吧。
八问：毛泽东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是哪里“自产”的？
“龙文”说：毛泽东喜欢种菜，从6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他都喜欢叫大家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他自己有时间也浇浇水。种的蔬菜有大白菜、萝卜、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苦瓜、大冬瓜，等等。凡是能种的、常吃的蔬菜都种，有的地方还种上果树。吴连登回忆：“开始的时候，院子里好多地方都种了花，主席就叫我们给刨掉了，因为他讲了：‘种那么多的花没有用，浪费肥料。种花不如种菜好！’种好的菜弄给他吃，他通常吃过后都很高兴。”1967年3月22日的《毛泽东食用蔬菜和副食品的记载》中，就写明他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产，一种是本市及外地购买。从这份登记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当时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总共五大类：蔬菜类、豆制品、奶制品、家禽类、猪肉类、水产类。每一类还分很多种，真是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需要采购的部分就很少了，主要是本地不能生产的蔬菜、粮食、水果、海味干货等，数量很少。
这段文字又一次暴露出作者不讲真话、实话的学术劣根性。
毛泽东让人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只能满足其食用蔬菜的很少一部分。“龙文”说“1967年3月22日的《毛泽东食用蔬菜和副食品的记载》中，就写明他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产，一种是本市及外地购买。从这份登记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当时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总共五大类：蔬菜类、豆制品、奶制品、家禽类、猪肉类、水产类。每一类还分很多种，真是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需要采购的部分就很少了，主要是本地不能生产的蔬菜、粮食、水果、海味干货等，数量很少。”那么，这些“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都来自中南海吗，有谁看到中南海里养过奶牛、鸡鸭和猪，毛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让笔者来告诉读者们吧，“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的不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菜园子，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这三个特供基地。有关被龙先生有意隐瞒的这些特供农场的情况，笔者曾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一文中有所描述，现在当一回自己的“文抄公”，录之如下：
中国领导人的特供体制形成于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苏联领导人食品安检体制，请了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专家进入中南海从事检测技术工作，由此带来对食品供应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设，食品供应体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体制。据1950年年底进入中南海，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周尚珏回忆，当时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把苏联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炸弹。”“另外，苏联专家也比较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对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包括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保持食品卫生等等。”（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93页）
应当说，苏联专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设香山食品基地时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对这种规范化模式食品基地一无所知。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说：“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标准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拥有近600亩土地的香山农场。根据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是：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整个农场拥有职工40余人，中央办公厅就制定了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20天的规定，要求特别是青年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该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领导人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其后，除稻田和人员外，香山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留下来的人员组建了“玉泉山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开垦山坡荒地栽种果树。果品到了收摘季节，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代替香山农场供应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农场。该农场拥有土地1353亩，主要种植绿色水稻、青菜及饲养猪、鸡等禽类，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誉京城。产品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有一部名叫《岁月如歌》的书，曾描写了一位叫郭黑儿的第31中队警卫战士从六所换防到巨山农场劳动，说该农场主要生产桃、梨、苹果和葡萄，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奶牛场。农场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使郭黑儿大开了眼界，而且增长了不少的园林知识。光是桃子、苹果，就有不少品种。什么蟠桃、黄金、水蜜桃什么国光、青香蕉、黄香蕉等等。在这里，郭黑儿既饱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种水果好吃，他们就专门吃哪种。当兵的人吃东西也不讲究那么多，把水果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顿饱餐。郭黑儿最喜欢吃那种足有一斤多一个的黄金桃，这种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时令水果的尾声，才收这种水果。这种黄金桃全部上了纸袋，没有任何虫子光顾。吃到嘴里，那可是爽呆了”（见该书第三十节《印象八大处》）。
中南海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特设的供应站来分配。“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标题为《陈伯达之子忆50年代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生活》）。
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的建设及其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食品供应方面的几个第一：
其一，开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做到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当时领导人家中的厨师甚至坚持不做来自普通市场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说：“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根本无人知晓。
其二，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果。由于玉泉山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其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回忆说：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兴。张宝昌说：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云初《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为毛泽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还包括他最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特意将马齿苋列为“重点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0页）。
其三，开始动用特供基地的力量专门为毛泽东饮食服务，毛家生活管理员可以直接指挥基地工作人员。吴连登说过，有一次毛泽东觉得脚痒，怕是得了脚气，就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吃精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我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时间已经很短了，我赶紧给玉泉山农场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了。这样，当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饭。主席吃了很高兴，此后我们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儿：他们经常在中南海的湖里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如果不够吃，他就会让玉泉山农场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36页）。这些都不是玉泉山农场生产计划的内容，只是吴连登临时提出的服务要求。
毛泽东的食品特供基地不仅限于上述3个北京农场。1980年代，《税务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空运活鱼。现在长沙东方红渔场的名字已很难检索，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的一段话却可以从侧面印证此事。程说，他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毛泽东的特供也可以通过军队渠道实现。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卫战士一粒一粒挑过的，但厨师在做饭时还要再挑一次。毛泽东喜欢吃野味，警卫部队就到处去给他打野味。吴法宪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北逃，周宇驰等人乘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正当周恩来等人紧张之际，毛泽东的警卫部队要求进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6页）。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当年毛泽东喜欢吃麦片，他派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澳大利亚生产的麦片，用情报部的船拉回来，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没尝过一口，也不知道怎么吃。此外，毛泽东到武汉，上庐山，当地有关部门也都组织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在本文最后，笔者想诚恳地劝龙先生几句：塑造好形象，赞扬“伟光正”，是你们的工作，笔者可以理解。但总要有个底线：不能弄虚作假、言善隐恶、以偏盖全，尤其是不能将其作为神一样无限“上纲上线”去歌颂。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个普普通通、充满七情六欲的人。